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沙利文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迹般的年代，现在，全世界半数的人可以使用一种技术——那就是互联网——来为人们的健康和教育提供支撑。它可以成为灾难或疾病暴发时的生命线，其设计主旨是对所有人开放，但所有权却不归属任何人。而新冠疫情通过迫使世界进行远程、无接触和实时连接，进一步凸显了互联网的潜力和重要性。

不幸的是，我們所生活的时代充满了怀疑和恐惧。你甚至无需打开“末日卷轴”，就可以听到有说法认为，互联网比此前的任何瘟疫或战争都更恶劣。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许多问题的替罪羊，包括恐怖主义、虐待儿童，乃至民主的终结。

有人甚至认为，互联网是价值观甚至文明衰落的罪魁祸首，就好像在推特诞生前，不可能出现撒谎的政客和煽动性言论。同样，过度的财富集中和过度强大的垄断，也并非数字时代的产物；曾几何时，也出现过像美国钢铁公司、标准石油公司，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企业。

变革性技术对社会和个人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力。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变革期，而这无疑部分归功于互联网的崛起，因为这种工具已经创造了新的机遇。

其中某些机会颇具社会价值：人们现在与远方家人或朋友的交流变得轻松且便宜。还有一些则对社会有害：骗子几乎毫无疑问会觅得赚钱的良机。而有些社会影响则模棱两可：因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更加多样，传统的权威和守门人正在失去影响力。

虽然人们归咎于互联网的危害既非前所未有，也非由互联网所造成，但西方政府正试图监管互联网，就好像互联网对这一切负有完全责任。

想想当今巨型科技企业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它们对商业和公共话语的影响力，有人主张，当这些企业达到特定市值或收入水平时，应该对它们适用特别的规定。但这也不是首次出现企业集中度问题。在标准石油公司于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开始主导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石油工业后，政府利用反垄断政策来解决公司权力，而非“石油政策”问题。

许多人还对特定国家内部和外国主体因互联网而拥有的政治干预能力表达了忧虑。但将这种现象完全归因于互联网既缺乏谨慎，也不合乎历史的准确性。美国、法国、俄罗斯在前互联网时代都曾经历过剧烈的革命。就像苏联和美国在冷战期间所常做的那样，早在任何人向互联网发送数据之前，各国的政治进程就开始遭到其他国家的干预。

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体制，取决于其政府的有效运作及合法性；控制信息流动不可能解决民众对政权不满的问题。1917年的俄罗斯如此，当时的信息为纸质印刷，而现在则采用数据包的形式。

诚然，有些挑战为互联网所独有。比如，这种技术导致能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的速度进行通信，而且，极难确定在线者的身份（甚至都无法确定是不是人）。但如果决策者可以确定引入的监管措施不会对互联网本身产生负面影响，那么这些就属于互联网监管可能起作用的狭义问题类型。

互联网是我们需要保护的生态系统。在思考可能的监管法规时，最好的方法是评估互联网影响，这与我们在决定是否修建新的基础设施前进行环境或交通评估非常相似。评估可以确定，特定行为会给互联网的潜在健康带来哪些好处或者损害。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确保互联网不会成为其使用地法律、经济和政治制度所造成问题的替罪羊。互联网必须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工具。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像保护任何宝贵资源一样，来保护互联网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