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开萍， 韩增林， 彭 飞

(1.辽宁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2.辽宁师范大学 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辽宁 大连 116029)

从1994年杨吾杨首次提出“地缘环境”至今，国内学者从地缘环境内涵、地区、国家地缘环境解析、驱动机制、地缘关系和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对地缘环境展开研究[1].虽然对地缘环境仍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但其内涵及构成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地缘环境是影响地缘体的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的所有内、外部地理环境条件总和，构成至少包含地缘体、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4个要素[1-3].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地缘环境分析系统(如图1所示)，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尺度下，综合分析这4个要素的变化和相互作用的脉络，揭示地缘关系类型、特征和强度，剖析地缘结构的层次、过程和功能[2-4].地缘环境分析系统为综合把握地缘体的地缘环境演变提供了理论框架，在地缘环境系统的基础上，将传统国家作为分析对象，构建特定国家的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可以有效地将针对国别研究的不同学科知识、方法和结论进行串联.但目前国内利用地缘环境系统，对特定国家在长时间内地缘环境演变的解析仍较为匮乏.本文以1960—1990年的韩国为例，尝试在地缘环境系统的基础上构建韩国地缘环境分析框架，从空间尺度对一段时间韩国的地理要素、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进行动态分析，将影响韩国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各种因素进行串联，系统性地解读韩国对内、外政策的变化.从地缘环境演变的视角，剖析韩国地缘关系的特征、地缘结构形成的作用机制，并力求为对传统国家的地缘环境做长时间的动态分析提供思路.

图1 地缘环境系统Fig.1 Geo-setting system注：来源《中国地缘环境研究进展与思考》

选取韩国作为分析对象的原因：①2013年中国提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命运共同体，主要载体是中国的周边地区，东北亚是中国周边地区4大板块的重要区域之一.朝鲜半岛更是连接西北太平洋和亚欧大陆的纽带，位于东北亚的核心地带，具有特殊的地缘战略意义.韩国是朝鲜半岛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下分裂成的2个国家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韩国也是APEC、世界贸易组织和东亚峰会的创始成员国，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重要国际组织成员.2018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72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10(韩国统计厅官方数据资料)，是东北亚区域仅次于中国、日本的第3大经济体，在区域内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处理好与韩国的地缘关系，对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促进东北亚区域的和平稳定、助推“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落地有着积极的意义.②国内及韩国学术界针对韩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韩地缘关系的特定主题，从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结构视角解读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从东北亚区域战略角度，通过分析韩国政府政策，探讨与中国政策、“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可行性及问题、挑战.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对政治、经济、特定事件(例如：萨德入韩、朝核问题、自贸区建设等)等单一要素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且主要的研究时间点集中在一届政府上台后，针对政府的政策再展开具体针对性的研究，一定程度上缺乏连续性、整体性的系统研究.利用地缘环境系统构建研究韩国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同时可以将分析框架应用于对1990年后至今的韩国地缘环境分析，有助于预判对象国的发展方向、分析其对外政策.

本文选取的研究时间为1960—1990年.由于韩国是在美苏争霸的全球格局下建立起来的特殊国家，1953年韩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美国完全承担起韩国的安全保障义务.同时，这一时期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转型时期，美苏关系影响了全球格局发生变化.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区域的重要缓冲之地，美国对韩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尤其是军事等方面的政策，对韩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形成、社会发展，乃至与域内国家日本、中国、苏联、朝鲜的关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对韩国在区域内地缘结构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韩国自身来看，在这一时期，韩国经济上从战后积贪积弱的情况实现了飞跃发展，政治上经历了从权威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转型，外交从经济领域开始尝试恢复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的交往，军事上从完全依赖美国到逐步实现军事现代化，这些与韩国本身的政治交替、政策变化有着必然的关系.这一时期，国内外的环境奠定了韩国发展的基础，是韩国政治经济体制、民主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因此，选择这一时期，通过地缘环境分析框架，探讨韩国的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的变化及这3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对综合把握一段时间内韩国的地缘环境的演变十分具有代表性和研究意义.

1 韩国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及数据来源

一个完整的地缘环境系统是地缘体、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的要素及要素关系集合，每个要素本身都是一个子系统[2].地缘环境系统中地缘体是中心，其他要素依附于地缘体[4].地缘体决定了地缘环境系统的研究尺度，地缘体的地缘环境要素在尺度下的相互作用形成地缘关系.在空间、物质、理念上的分异形成特定的地缘结构.构建韩国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地缘体即为传统国家韩国，研究尺度应为区域尺度或全球尺度[3].

韩国的地理环境要素是研究地缘环境要素间关系的物质基础，应包括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要素两个部分.自然地理要素表述的是韩国的客观物质基础；人文地理要素包含了韩国在这一时间段的政治、社会、经济等社会发展状况，能够直观地阐述经济结构状况及国内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这些地理环境要素在东北亚区域、全球尺度的相互作用形成了韩国的地缘关系，本文主要从东北亚尺度下的韩国和日本、朝鲜、中国、苏联等国家的关系，全球尺度下的韩美关系进行分析阐述.

地缘结构本身是探讨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对地缘结构的分析本质是探讨权力(国家地位)的变化与经济的问题，可以解决地位-角色的问题[5].对韩国地缘结构的研究是以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则要考虑国家所具备的身份属性，即包含国家利益[6]对地缘结构的作用.对地缘结构的研究以地理环境要素作为物质基础[7]，尤其是政治、经济的变化推动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对自我的认知变化，进而改变在地域乃至全球尺度中的结构格局.由此构建的韩国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在1960—1990年这个时间维度，通过对地缘环境要素本身及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的分析，综合把握韩国地缘环境的整体动态变化.

图2 韩国地缘环境分析框架Fig.2 The framework of ROK geo-setting analysis

为综合收集地缘环境要素的基础素材，本文参考了韩国历史协会出版的《韩国现代史》2、3、4部[8-10]、韩国外交通商部出版的《韩国外交50年 1948—1998》[11]，并通过中国知网、韩国DBpia、RISS、KISS搜索了中国和韩国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①韩国社会变革的相关研究，包括朴正熙权威政体的建立背景、性质的相关研究，群众运动、民族民主运动的产生背景、发展、性质等相关研究；②韩国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包括韩国工业化特征、经济政策和赶超经济特征等相关研究；③韩国外交史领域的相关研究，包括美国对韩国政策、美国对韩国的军事援助、韩国经济发展与美国的角色、中韩关系史的相关研究、韩美同盟与日美同盟的对比研究和韩美日经济体系的相关研究.

本文以这些研究成果为基础素材，对1960—1990年间韩国地缘环境3个要素的基本情况作以动态分析.①地理环境：通过韩国现代史相关书籍和文献，韩国银行、韩国统计厅、世界银行、韩国贸易统计进行基础材料和数据的整理和归纳.根据具体内容，将时间维度划分为1961年5月至80年代中后期、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两个阶段，分别从时代背景、权威政治与“市场经济”、民族民主运动与经济结构3个方面归纳整理了韩国的自然地理要素、人文地理要素的基本情况.②地缘关系：利用韩国外交关系史、韩美、韩日关系史等相关书籍及文献资料，从全球尺度和区域尺度把握韩国和美国、韩国在东北亚地区与日本、中国、苏联的地缘关系情况.③地缘结构：在第1、2部分的基础上，以社会建构理论为出发点，探讨韩国地缘结构的形成、特点及变化.④结论及讨论.

2 韩国地理环境

2.1 自然地理要素

二战结束朝鲜半岛解放后，在美苏和国内势力的共同作用下，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分界形成了南北两个政治体系.1948年8月，由李承晚任总统在朝鲜半岛南部成立大韩民国(Republic of Korea)，首都首尔.韩国的国土总面积10.03万km2(2016年韩国国土统计部数据)，三面环海，西临黄海，东南是朝鲜海峡，东临日本海.地形以山地为主，平原主要分布在南部和西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日本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基础设施大多分布在朝鲜，又经历了朝鲜战争，50年代韩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资本短缺、企业能力低下，主要依赖于美国的援助.美援中的军事援助占70%以上，其余援助的80%是以粮食、衣物、油类等原材料形式提供，大部分属于美国的剩余农产品，这导致韩国国内的农业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加之韩国政府的农业改革政策，多数中小地主和农民生活条件急剧恶化，农民脱离土地，农业生产遭到破坏[8].

2.2 人文地理要素

2.2.1 权威政体统治下的“市场经济”：1961年5月至80年代中后期

1961年朴正熙政权通过军事政变登上政治舞台，这一时期对韩国的研究必须关注2个主题:“权威政体统治”与“经济发展”.

朴正熙军事集团通过实施总统制、改编行政机构强化了集权统治，并确立了优先发展经济的目标.通过建立经济企划院(Economy planning board,EPB)制定了“保护性出口导向”战略，将对国内市场和民族产业的保护、扶植与积极的出口激励机制相结合，大力推进重化学工业化，并引导民间企业实施.将商业银行国有化，对金融体系进行严格管控，建立了“官治金融”“政府信贷”“出口倾斜金融”为特征的金融政策体系.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全面扶植政府选定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战略性产业.积极培育财阀为代表的大型企业，使之成为经济赶超的主力和贯彻政府意志的重要力量[12].同时，在政府的主导下，相继成立国防研发局、科学研究所等，着力“自主国防”的发展.到1978 年，韩国使用的武器装备中有大约50%实现了本国自主研发、生产.

这一时期韩国的GDP成倍增长(如图3所示)，经济发展迅速，也是韩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工业出口和投资.60～70年代中期，主要是以进口原燃料、机械等重化工业制品、出口轻工业制品为主的加工型工业结构.70年代中后期，工业占比由10%增长到30%，其中，重化工业的部分产品达到资产及出口产业化水平.这种发展趋势持续到了80年代后期，重化工业制品出口额占比已由最初的10%发展达到50%以上(见表1和表2).另一方面，60年代末70年代初，三产(包含社会间接资本)的年增长率接近10%，借款数额逐年上升，借款主要用于投资电力、交通、通信等社会间接资本及制造业，外来投资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来源(见表1和表3).

图3 1960—1990年GDP变化Fig.3 GDP changes from 1960 to 1990

表1 主要产业的GDP占比[13]

表2 工业主要项目在进出口中的占比

朴正熙时期的经济发展极具韩国特色.与传统意义上集权政府计划经济体制不同，将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相结合，以“强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调配所有的经济、政治、社会资源，紧紧围绕经济增长这一中心.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形成韩国特色的经济结构埋下了伏笔.

2.2.2 民族民主运动下的高度对外依存经济结构：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

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公共借款和商业借款的本息数额成倍增长，贸易赤字严重(见表3).80年代中后期，韩国政府开始实施“进口自由化”“资本自由化”的政策.到90年代初，工业产品进口品种达到99.9%，农产品达到88.5%[9].随着借款本息数额的急速增加，借款数额不得不有所缩减，更多地依赖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取消了对外商投资的全部限制，实施全面开放.到80年代中后期，外商投资比70年代翻了近2倍，90年代初达到4倍之多，韩国经济结构的对外依存度达到高峰(见表3).

表3 主要外资来源及资金[13]

伴随经济被迫全面对外开放，国内经济体受到极大的冲击，农业生产大幅萎缩.同时，继续维持着财阀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60%以上的产业集中在三星、现代、大宇三大财阀，80年代末，财阀企业创造的经济价值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3.4%，这一时期财阀的主要经济运营方式是投资不动产和非生产领域的消费品投资[9].财阀企业享受财政特惠和金融特惠政策，相对中小企业发展缓慢，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1987年发生了“6月抗争”推动了韩国政治体制从权威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10月全民公投通过《第六共和国宪法》，12月韩国通过投票选举了第13届总统，实现了政治上政权的首次和平交替与转移，标志着韩国的民主政治转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4].随着民主运动的扩展，由劳动者群体发起的成立民主工会组织、改善劳动环境、增加薪酬等“生存权利”的民主斗争，由现代发动机企业开始向全国蔓延，逐步形成了全国性的组织和全国统一战线.韩国的主要财阀企业遭受波及，国内的民族民主运动对经济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

韩国学界将1980年视为韩国现代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一时期促进韩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源头是“民族民主运动”.同时，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韩国式资本主义产生的各种矛盾也愈加凸显，由此引发社会结构、政治势力的变化与“民族民主运动”相辅相成，并推动韩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重要转折.

3 韩国地缘关系

3.1 全球尺度下的韩美地缘关系

60年代全球处于冷战体系、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之下，朝鲜半岛处于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的交接地带，是两大势力的必争之地，其发展必然受到各方势力角逐的左右.朝鲜半岛南北战争之后，韩国与朝鲜形成南北对立的状态，使得韩国的外交安保战略中心必然集中在同一阵营的美国方面.1953年韩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美国完全承担起韩国的安全保障义务：美国在韩国部署两个美军步兵师；驻韩国部队的指挥官拥有对韩国部队及其军事干部实行作战行动的控制权.

50年代末到1964年间，美国出台的系列文件中(2430号行动指令，NSC Action No.2430)，对韩国的主要政策方向是逐渐减少援助规模.在承认持续存在的安全问题同时，强调经济和政治建设的重要性，促使韩国自立发展[15].70年代，伴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调整了对韩国政策，韩美两国在驻韩美军撤军问题、对韩军援问题、韩国发展核武器、人权问题等多个方面产生摩擦，双方关系一度产生裂痕.80年代，伴随韩国政体转型，全斗焕政府上台后3次访美与里根总统会谈，韩美两国的关系得以修复，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合作更为密切.

60年代，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呈现逐渐减少趋势，但基本维持在1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1971 年减少到5亿美元，1972年减少到510万美元，此后逐年递减，80年代已不到40万美元(见表4).在军事方面，直到60年代末期，美国对韩国提供的大多是赠与性军援，且比例高达韩国总军费的83.4%.70年代，美国开始以军售贷款的形式向韩国提供军事援助.大规模的赠与性军事援助一直持续到 1973 年，1974 年起，无偿军事援助的数额减少为 1亿美元，到1978年完全终止.伴随无偿军事援助的减少，军售贷款数额逐年增长.到1978 年，军售贷款金额达到2.75亿美元(见表4)，军售贷款形式对韩国的援助一直持续到1986年，共计对韩国的军售贷款援助达到23亿美元[16].此外，美国还向韩国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军事装备，向韩国提供能够帮助韩国国内军队实现现代化的必要设备、技术及人员培训等.美国的军事理论体系和传统宗旨从根本上渗透进韩国的军事领域.

表4 美国对韩国的援助情况[15，17]

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美国对韩国在经济、军事领域的援助，使得美国对韩国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渗透进韩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3.2 区域尺度下韩国与日本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地缘关系

1965年12月，韩日恢复邦交正常化.韩国在与日本恢复邦交的谈判中以及之后的10 a间，取得了近8亿美元的请求权资金(claim funds from Japan),这笔资金对70年代韩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自此，日韩经济交流逐步增长，日本成为进口国及仅次于美国的贸易出口国.韩国对日本的贸易进口、出口总量达到韩国贸易总量的一半以上(见表5).韩国基本形成了从日本进口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和设施，将生产的工业产品向美国出口的三角贸易结构[18].

表5 1965—1989韩国对外贸易情况

除了在经济领域的交流密切，1973年、1974年发生的“金大中绑架事件”、朴正熙在日本遇刺事件、1981年日本教科书美化侵略、经济合作上的摩擦使得日韩两国在社会、政治、军事、文化上没有过多的交流，关系并不融洽.80年代，随着苏联和朝鲜军事实力增强，日韩两国在安保合作上达成共识.1983年、1984年，通过日本中曾根康弘和韩国全斗焕的互访，日韩两国进一步确立善邻友好合作关系.在东北亚地区，传统的美日、美韩模式逐步扩展为美日、美韩、美日韩合作多种关系，这种模式促使日韩交流逐步向安保、文化等领域扩展.

朝鲜战争后至70年代初期，韩国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仍保持着敌对关系.1970年“8·15宣言”后逐步尝试缓和与朝鲜的敌对关系，1974年1月朝韩两国签订相互不侵犯条约，但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随着美国转变对中国的策略，中美关系缓和，并于1979年恢复邦交正常化，中美达成共识：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比强制统一更有利于区域的发展.中美关系恢复后，中韩两国以贸易交往为起点，开始尝试恢复正常的交流关系.1979年开始，中韩通过香港、新加坡开展间接的贸易往来，贸易量达到1 900万美元，到1984年发展到4亿6 200万美元[19].韩国与香港的贸易往来仅次于美国、日本，排在第3位，与新加坡的贸易往来也上升至第10位(根据韩国贸易协会的统计数据).

80年代中后期，伴随韩国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变革，韩国调整了对朝鲜的政策，由敌对向和平共处转变，1988年通过“7·7宣言”宣布“北方外交”政策，与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在此基础上，1988年首尔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后，与苏联在体育、文化领域开始交往并逐步向经济领域扩展.

4 韩国地缘结构

在世界处于冷战的格局之下，美国有意识地将韩国扶植成为在东北亚地区防御中国、苏联、朝鲜的同盟，因此在军事和经济上给予相当的援助，其模式与二战后扶植日本的方式极为类似.此时，美日两国在东北亚地区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战略同盟关系[9].同时，美国因为深陷越南战争，经济衰退，加之苏联的军事实力膨胀，并未能全力投入在东北亚地区对韩国的干预和扶植之上.

1961年韩国建立了与美国政治截然相反的“权威政体统治”体系，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资本短缺、北方又直面朝鲜威胁，在军事安全和经济建设上不得不完全依赖于美国的援助.美国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对韩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具备绝对的影响力.1965年后，美国极力促进韩国与日本的关系恢复，通过促进日本对韩国经济援助与交流，缓解对本国的压力.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下，朴正熙政府虽然是权威政权体系，但依然与美国保持共同的集团利益，在美国的主导作用下，逐步形成了美日韩三角经济结构.特殊的地缘结构，使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具特点，在权威政体统治体系下，与传统意义上集权政府计划经济体制不同，形成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指导资本主义”结构.进入70年代，美国为牵制苏联，积极推进与中国恢复关系[20]，并推动韩国与中国恢复关系，借以通过中国的力量约束朝鲜，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

可以说，韩国与日本、中国的经济交往和关系恢复是在美国主导、美苏争霸的全球格局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韩国与日本、中国除了经济领域的交往，并未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其他领域.同时与朝鲜虽有过改善关系的举动，但事实上南北双方一直处于相互敌视的状态.甚至，在与美国的关系中，也因为驻韩美军撤军问题、军事援助问题、发展核武器问题、人权问题等多个方面发生过摩擦，关系一度产生裂痕.

80年代中后期，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德与西德出现关系缓和的现象，同时，韩国在1987年实现民主政治转型，经济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相较于朝鲜都有绝对的优势.1988年7月7日，韩国宣布北方外交政策，与中苏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改善关系，韩国对于朝鲜的态度，也由敌对转向和平共存.80年代中后期随着韩国经济发展、民主政治转型成功，明确了自身的类属身份和角色身份，团体自我意识开始增强，根据国际格局开始重塑自身的地缘政治、经济、社会等关系格局，开始逐步向形成多元化的结构转变(如图4所示).

图4 韩国的地缘结构变化Fig.4 Changes of ROK’s geo-structure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1960—1990年韩国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的多要素、多尺度分析，可以看出韩国地缘环境的演变过程.韩国受自身地理环境的限制，加之战后积贫积弱的国内环境，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缺乏发展的原动力，朴正熙政权的权威政体制定了优先发展经济、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方向.不得不依赖美国在资本、设备、技术上的援助.同时，与朝鲜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军事实力的薄弱，使得在军事安保上需要依赖美国的保护，因此决定了韩国与美国的军事、经济关系.在美国的政策影响下，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体系，形成了韩国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基于与美国的地缘关系，建立起与日本、中国的经济联系.至80年代中期，韩国的地缘环境系统是在冷战体系下，以韩美经济、军事关系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

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韩国式资本主义的内生矛盾刺激萌生了“民族民主运动”，并由普通大众斗争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展，1987年最终促成韩国政治体制转变为民主政体.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转型提升了韩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增强了民族自信感.同时，此时伴随着世界国际格局出现变化，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缓和，韩国通过调整外交政策，重塑与东北亚各国的地缘关系，逐渐向多元化的地缘环境系统转变.

本文以经济、军事、外交、历史等跨学科的研究资料为基础，通过国别地缘环境研究思路，相对综合地对1960—1990年的韩国，在国内外多要素、多尺度综合作用下的地缘环境要素进行了解读，并探讨了地缘环境的演变.一国任何地理要素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都是在国内外地缘环境变化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多维度、多尺度综合性的分析有利于全面把握一国的问题和发展方向.利用这种分析方式，可以继续对90年代后至今的韩国地缘环境作以长时间动态的全面分析，也可以以其他传统国家为对象进行解读和分析，有利于更全面地把握一国政策的制定和发展方向，便于我国作出适合的相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