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郑永年

本文节选自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公众号文章《郑永年：中国需要第二次入世》

2021年是中国加入WTO20周年。今天的中国更需要进一步推进国际化、全球化，而不是相反。为什么这么提？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加入全球化浪潮的话，那么国家很难会获得发展。今天的世界，那些落后的国家都是封闭不开放的国家。

有些数据显示出现的现象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刚刚退休的美国上海商会主席吉彼思（Ker Gibbs）发现，驻上海的外国人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从20.8万下降到16.3万，下降了20%。北京的情况更糟糕一些，从以前的10万下降到6万，下降了40%。

我以前在新加坡生活，新加坡国立大学近一半的老师都是外国人。中国香港、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也到处可见外国人。日本的移民政策在亚洲算是非常保守的，但仍然吸引了很多外国专业人士。

吉彼思先生认为，随着明年中国新税制的推出，可能会有更多的外国常驻商务人士会离开中国。他认为这里有几个因素。一是中国的生活成本在提高；二是中国的新冠疫情防疫政策非常严厉；三是外国人对目前的营商环境感到不适应。

不过，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反思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产品越来越国际化，但一些人的思想还没有国际化，还不能从国际的视角来思考问题。高层一直在强调和呼吁更加开放，但到了底层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第二，中国的高速发展让很多人感觉到骄傲，产生一种自发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绝对是正能量的。但也有一些商业民族主义随之而来，他们试图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获取经济利益。社交媒体上往往充斥着民粹情绪，无论是针对是中国企业家，还是针对外国资本。正常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无端的攻击甚至是人身攻击给本国的企业家和外国资本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我们在庆祝入世20周年的同时也要反思，我们哪些方面还做得不够，或者可以做得更好呢？我想谈三点。第一，规则对接。世贸组织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贸易组织，更是一整套规则，成员国需要并愿意接受和服从规则。世贸组织是一个仲裁机构。中国入世，意味着我们跟外部世界接轨了。为了入世和世界接轨，我们改革了自己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但是，到今天，我们内部的规则还没有完全统一起来。1990年代初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说，中国各个省间的贸易要远远少于每一个省与外国的贸易，就是外贸多于内贸。中国的企业也是这样，中国民营企业都喜欢跟外国的企业做生意。这里面就是规则问题，中国企业之间的生意不受规则约束，甚至没有规则，成本就很高。

华为早期就是因为国内市场竞争太激烈，太没有规则，才选择“走出去”的，这也间接成就了华为。到今天为止，这个现象也是存在的。没有统一的规则意味着没有统一的市场，导致了中国的市场大而不强。

第二，重视技术。我们入世以后，实现了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说的我们的劳动力“红利”，即我们发展出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我们并没有逐步地升级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意味着我们过度地依赖劳动力来实现经济增长，而不是技术。现在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们很多企业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第三，重视研发。加入WTO以后我们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忽视原创性技术。人们所说的“中国制造”实际上是“中国组装”，中国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来自技术的应用，原创性的技术少而又少。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马洪范，胥玲，刘国平

本文节选自《税务研究》2021年第4期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数字经济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并快速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

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增强，给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活力，对原有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居民生活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既带来了高效率的经济活动和便利化、智能化的生活，也伴随着诸多挑战。特别是在国家税收方面，数字经济对税收来源、税收概念及税收治理均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冲击。

从税制和税收治理角度而言，数字经济对税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税基估值难以确定、纳税主体界定困难、常设机构认定不明以及税收治理方式亟须改进等方面。

数字经济时代，以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经济活动运行依托数字载体、规模报酬呈递增规律且供需界限淡化为特征的数字经济，因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价值归属模糊性、免费模式下的“受益——负担错位”以及消费者与生产者界限淡化，使得国民经济核算和数字经济规模核算面临难以准确核定的问题，从而影响税基规模测算，核算方法亟须顺势更新。

另外，数字经济依托数字载体，呈现网络化、虚拟化和远程交易特点，并且供需边界逐渐被淡化，供求双方深度融合，使得纳税主体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特点，给纳税主体的界定带来诸多困难。一方面，数字经济依托数字基础设施运行，体现为价值在人员归属上的模糊。这使得税源往往来自一类人或一群人，又因价值分摊标准无法准确划分和固定，致使纳税主体及其应纳税额难以准确界定和衡量。甚至在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的趋势下，是否应当将机器人视为自然人对其征税，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道义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孙佳山

本文节选自《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10期

当前以“95后”“00后”“05后”为主体的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有着放眼整个五千年中国历史都前所未见的代际特征。通俗地讲，他们是独生子女的独生子女。这才是以“饭圈”为表征的粉丝文化、粉丝经济能够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完成指数式增长的基本框架。

在家庭关系内部，“95后”“00后”“05后”不再面对传统的“七大姑八大姨”式的中国式家族，他们都不再有过往代际所习惯的中国式家族的表兄弟、表姐妹的经常性往来和陪伴式成长。不仅如此，在家庭关系外部，“95后”“00后”“05后”这一代同样面临着过往代际从未面对过的社会环境，即第四次“婴儿潮”的整体“缺席”，使这代人在邻里、学校环境内，同样缺乏日常性的同龄人陪伴式成长。因此，从“95后”开始，作为整体性代际特征的群体性“孤独”气质，开始愈发强烈。

无论外部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陪伴式成长作为人的成长和进化的一大基本属性，是人在脱离婴儿期之后在童年、少年和青年阶段初期的基本需求。当这个基本需求不能通过家庭、邻里、学校和社会满足之后，并不会也不可能自然消失，而是一定会向外部寻求新的出口和路径。

从早期的各类BBS、百度贴吧、豆瓣到微博、微信公众号、知乎、B站等，广大青少年粉丝群体能够在网络虚拟社区不断聚集、“抱团取暖”，正是基于陪伴式成长的基本需求。一大批基于移动互联网所诞生的平台性移动应用，之所以都能在这个阶段涌现并迅速完成爆炸式增长，并不只是因为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4G网络完成了全国范围的普及，更是由于作为整体性的第四次“婴儿潮”并没有如期而至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