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秋雨

当世界因为疫情而失序，医者的意志和顽强的抵抗却不曾被削弱半分。他们是挡在我们前面最可爱的人，是能让我们安下心来的人。278天，11个疫情暴发地，管向东受任于疫情肆虐之际，奔波于生命脆弱之时。往前回溯三十年，他一直深耕中国重症医学，赋予生命重新呼吸的奇迹。在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里，他是船夫，用医者仁心和个人意志，带人重新登上命运之船。

和59岁的医学专家管向东交谈，我以为会听到惊心动魄的故事——病床上处于生死一线的危重症病人，病床外翘首等待的家人，作为有30多年从业经历的ICU医生，他定是见证无数生命的脆弱与顽强以后，逐渐变得坚硬和强大。

但大多数时候，这位重症医学科主任讲述自己时，是平静的，往事似乎很难困扰到他。这或许与他的工作环境有关——进入无菌病房，床旁监护仪发出生命律动的嘀嘀声，意味着重症医生随时要为现有的、变动的数字负责。

这成为他的某一种性格烙印。管向东很冷静，这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一院）的同事对他的评价。学生司向——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记得，2020年赴武汉抗疫时，医护人员都感到有些紧张。但有一次，科室主任管向东在汉口医院空地外，摘下口罩抽了支烟。

这一动作令司向当即清楚地意识到，看待病毒应该更理性，病毒在空旷、空气流通的地方不会造成传播。“我们要在战术上重视它，战略上轻视它。”

过去两年，新冠疫情在全国多地不间断暴发，作为国家卫健委医疗救治专家，管向东四处奔走，共计在外278天，像是一个给冒出的火苗掐掉火种的人。

很烫手，但必须平静地将手伸出去。

2020年4月，一张八人站在武汉会议中心外树林的合照走红网络。他们各自倚靠在高耸的树干旁，摘下了口罩。每个人都不年轻，但都像脚下的青草般，脸上充满生机。

他们的身份后来被众人知晓：国家卫健委派驻武汉的八位重症专家，每天聚集讨论、总结昨日的死亡病例及救治办法。网友们给照片里的人取名为“重症八仙”，治病救人的神仙。

有夸张的说法在民间流传：靠这八个人，救了武汉5万多确诊病人。

这固然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描述。但令管向东感到骄傲的是，全国4.2万名援鄂医护人员，有1.9万名属于重症医护，“超过40%”，他当场算了个数，想说明重症医学在疫情中发挥的作用。

重症医学研究危及生命的疾病状态的发生、发展规律及诊治方法，总是离死亡最近。单从数字来看，中国的重症学无疑在新冠疫情中取得进展——全国范围的统计数字显示，重症新冠患者的死亡率是十万分之零点四，为世界最低。

时间回溯到两年前。2020年2月2日，他从广州坐高铁到武汉，同行的只有一位负责护送的警察。在湖北工作了两个月后，休整隔离时间不过三天，他又飞去绥芬河市中俄边境。

经过上述两役，管向东说，重症医学领域在应对新冠肺炎上，基本没有骇人的情况。他后来跑了9个疫情地，鲜有死亡病例。这也印证了他的一个说法：武汉的经验在后续得以沿用，“在武汉做完100分那么难的卷子，其他地区都是小考题”。

经手的最知名案例是一位96岁的老太太，在2021年6月被确诊感染德尔塔变异毒株。她最后依靠ECMO（体外膜肺氧合技术）等重症技术，成功被救活。

管向东记得很清楚，钟南山院士给老太太线上会诊时表示：“我们现在喊零死亡的口号，也是要科学地（喊）。”意思是部分情况下，医生能做的很有限。

奇迹最终发生。

他曾在受访时总结降低死亡率的办法：“讲清及早插管的道理，提供防护装备的保障，插管率就上来了；再加上有创机械通气、俯卧位通气等各项治疗操作，病亡率也就相应地下来了。”

这些都是中国专家开创的经验，后来被沿用至国际社会。

及早插管，是因为新冠肺炎病人会出现罕见的“沉默型低氧血症”。从症状上看，人没有表现出呼吸不畅，体温未见异常，很多人还能在病床上摆弄手机。但另一极为重要指标——血氧饱和度（SaO2）却低到极点。

这一特殊的病症能解释新冠患者表现的诸多异常：新冠病人常常刚插管心脏就停跳——这在平时医疗实践中极少遇到。而事实上，在患者平静的表象下，长时间缺氧已经造成其身体器官严重损伤。这是管向东等重症专家一致认为及早插管的理由。

沉默型低氧症的发现，让医护界后来对治疗新冠病人有了经验。“轻型和普通型的人，约5%至10%的人还会滑向重症。”管向东说，将这一部分人重点筛选出来之后，用俯卧位（注：俯卧位通气治疗新冠病人是中国专家的先创疗法）等措施，很快就会见效。

“2020年广州疫情，几乎所有的病人，管你轻型重型的，先用俯卧位趴着，（效果）好很多。”管向东说。

重症医学并非生来便如雷贯耳。如同管向东在2020年1月29日起草的致同行倡议书所说：“重症医学专业诞生的第一天，就注定了与现代医学面对的灾难、瘟疫、战争和临床医疗生命支持与救治密不可分。”

新冠肺炎等现代瘟疫“造就”了它如今在国内的知名度。

管向东印象深刻，三十年前，国内的医院还未配置ICU（重症监护室）。1988年，他考上了中山医科大学心脏外科童翠文教授的研究生，成了那届重症学唯一的学生。

那时的重症医学是“舶来品”，在国内刚初步发展，连很多医生都未听过这一学科。管向东记得，他还在1989年上了一次电视台，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装神弄鬼’地和观众介绍，什么是ICU，什么是重症医学”。

90年代初，卫生部下令在国内建立4个ICU中心，中山一院位列其中。1991年，管向东进入中山一院成为医生的第一年，医院ICU中心建成投入，共计8张床。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国“从零到一”的ICU建设进入飞速发展阶段。

管向东后来做过一个统计：1991年以前，中山一院只有4张床的心脏外科ICU，普通外科患有器官衰竭的重症病人死亡率在90%以上。到了1994年，普通外科的重症病人救治成功率已经达到90%以上。

这些数据很显著地说明：重症学科在治疗危重症病人上，效果更为明显。

但是，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医学界内部，重症学科并未获得广泛认可。

中山一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紫锰对南风窗记者回忆，她在16年前刚入重症科室时，该科人才紧缺，新医生大部分来自内科、外科。很多时候，连医生群体都不足够信任ICU医护。

在她的印象里，专科医护人员和重症医护经常因为诊疗方案的思路不同而争执。单是就抗生素的使用问题，“专科有专科的意见。但（病人）到了重症状态的时候，他跟普通的病人又不一样，总是会产生分歧”。

毕竟，前者是病人的主治医生，而ICU医生不主刀手术，仅负责救治呼吸衰竭、多器官衰竭等进入危重状态的病人。

来自其他科室的干扰声音很多，刘紫锰说，科室主任管向东教给她的重要一课，便是哪怕遇到他人挑战时，也要坚持使用ICU理论说话，用人的本质问题去说话。

后来，逐渐地，其他专科医生也鲜有质疑重症科的时候。

而在公共领域，重症医学发展迎来的里程碑事件，发生在2003年非典疫情以后。同样是在春天，率先在华南地区暴发的、致死率高的传染病当时令全社会恐慌。

进京第一例病例徐丽出院后曾袒露心境，“这段经历几乎使我崩溃。我尽量不为昨天伤痛，因为很多人已经永远没有明天。让我们带着教训，更好地活着”。

没有明天的很多人，来自ICU的医生。以收治112例病人的广东省中医院为例，该院从当年1月7日接收患者，先后有17名ICU医护人员感染。插管成了其中最危险工作，医院甚至为此购入防毒面罩，医生脸上的口罩由1个变成一次性戴5个。

上述的事件戳中大众神经以后，ICU医生逐渐成为被公众熟知的群体。

2008年，国务院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重症医学为二级学科。有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中国重症领域的科学研究论文增长了29倍。

虽然发展迅猛，但从现实来看，重症学在一众医学专业中并非受欢迎学科。这与发展的年限有关，但也兴许是因为重症科很容易给人留下无所不能的印象。

重症医生从职业生涯最开始就要和死亡打交道。平凡人总认为，做生命与死神间的摆渡人，是对医生而言最难度过的坎之一。

当真正和重症医生交谈发现，他们不会过多停留在关于生死的纠结。更折磨人心的是面对复杂情况时的不确定性。

刘紫锰对南风窗记者解释，不确定性，是因为“从医学来讲，很多时候（诊疗手段）也不知道它有用还是没用。而有些有用的办法对病人是另外一种伤害”。

但我问管向东，三十年都泡在重症医学科，有后悔过吗？

他确实给了一个预料得到的否定答案，说ICU医生的成就感无与伦比。理由是，把一个濒死的病人从鬼门关上拉回来，那种愉悦感足以支撑行医一辈子。

重症医生的确背负生死攸关的责任，能够确切地向患者和亲属说的，便是“我会尽力而为”这一句话。

而确保医生“尽力”的办法，管向东经常表达一个理念：“不仅仅是人的问题”。

刘紫锰印象很深刻，做ICU的住院医师时，她刚读内科硕士毕业，对处理负责病人的情况尤其忐忑，“每次处理完，我都反复想到底处理得对不对？”

在第二天的交班汇报时，她会收到管向东等上级医生对她处置方法的建议或者批评。这些建议并非只针对个人，还包含对科室制度规范的全程反思。

后来，管向东牵头，将新人医师的困擾写进了科室规范里。“我们做了一个表规定，病人在哪些条件异常时，医师必须要向上反映，请示上级，避免个人经验的差异或认知的不同造成的风险。”刘紫锰说。

对病人状况的全盘了解和反思，亦是科室一直强调的规范。司向至今还记得，10年前刚来到重症科时，每周最担惊受怕的便是管向东值班的周三清晨。

他作为值班医师汇报病情时，管向东会要求得很细致，常常伴随很多追问——“你这个病人到底怎么了？比如说我回答补液了、扩容了，他会问你补的什么液，扩容速度怎么样，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等一系列复盘问题。

经常会被问倒的司向，后来只能每天5点多起床回ICU观察，将病人情况提前归纳，写在纸上，汇报时再读出来。如今看来，司向说，最基础的归纳总结能力最终助其理性思维的形成。

长期经过ICU历练的医生甚至连行事风格都是相似的——说话风风火火，单刀直入，看不出过多个人感情。刘紫锰对此深有同感——由于重症医生每天都要做出有关生死的决定，情况不允许他们犹豫。

“哪怕心里慌乱，表面看上去也很淡定。”她总结。

管向东也说，自己的风格是“果断，直接找出问题，没有废话”。这些都是理性的代名词。

但有一件事，和初次谋面的记者讲述时，他还是掉了眼泪。

那是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肺二科的一群医生，2020年春天，由于救治时间紧张，他们每日径直在医院感染区外的走廊脱防护服，一个月内科室有三名医护人员感染。

身处其中的医生并非没有院感防控的常识——做好清洁通道（医务人员和清洁物品）和污染通道（患者和污染物品）的隔离是防治感染的关键。管向东巡视时注意到了，看着难受。

当地医护安慰他：“你想象一下，这里有一道隔离门。”

意思是，想象前方有一堵门，医生所站的地方便是清洁通道。虽然事实上没有门，但想象一下对自己也是一种安慰。他们已经顾不上想自己的性命了。

“他们边脱衣服边说这里有门呢。你能想象到吗？”他抹着眼泪问我。

这些并非管向东负责的领域，但他最后看不过眼，以国家级专家的身份，命令医院立即做好“三区两通道”设置。

他说这一幕时，我想起英国作家约翰·伯格写乡村医生时的记录：“只有极少数人会抱怨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日复一日过着勇敢无畏的生活，不允许自己被伤感淹没，他们承受不起。从根本上看，忍耐比幸福重要得多。”

但幸运的是，作为医生，他们从未放弃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