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

2021年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这是“灵活就业”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首次提及。随着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日渐崛起，灵活就业也被寄予“保就业”的厚望。

2019年初，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项关于“你是否想成为自由职业者”的调查，结果显示，67.4%的非自由职业者非常向往自由职业。自由职业，听起来似乎可以逃离拥堵的往返通勤，严苛的打卡制度和枯燥无味日复一日的工作，自由支配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是件再美好不过的事情。

事实上，自由职业者的生活，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理想化”。

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牛天撰文指出，我们应当看见他们的个体化困境，“沉浸式的创作、社交的缺失、资源的匮乏也带来了一层更为隐秘的自我剥削，更容易导致自我崩溃”。

自由职业者并非偏居一隅、与世隔绝。他们需要在更加完善的保障政策之上，与社会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聊起为什么选择离开企业，自由职业者们有一肚子故事可以讲。

宁睿在媒体工作将近五年，后来去一家金融公司从事公关，被动地丧失了对创作的主导权。“觉得自己在每天伺候一个金主爸爸，而且，对方提出的要求相当的外行，不可理喻。”他说。

一次，一篇原本要求大约800字的通讯稿，不同部门的上级主管分别向他提出修改要求，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最后硬生生扩展成了一篇4000字的稿件。

宁睿以为，是这家金融公司作风太过传统守旧的缘故，于是跳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期盼着自己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结果，迎来的依然是无止境的内耗。活动方案从第一版该到第十版，最后拍板又用回了第一版；主管给他制定的年度工作目标，半年内变化了将近十次。

在这份工作中，宁睿觉得自己没有被尊重。“他们仅仅需要一个人去完成这份工作，而不是需要我，或者是需要一个适合的人在这个岗位上。”宁睿如此描述。

已经自由工作三年的独立摄影师司徒智瑞，上一份工作在广告公司当策划总监，同样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她曾是一名街拍摄影师，进入广告行业，以为可以在这里完成自己将艺术与商业结合的心愿。残酷的商业环境告诉她，这样的想法是幼稚和不切实际的。作为策划总监，看似手握着对一个项目的主导权，实际工作中也不得不“按着甲方爸爸的要求去做事情”。

南风窗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绝大部分自由职业者在离开企业之前，都曾经历过一段“职业倦怠期”。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个体在长期的工作压力之下出现的一种情绪性耗竭。在社会学的理论框架里，这样的职业倦怠来源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工具理性的发展，手段成为了目的，人成为了工具，情感和精神价值则是行动效果最大化的牺牲品。

辞职之后，司徒智瑞当了一名旅拍摄影师，“享受着一边拍照一边旅行”。她笑着说，“你可以想象吗？我一个星期已经把别人可能一生去迪士尼的次数都玩过了。”

记者问，自由职业以后，你比之前更有工作动力了吗？“应该叫生活动力。”她纠正，“会的。”

没有了公司发放的固定收入，工作与生存关系更加紧密。别的兼职旅拍摄影师一天接1单或者2单，她愿意一天跑4单。在香港工作时，为节省住宿费用，每天早上6点坐最早一趟车去香港，晚上坐最晚一趟车回来。“很幸福，但是也很辛苦。”她用这两个形容词来概括那一年。

司徒智瑞认为，在自己身上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心态越来越平静，越来越谦卑和宽容。“之前我挺锋芒毕露的，见过大师级的设计师，合作过国内知名的秀导，但那时候感觉都挺空的。”司徒说，她发现，脚踏实地才是生活的真相。

宁睿从互联网公司离开，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找回了对自己创作的主导权。“至少，我现在在干自己认同和喜欢的事情，我不需要写违心的文字，我不用去写自己明知道不对的东西。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他说。大学时，他念的是中文系，对于文字，一直存有某种理想主义情结。对他来说，进行自己认同的内容创作，是工作成就感的主要来源。

作者林安在《只工作，不上班》一书的序言里写道，在采访了几十位不上班的人后，她发现，“大部分有能力不上班的人，都不是职场的逃兵”。

人们对于自由职业者存有一个普遍的误解，以为是他们的个性和能力无法适应企业环境，退出职场，是为了躲避社交和自我躺平。恰恰相反，自由职业者们之所以选择退出，是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更高质量的内容创作，还有更加不设限制的发展前景。

“我想要的东西，打工是得不到的。”剧本杀游戏策划人程兆弢对记者坦言，“我的目标是达到年薪100万，在更多的领域拥有自己的主导权。”

于是，在从事了10余年的广告创意工作后，他选择了退出。程兆弢拥有了自由支配自己时间与精力的权力，向更多领域延伸与探索。2019年，剧本杀这一游戏形式刚刚在国内兴起，他和朋友去玩了几次后，深深着迷，决心投身于此。

他先是自己当游戏策划人，后来自己开了店，发现投入的时间成本和实际受益不够匹配之后，又干回了策划。他摸索出自己的一套商业模式：去找一些餐饮店和旅游景点合作，在冷清时段组织沉浸式剧本杀活动，帮助对方打出品牌，盘活流量。

新冠疫情以来，不少行业备受打击，但对剧本杀，却是一次腾飞的契机。人们没法自由旅行，拥有了大把空闲时间，需要寻找一种足够令人沉迷的娱乐方式——因此，剧本杀成为风口。

程兆弢早在疫情之前进入这一行业，积累了一定经验，来咨询了解的合作方一直络绎不绝。他觉得自己这行“有盼头”，但如果要真正执行落地，还需要继续探索，组建一个团队提供支持。他有条不紊地讲述着自己对于职业的发展规划，积极乐观，对挑战跃跃欲试。

保持乐观的同时，程兆弢也承认，无时无刻的焦虑和迷茫“一直伴随着自己，不会消失”。

也许是出于作为游戏策划人的职业天性，他用游戏来比喻自己经历过的两种的工作状态：在企业上班时，玩的是任务驱动型线性游戏，“打完第一关打第二关，路线很清晰”；然而，自由职业玩的是沙盘游戏，目的在那里，但游戏程序不会告诉你该走哪一条路。

“难度上变化不大，两者有利有弊。重要的是，玩家需要转变玩游戏的思路。”程兆弢解释。

他時常会觉得孤独。没有团队和平台的支持，任何困难都需要自己出面解决。一个人能完成的有限，他需要组建许多临时团队，但是对方和自己利益未必一致，缺乏共同的目标。

孤独，是所有自由职业者必须面对的命题。

短视频博主许逸此前在一家珠宝公司工作，在那份工作之中积累了大量的品牌和自媒体资源，由此开启自己的自由职业。他担心的是，离开了品牌方，自己还没有建立与市场的更新保持同步的渠道。

市场风向随时在发生变化，上班时，许逸可以通过和同事的交流获得这些信息。自由职业之后，信息不免闭塞起来，这是孤军奋战者的困境。“未来还是应该主动去保持链接。”他反思。

司徒智瑞也曾经历过和许逸一样的工作状态，一心沉浸在自己的创作里。后来，她发现这无法持续。“人们想象自由职业者可以减少社交，这是极大的误解。”她说，“自由职业要主动和社会链接，要学会如何把自己的资源和人脉变现。你反而需要更多地去进行社交活动。”

自由职业不应是孤军奋战，这是司徒智瑞自由第三年最大的心得体会。她建议自由职业者们积极地去参与同行交流活动，得到同行的认可。以前，她也会觉得同行是竞争对手，拍同样的片子，同行会和自己抢客源。渐渐地，她发现同行其实是“贵人”。独立摄影师们结成一个社群，互相分享信息、分享资源，在紧急时刻互相帮助，远比单打独斗更加有力量。

司徒智瑞给出的第二个建议是，结清所有债务，关闭所有信用卡和超前消费服务，然后学会记账和理财。

“负债的心理压力会影响你自己的创作状态，降低生活品质。”她说，“我现在会清晰地知道我的每一分钱去哪里。自由职业者的收入不稳定，理财是非常重要的。合理规划收入，才有可能实现稳定增长。”

宁睿发现，在离开职场之后，自己的消费观念变得健康起来。“上班时会觉得，自己每天都卷成这样了，必须放纵一下，去满足自己过度的食欲和消费欲望。”而现在，他想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开始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自己写作水平的提高上，对物质的欲望不再那么强烈。

如果让他给希望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人们一个建议，那会是：不要赌气。

宁睿坦言，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工作收入，是之前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一半，仅仅维持基本生活，当务之急，他需要寻觅其他的收入渠道。此外，他的父母和上一辈的亲戚们，不支持也不理解他这一职业选择。不稳定的收入和上一辈人的眼光，是他正背负着的两大包袱。一些人仅仅看见自由职业者们的自由，不知道路上的挑战，贸然进入这一赛道，只会栽更大的跟头。

作家林安写道，她见过太多因为不自律、难以克服不上班的孤独感和丧失目标方向的人，他们在尝试过一段时间不上班的生活方式后一蹶不振，或者重返职场。

“自由职业是一次正常的职业选择，而不是忍受不了职场，我不干了。”宁睿说。自由职业需要详细的长期规划，需要独自面对困境，绝不是逃避和躺平的去处——“我觉得很多人还没有想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