王志琴

吴良镛曾说，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

儒雅、待人和善、谦抑，毫不摆架子，这是接触过吴良镛院士的人对他的评价。

吴良镛，1922年5月，出生于南京。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1948年留学美国。1950年冲破阻挠回国。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致力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的教学、科学研究与实践工作。

他说，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

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曾经说过：“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然而，吴良镛却始终谦虚地表示：“我的作品不多，都是大家一起做的。每个作品都倾注了大量心血，我问心无愧了。”

与清华结缘

1940年，吴良镛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前夕，他写了一篇论文《释“阙”》，刊登在班办的刊物上，引起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的关注。1945年初夏，吴良镛见到了梁思成。“先生原望我充当其古建筑研究之助手，当我陈述自己对城市研究的志向后，不期深得先生赞赏，从此更坚定我终生致力的目标。”吴良镛在自述集中回忆道。

1946年，吴良镛受梁思成之邀来到清华，协助筹办清華大学建筑系。据吴良镛回忆，1945年10月，梁先生“来了一封信，他就说我准备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你是不是有空来看我一下。”见面后，“他说你要愿意，你到清华大学来当助教。这个对我一生有决定意义。”就这样，1946年初吴良镛在重庆收到清华寄来的聘书，于当年8月第一次走进清华园。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就与清华正式联在了一起。

建系之初，梁思成赴美讲学，吴良镛和林徽因成为系里最初的两名教员。1948年夏天，梁思成推荐吴良镛到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深造。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给吴良镛寄去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对祖国重获新生的喜悦之情，希望他赶紧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百废待兴”，这4个字让吴良镛迅速作出明确的抉择。1950年年底，吴良镛冲破重重阻挠，绕道归来，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和教育事业。

在梁思成的影响与感染下，吴良镛迅速成长为新中国建筑教育和建筑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1959年，吴良镛倡导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在此前后，他还曾主持全国建筑学会议、制定共同教学计划，参与领导全国建筑学专业通用教材的建设，并主持《城乡规划》教学用书的编写。

吴良镛作为我国建筑学专业的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培养了我国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的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在数十年的教育实践中，吴良镛培养出一批批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园林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引领学科发展，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国际先进地位。

1984年，62岁的吴良镛正式卸去行政职务，初创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开始“进军科学”的探索。半个房间，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仅2万元研究经费，吴良镛与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和几个硕士生全力展开了科研。他常常凌晨3点起床工作，“鏖战”两三个小时之后，稍事休息便准时上班。每天清晨和傍晚，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推着一辆盛满图书和资料的小推车在上下班路上走过校园，成为清华大学的一道风景。

改造菊儿胡同

菊儿胡同，一个诗意的名字。它位于北京东城区西北部，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南邻后圆恩寺胡同，北与寿比胡同相通。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菊儿胡同的环境与诗意几乎扯不上半点关系。以41号院为例。41号院原本是一座寺庙衍生出的大杂院，也是菊儿胡同最破的地方。当时，这个院子里住了44户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平方米，私建的杂乱小屋挤挤挨挨，共用一个水龙头、一条下水道和街道公厕，雨天家家漏水，整条胡同一片汪洋。危房、积水、漏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住在这里的居民。

20世纪80年代，北京开始展开危旧房改造项目。像菊儿胡同这样的地方，同时又属于古都风貌的保护范围。由于许多改造方案与旧城风貌保护相冲突，菊儿胡同的改造一直停滞在规划层面。“项目不大、费用不高，牵涉面却不少”，很多设计单位都不愿碰这类项目。1987年，北京市房改办找到吴良镛，请他“改造”这片破败院落，吴良镛欣然“领命”。

“衣服破了一定要扔掉吗？是不是可以想想办法，例如打个漂亮点的补丁，或者绣上图案。”吴良镛一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在改建前，吴良镛走街串巷，认真了解居民的需求，力求在保持胡同原特色的同时融入中国现代城市体系。胡同里的人都认识了他，积极向他反映问题。据吴良镛的助手左川回忆，菊儿胡同方案审批时费尽周折，前后审查了7次之多。但吴良镛不厌其烦、反复修改。到了施工图阶段，光图纸就出了95张。

在改造的过程中，吴良镛提出了居住区的“有机更新”与“新四合院”的设计方案。按照这样的思路，他们将传统四合院与楼房单元的居住形制相结合;在建筑设计上，增加了厨房、卫生间等现代设施;在建筑形式上，借鉴南方建筑的色调，并与北京旧城的肌理结合，保持了城市风格的统一。

改造后，原本的院子里保存了几株百年大树，一进套一进的小院子，既维持了原有的“胡同-院落”体系，又兼收了单元楼和四合院的特点。低矮的平房改造为二层或三层的小楼，白墙黛瓦，错落有致，室内现代化的卫生间、厨房一应俱全，增高后的建筑又与周围的老房子浑然一体，充满了古都神韵。

菊儿胡同实验的成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和赞许。1992年，吴良镛因“北京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试点工程”获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章，1993年又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改造完成后，吴良镛发展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菊儿胡同既是其在规划实践上的巅峰之作，又是他学术道路上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

探索明日之人居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海德格尔的理想，亦是吴良镛对人居理想的愿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影响最广的城镇化，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的理论适用于中国。吴良镛建立了人居环境科学，填补了中国城镇化建设基础理论的空白，为中国城乡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吴良镛就开始了广义建筑学的思考，并于1989年出版专著《广义建筑学》，着眼点从单纯的“建筑”概念转向“聚居”，“从单纯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会，从单纯物质构成拓展到社会构成”，大大拓展了建筑学的视野。这部15万字的著作，引起建筑界广泛关注，被推荐为“一本建筑师的必读书”。但是，他的学术探索并未停止在“广义建筑学”，而是跳出学科范围的局限，从学科群的角度整体探讨。

1993年，应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师昌绪院士邀请，吴良镛在学部作学术报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人居环境科学以人居环境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聚落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规律，并提出了以城市规划、建筑与风景园林为核心，整合工程、社会、地理、生态等相关学科的科学发展模式。

两年之后，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成立，人居环境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此时，吴良镛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广泛地思考人居环境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国际国内学术界持续保持着关注，随着课题的实践、理论视野的逐步拓展，开始意识到一个学术团队的学术活动不能没有理论的支撑，零碎的体验和学习心得都不能简单地叠加为理论。”

随后，人居环境科学受到了国际建筑界的普遍认可，在1999年国际建筑师协会通过的《北京宪章》中得到充分体现。1999年6月23日，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一致通过了由吴良镛起草的《北京宪章》，该宪章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基础，提出“建设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北京宪章》以中、英、法、俄、意5种语言通过发表，是国际建协1948年成立以来唯一的宪章，国际建协前主席斯古塔斯（Vassilis Sgoutas）称其为“国际建协大会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篇章”。英国建筑评论家海伊特评价《北京宪章》是“引导未来发展的‘指路图”。这一宪章被公认为是指导21世纪建筑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也标志着吴良镛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被全球建筑师普遍接受和推崇，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2001年，吴良镛出版专著《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建立了以人居环境建设为核心的空间规划设计方法和实践模式，为实现有序空间和宜居环境的目标提供理论框架。吴良镛回忆，《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上篇原本是关于“人类聚居学”的一篇书序，写完后一发不可收，经不断扩写，就成了《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一书的主体。后来，又陆续出版《明日之人居》《中国人居史》等，“说明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基础相伴发展”。

吴良镛成功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开展区域城乡、建筑、园林等多尺度、多类型的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主持参与北京图书馆新馆设计、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中央美术学院校园规划设计、孔子研究院规划设计等多个重大工程项目。

儿子心中的榜样

京西首钢园区、大栅栏片区、北京坊、什刹海与南锣鼓巷、中信大厦“中国尊”……一个个标志性的建筑及区域近十年来逐渐成为城市新名片，而这些名片正是建筑师、规划师、城市学者吴晨见证和参与的。在他看来，建筑是城市文化的缩影和城市魅力的体现，城市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建筑所形成的内外空间。

除了建筑师这个身份外，吴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吴良镛之子。吴良镛为建筑事业倾注一切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吴晨，父子之间谈论的话题总是脱不开建筑领域。吴晨在英国求学期间，继承了父亲勤劳刻苦的精神，挑灯夜读是家常便饭。

熟悉吴晨的人都知道，他习惯将父亲吴良镛称为“吴先生”。吴晨说：“这样的称谓，尽量避免过分强调两人之间的父子关系，而更添一分同行之间的亲近感。”提及父亲对自己最大的影响，吴晨坦言：“吴先生教会了我努力和坚持。”

在吴晨儿时的印象中总有这样的一幕：夏天，吴先生坐在一把藤椅上，穿着汗衫，别人都在乘凉，他挥汗如雨地伏在桌前写文章、画图，抓紧每一分钟的时间刻苦用功。回忆起儿时见到的父亲工作场景，吴晨历历在目。

林徽因曾这样评价吴良镛：“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困境抗争中，表现出的少有的坚强。”这些珍贵的品格，慢慢渗入吴晨的血液。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吴晨学会了努力，学会了坚持。“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吴良镛孜孜不倦的事业，也是吴晨心里美好的向往。吴晨经常每天16小时高强度工作，创新性地把城市复兴理论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进行实践，多维度的理性思维、建筑学的浪漫情怀与不负使命的责任担当在他身上融合发散。

2016年，前门东区域部门片区完成更新，也正是在这一年，吴晨和团队为前门找回了“尘封”多年的东三里河。为了能再现水穿街巷，有关部门以及吴晨团队做了大量的事情。2016年，东城区启动前门三里河片区总体设计及绿化景观革新实施工程，先后拆除164处违建，疏解河流范围内480户住民，系统修复了前门区域的三里河水面……2017年，东三里河终于再现于世。

每一处恢复与还原，都有吴晨团队倾注的深意。

距此不远的北京坊，同样倾注了吴晨和团队的心血。总占地面积只有3.3万平方米，却汇聚了7位著名建筑师，前门北京坊集群式设计的理念就出自吴晨。“北京真的很美好。过去，它留下无数灿烂瑰丽的文化积淀;作为新中国首都，又给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以机遇和希望。”在吴晨看来，作为一名建筑师不应该只去追求和设计那些标志性的先锋建筑，而应该更加注重自己家乡的城市发展和复兴，让老城焕发活力。

對于吴晨的事业，吴良镛深感欣慰。“他比较努力，我在他30岁的时候就感觉到他是可以做出一些什么来的，看到他做得还好，也就放心了。”吴良镛表达克制，难掩内心喜乐。

在吴晨看来，城市设计所实现的，并不是简单的物质空间变化，更是置身其中每一个人的美好愿景;建筑设计、城市规划需要沉下心来长期积淀。“父亲不论烈日炎炎还是寒冷冬日，总是带着学生走街串巷，统计、画图。我从业也已30年，越发体会到这样的热情：对城市和家园的热爱，是建筑师永远的责任感。”如今，随着事业的深入，吴晨感到与父亲深层次的人生追求与建筑理念越来越契合。这种殊途同归的求索，是事业的接力，更是幸福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