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璐　郑敖天

查尔斯·李波

2021年12月21日，美国波士顿联邦法院。

经近3小时陪审团审议，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李波被判6项重罪成立，面临最高26年刑期和120万美元（约合764.7万元人民币）罚金。其罪名包括“向政府做出虚假陈述、提交虚假纳税申报表、未能提交披露其在中国有银行账户的报告”等。案件在美国国内与国际社会引起关注，不仅因为李波是国际顶尖学者，更因为此案是美国依据“中国行动计划”发起司法行动并最终定罪的第一案。

此案将“学术自由、司法公正、保护人权”等美式标榜尽数粉碎。2018年开始的“中国行动计划”，号称要对付“中国经济间谍”，实质却变为对学者（尤其是华裔学者）的迫害。美方兴师动众调查，最终多起案件虎头蛇尾，李波案也只能用“虚假陈述”之类的“口袋罪”来构陷。为科学奉献一生的李波已身患恶性滤泡性淋巴瘤，却要面对病死狱中的惨景，而更多遭受迫害的学者即便没有坐牢，也面对失业等困境。

冷眼观此案，很多人想到两个词：“麦卡锡主义”和“莫须有”。

李波是因与武汉理工大学的合作而遭控的。

作为顶级科学家，李波在国际上最早开始纳米线研究，在功能纳米材料、纳米电子及光电器件、纳米生物技术等领域都有杰出贡献。他1987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1991年成为哈佛大学教授，此后在哈佛工作了一辈子。和许多美国学者一样，他喜欢聪明、勤奋的中国学生，先后培养了数十位中国籍的学者，很多得意门生如今活跃在国际化学和纳米科技研究的第一线。

作为国际学者，李波与中国学术机构的交往也有很长时间。早在2002年，他就受聘为复旦大学名誉教授。那时，他已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纳米科学家和材料学家，所领导的科研小组一年就在《科学》《自然》等顶级学术刊物发表10篇论文，本人则拿下了纳米技术领域最高奖“费曼奖”。他先后出任名誉教授或学术顾问的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还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納米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2009年，他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作为国际公认的纳米技术领军人物之一，2015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李波在华的学术活动都是公开的，有些还被媒体报道。比如，在2009年报道他获友谊奖的消息时，媒体披露他当时的身份是武汉理工大学——哈佛大学纳米联合重点实验室主任，并称“此举将进一步加强中美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中美纳米科技领域的合作研究与发展”。2011年，李波又应邀担任了武汉理工大学的“战略科学家”。

李波是个热心科学事业的人。一位熟悉李波的哈佛学者在网上撰文称，李波每天早晨6点就来到实验室，直到深夜才离开，在为实验室筹集科研资金上尽心尽力。“我们所认知的李波，是个真诚、腼腆又体贴周到的人”，他在生活上相当节俭，许多年都没有换过轿车，最大的爱好是种南瓜。李波对部门聚餐之类的社交活动有些“社恐”，却热心帮助学生和同事。一名曾在李波实验室工作的博士生作为辩方证人出庭时，也将李波描述为“敬业的科学家”，称他在与恶性肿瘤作斗争的同时还长时间工作，努力开发用纳米技术治疗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症、癫痫等疾病的方法。

专注于学术的李波没想到，他与中国的正常合作，几年后成了他的“原罪”。他2018年起遭到调查，被污蔑为“背叛者”，最终面临冤狱。美国防部调查员承认，调查李波的原因之一就是其研究室内的中国学生较多。

左图：李波曾获得多项科学奖项。图为李波（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领取韦尔奇化学奖。右图：2014年7月，李波（中）在第九届中美华人纳米论坛上获得纳米研究奖。

2020年1月，李波被捕了，并很快被起诉。检方的理由是，李波在哈佛工作期间，从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了1500多万美元的研究资助，但他没有披露他从武汉理工大学得到的报酬。而这点事之所以成为“大罪”，用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分部特工博纳沃龙塔的话说，就是因为美方要“保护我国作为全球研究和创新领导者的地位，并追究那些通过不诚实手段破坏这一地位的人的责任”。

被捕当天，联邦调查局两名特工和李波进行了一番对话。后来，这段对话视频经剪辑后在法庭上播放，检察官以此作为李波的“罪证”。李波当时说，他于2011年与武汉理工大学签署了一份为期5年的协议，对方同意每月向他支付一些生活费和报酬。这些钱他有的带回了美国，有的存在一个中国的银行账户里，从未动用。

2021年12月中旬，李波（中）前往波士顿联邦法院。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于2018年炮制出“中国行动计划”。

但李波完全不接受检方指控。事实上，他在与特工交谈时，就已解释了自己作为“战略科学家”的任务，只是帮助武汉理工大学“提升其学术水平”，以及“帮助学生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并强调自己的动机不是经济利益，而是希望工作得到认可。他的律师马克·穆凯西说，李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纳米科学家”，他的工作是公开的，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但他正为此面临刑事指控，这难道不令人担忧吗？”律师表示，李波的行为确实有些草率，但并非犯罪。聯邦调查局也缺乏关键证据——李波被捕前的谈话记录，难以证明李波是“故意作出虚假陈述”。判决后律师表示：“我们尊重判决，但会继续抗争。”美国《科学》杂志也刊文力挺李波，称他只是未能在研究经费来源上做好披露，这种错误通常只会面临“民事或行政处罚”，不属犯罪。

作为哈佛教授，李波被捕后理应得到学校支持，包括由学校支付辩护费。但哈佛拒绝了。哈佛官员指责李波“没有透露自己与中国大学的关系”，并称哈佛不知道李波的活动。为此，李波起诉了哈佛，但没有成功。

检方称，李波没有“及时披露”参与过中方科研项目，向调查人员撒谎，向税务局隐瞒了真实收入，“陪审团根据证据和法律做出了公正裁决”。显然，美司法当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决心已下。一位联邦检察官还就李波“隐瞒对华合作真相”发出了诛心之论：“他知道如果他说出真相，他的职业生涯将岌岌可危。”

李波案背后，是2018年特朗普政府炮制的“中国行动计划”。它以“中国威胁论”为基础，对一切与中国有关联的美国学者进行迫害。其中，医学、计算机学和材料科学等高新技术领域是重灾区。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秘书长刁大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在‘中国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美国司法部门对许多学者在税务、经费等问题上‘找茬’，进行子虚乌有的栽赃，其目的是破坏现有合作，同时造成学术界的恐慌情绪，让所有与中国合作的科学家，都感到美国在国家层面上对他们的威胁。”

“中国行动计划”充满政治污蔑和偏见，却没有任何监督机制。正如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院长弗兰克·吴所说：“‘中国行动计划’的假设是，只要一个人有中国血统，就有‘与中国勾结’的嫌疑。再平常不过的行为，比如与中国机构交流或者回中国探望母亲，在这些人眼中都十分‘可疑’。”

李波并不是第一位因中美科研合作而被迫害的学者。美国《科学》杂志报道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依据“中国行动计划”对189名科学家展开了“调查”，54名科学家为此失业，93%是因与中国科研机构的合作。而美国华人组织“百人会”发布的报告称，78.5%遭调查的华裔科学家被迫放弃与中国的合作项目。

《华尔街日报》统计显示，近几年，与“中国行动计划”相关的指控至少有25起，其中5起因证据不足而被撤销。2020年2月，联邦调查局以电信欺诈和虚假陈述等罪名逮捕了田纳西大学教授胡安明，但最终他被法院宣判无罪。美国薛顿贺尔大学法律教授李维斯说：“从本质上讲，‘中国行动计划’像是一个‘变形怪’。人们对它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发现其问题。”一名在美国工作的华人科学家则表示，在美国大学里，“像中国人一样做研究”这句俚语，已经从对中国人学术能力的赞美，变成了华裔科学家被查时的自嘲。

“中国行动计划”对科学家的迫害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对。2021年9月8日，177位斯坦福大学教授联名发表致美司法部长的公开信，要求终止“中国行动计划”。随后一个多月里，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和天普大学的教授也加入联署。信中称，这一“计划”的执行者经常依据不实证据对与中国有联系的学者传讯甚至起诉，很多学者仅因没有及时报告自己与中国的合作项目和研究经费，便被联邦调查局“杀良冒功”，夸大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一位匿名教授表示：“‘中国行动计划’发起调查时，根本不需要确认你有什么‘动机’。只要你和中国有联系，就是动机。”还有一位学者表示，目前美国的政治气氛使其与中国的学术合作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

在这种气氛下，许多本可达成共赢的中美合作项目被迫停止，美国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也在下降。美方人士称，此举不仅侵犯了相关学者的声誉和利益，也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大学的竞争力。美国物理学会在一篇文章中称，尽管中美在许多尖端科技领域存在激烈竞争，但“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过激回应，造成的后果远比这些问题本身更加严重”。

左图：FBI曾派人监视胡安明的儿子，并连续21周翻找他们家门前的垃圾桶，想要找出其为大陆提供情报的“证据”。右图：经过多次开庭，田纳西东区联邦法院最终宣布胡安明无罪。

李波被定罪，是美国在社会、舆论和学术层面妖魔化中国的最新悲剧性事件。此前，美国司法部已对一系列涉华学者展开所谓调查。以“中国行动计划”为核心的破坏活动，明显特征是将学术交流武器化，目的是科技脱钩和学术脱钩，前者是为了限制中国发展，后者是想阻止美国国内了解中国。

学术交流是提升彼此理解、提升双方研究水平的互惠活动。将学术交流武器化，反映出美国国内政治精英群体在新的环境下制造出学术交流领域的麦卡锡主义，以对中国进行诋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学术机构不得不在学术交流上与中国进行切割。美媒则试图利用李波事件进一步妖魔化中国形象，企图在美国国内形成对华斗争的共识。这非常不理性，会引起学术界对华人普遍的怀疑，从而形成一种新形态的种族主义。

目前，美国国内仍有很多有良知的学者，他们不认同政界的武器化观点。但没有舆论支持，学者很难起到相应作用。相对于这些学者，美国政府掌握的资源还是有着绝对优势。在涉华议题方面，学术界声音相对较小。但我们还是应抱有一定期待，希望这些有良知的声音在美国社会中能被听到。

美国社会目前面临着整体危机。美国经济空心化，社会内部出现深刻裂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客企图把责任转嫁给中国，通过加深美国各界对中国的偏见，掩盖美国政治精英在治理上的无能。在学术议题上都有如此武器化的操作，更不用说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了。未来中美的科技交流会变得更有挑战性。但中美完全脱钩，对美国也是自伤性的。而中国势必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最终让美国成为国际学术交流上的“孤儿”。

我们要坚持中美交流符合两国长期利益的立场，不能让那些极端政客如愿。在美国企图脱钩的背景下，中美学术交流显得尤其重要。我们希望两国交流能继续，并希望美国国内的有识之士能发出更多声音。同时，留学生群体去美国交流，也要加强对该国社情、政情、民情的把握和了解。在选择专业和留学地时要放开眼界，不要只选择美国。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1959年出生于费城，斯坦福大学博士，1991年被哈佛大学聘为教授;2002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4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5年成为中科院外籍院士，同年任哈佛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系主任，2017年当选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