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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嬗变的底层逻辑

2022-01-10赵博渊

南风窗 2022年1期
关键词: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

赵博渊

近些日子,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及其栽培的自民党现任政调会长高市早苗,不断就台湾问题发表有别于岸田内阁的出位言论,令阴晴不定的中日关系更趋复杂化。

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至今,中日关系50年里经历了复杂的嬗变。从中国改开初期的政经相得,到始自1990年代后期的政冷经热,再到近十年的不温不火,中日关系似乎冥冥中总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操弄。固然,大国相争的国际格局影响了中日关系,但那毕竟只是外因,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亦即隐藏在表象下的中日关系的底层逻辑。

1972年,中日正式结束了敌对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但直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才算奠定。

此后,中日进入了热情四溢的蜜月期,双方各方面往来密切程度,直追清末民初的渡日留学潮。日影、日剧、日漫大举输华,一度影响了中国社会风尚。

再后来,盡管日本也曾跟着西方阵营短暂制裁过中国,但日本仍是西方阵营中第一个对华解禁的国家。而明仁天皇在1992年极具政治、文化象征意义的访华,不仅开历史先河,一句“日本继承中国唐文化”更是将中日关系推至新高。

然而,此后历史问题不断发酵,加上现实中的钓鱼岛、靖国神社等原则性争端,连带战争赔偿这样的话题也开始浮出水面,仿佛之前的种种努力和成果一夜清零。尽管中日官方对此均采取了低调冷处理的方式,但民间的情绪很难化解,唯有互补性极强的经贸往来仍在有力支撑着中日关系的基本面。

1998年时值中日缔结友好条约20周年,中国元首访日,签订《中日联合宣言》,对既往中日关系作出总结,重申“和平与发展”主题,并试图注入新内容,以修补开始出现的裂痕。1998年联合宣言为之后一段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指引,算是给渗水的炉膛添了一把猛火,却始终无法振颓起衰。

三年后,日本政坛异人小泉纯一郎上台,犹如闯入瓷器店的犀牛,将中日关系冲撞得岌岌可危。偏偏小泉内阁又是长期政权,继任的安倍萧规曹随,再之后日本政局不稳,自民党的福田、麻生内阁,以及民主党鸠山、菅、野田三相,任期都在一年上下,除了2008年曾缔结一份仅确认安倍所提战略互惠关系新定位的《中日双方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外,挽转邦交大局这种耗时费力的事情基本无从谈起。

缺乏执政经验的民主党甚至更莽撞,外交政策缺少弹性,以致出现所谓“钓鱼岛国有化”的草率之举,令双边关系深陷泥潭难以自拔。待自民党重新掌权,安倍晋三起复,中日关系不温不火的大局已很难改变。

2018年,时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4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外交界和日本商界组织活动高调纪念,仪式感满满,但怀旧气息仍多于面向未来的行动。尽管自2019年起,双方都认为关系正在回暖,但这距离恢复双边关系的热络还很遥远;放到复交50年的宏观视野中看,后半段的两国政治关系只能算是低位徘徊了。

1972、1978、1998、2008,四个年份、四份文件,犹如四方里程碑,见证了一段多彩而多舛的中日关系之路。

中日政治关系由热转冷,原因何在?固然,这可部分归咎于美国幕后黑手,但日本本国因素,尤其是其右翼势力泛起的政治背景,更值得深究。

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快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于一向与美国亦步亦趋的日本来说已属难得,但日本朝野仍因落后美国尼克松访华一步而引以为憾。

相比美国参与了朝鲜战争,日本自二战战败后与中国再无战争,且与中国仍存在千丝万缕的交集:一方面有战俘和滞华侨民等历史遗留问题待处理,另一方面两国都亟待重建,贸易上互补性强。因此,两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民间先行”策略,加强彼此联系,至少做到经济互利。

至1956年,联系的必要性明显加强。《旧金山和约》《日苏共同宣言》的签订,让日本实现了与大多数主流国家的邦交正常化,但政治上日本仍属边缘国家。与此同时,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龃龉不断,中国将外交基准由“一边倒”调整为“争取中间地带”,日本自然属于中间地带中的第一梯队。

在日本,有两股势力推动中日关系最为卖力。一股是以日本共产党、社会党为核心的左翼势力,其政治属性决定了亲华立场。战后改造初期,社会党一度短暂组阁,但随着“1955年体制”的稳定,其再难有大作为。1960年,宣称“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敌人”的社会党党首浅沼稻次郎遇刺身亡,之后左翼势力陷入“社共之争”,影响力大衰。

另一股则是以自民党中的亚洲主义者和经济界贸易派为主的主流势力。随着自民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行,日本经济在1960年代进入快速增长期,自民党拥趸剧增,日本政局稳定。尽管有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的不愉快,但中日民间贸易细水长流,不受影响。也就是说,自1960年代起,自民党看好中日经贸合作并不断加码。

自民党是个大杂烩,是战后改造大洗牌的结果。正常情况下,应是先有党后有议员,而自民党是先有议员后有党,是国会既存各党多次分化组合的产物。在以鸠山一郎为核心的“党人派”遭占领军整肃期间,以吉田茂为核心的政府官僚纷纷进入国会,各自形成民主党和自由党两大系统。1955年两党合流为现在的自民党。

一般来说,官僚行事以结果为导向,风格现实而油滑,不甚在意意识形态,而党人则相反。在外交上,当时日本的官僚主张唯美国马首是瞻,党人则主张在同盟框架内,追求民族独立复兴。

自民党建党时存在所谓“八大师团”,经20年演进,至1970年代末整合为五大派阀,以担任过首相的派阀首领名字并称,俗称为“三(三木武夫)、角(田中角荣)、大(大平正芳)、福(福田赳夫)、中(中曾根康弘)”五派。这当中,三木派非自由党亦非民主党系统出身,在自民党内地位弱势而超脱,政治主张甚至贴近社会党,推动邦交正常化的先驱松村谦三即出自该派。而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田中角荣和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福田赳夫,均是官僚系出身。此后直至2000年小渊惠三任内,历届自民党籍首相均出自官僚系派阀。

小渊死后,官僚系民望消磨殆尽,无奈由党人系出身的森喜朗继任。如果说过渡性的森在任内还仅仅是频频失言恶心人,那么谁也没想到小泉纯一郎2001年上台后竟会扭转乾坤,为党人系带来为期20年的政治红利,其福泽延绵至今,但于中日关系就是祸害无穷了。

在日本,官僚系出身的宏池会、经世会两大主流派,被称作“保守本流”(春秋会属本流而不主流),而党人系出身的清和会派系被称作“保守旁流”。中日关系的高低起伏,與日本由自民党哪派来执掌国政息息相关。而近20年来,自民党是由小泉、安倍等“保守旁流”而非传统的官僚系当家。到了宏池会派首、现任首相岸田文雄这里,也只是局部微调而已。

如果再将中日关系放到更宏观的国际政治视野中审视,还必须正视大国角力的巨大影响。

二战结束后,日本被美国占领,丧失独立,加上战时血债,处境极其孤立。而1949年之后的中国因为意识形态和台湾问题投入苏联阵营,很难与日本直接发生政治联系。但是,从朝鲜战争到美苏争霸,国际格局演化促成了中日走近。

朝鲜战争中,有感于在亚洲设置桥头堡的必要性,美国开始给日本解套。本就靠战争订单获得巨额经济收益的日本,不仅恢复了与包括美苏在内大多数国家的邦交,还重获有限武装权,更于1960年与美国缔结安保同盟,基本走出了战争阴霾,有了更大的外交自主权。

尔后,美苏争霸构成了中日复交的外部推动力。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无意间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助推了一把。之后较长一段时间,美日对华态度比较一致地偏积极正面。

进入19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但美日同盟不但没有废止,反倒强化。1996年,美日发表新安保宣言,日本被美国赋予更多的权限和同盟内更高的地位,在美国心中的分量大致仅次于英国,而中国也逐渐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新的头号假想对手。中日关系在此背景下,矛盾日渐增多。

尽管国际格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的进度,但中日关系也有自身的演化逻辑。譬如,邦交正常化之初,历史问题让位于政治站位,缺乏严谨的刚性表述,比较依赖领导人的政治操作,这在顺境时倒无不可,但遇到逆境必然衍生困顿。

最关键之处,恐怕还在于两国的自我定位和对彼此的定位。这决定了各自行为的向度、力度和边界、底线之所在,构建了双边关系的底层逻辑。

1950-1960年代,两个被各自所属阵营牵制的国家,出于共同的经济和外交利益而逐步走近。1972年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缔结和平友好关系,则是日本对于中国以重返联合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为标志的政治崛起和改革开放为契机的经济机遇的顺势而为。在向度上双方一致,是故中日关系前20年的发展顺利而迅猛。

战后再创经济奇迹的日本,未尝没有某种一览众山小的自矜自傲,带着一种优越感,希图以老师的身份将中国引上它心目中的康庄大道。于是乎,也就有了政经相得的局面。

随着冷战结束,日本不再满足于做个单纯的经济大国,而致力于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也就是日本人所说的“普通国家化”。

早在1980年代,日本就在中曾根康弘任内偶露峥嵘:一方面推动军事解禁,探索核能利用,公然提出联美抗苏策略,安抚了正因贸易摩擦而愤怒的美国;另一方面,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以期改变长期和平体制下形成的国家虚无主义思潮。

苏联解体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步伐加快。历经1993年政治混乱,外交上处于漂流状态的日本,在桥本龙太郎任内找到新方向,也就有了新日美安保宣言。小泉、安倍等鹰派不过是沿着既定方向继续深化。

冷战期间,中国政治、军事比较强大,经济、文化相对暗弱;而日本正好相反,经济、文化一时兴盛,政治、军事形如侏儒,两国因此互补性强。时过境迁,中国综合国力坐二望一,日本也不甘于继续做“小日本”;当大中华遇上“普通日本”,区区一个东海的确变得有些拥挤了。

或许,将双边关系从热情四溢的和平友好伙伴调整为理性冷静的战略互惠关系,也不失为一个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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