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梦婷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1 引言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规模的增量与增速齐齐下滑，而60岁及以上人口则增量翻倍，目前已达2.6亿，占总人口的18.7%，人口结构挑战已取代人口规模压力主导着我国人口的发展态势。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中方案①《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19）》，“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2019，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ynamics. https://population.un.org/wpp/，2030年我国总人口将进入负增长，2035年老年人口将超4亿，2055年达到峰值5亿左右。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惊人且体量巨大，劳动力供给和养老需求等问题给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据测算，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在2035年耗尽②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测算，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下降，到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如何确保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转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近年来我国政府、学界与民众高度关注的问题，而延迟退休年龄是其中最受瞩目的话题。

2021年3月12日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了要按“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并强调要“减少社会震动，争取更多支持”。延迟退休年龄是一项非常敏感和重大的公共政策，在政策不可避免要实施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人民的理解与支持，让政府、企业和民众共同参与延迟退休的准备工作，夯实延迟退休的民意基础和凝聚共识[1]，减少社会阻力与成本，就成为政策制定与实施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学界对延迟退休的讨论最初聚焦于是否应该延迟退休，主要从增加养老基金积累[2-3]、发挥人力资本最大效用[4-5]、降低我国储蓄促进经济发展[6]以及国际经验的借鉴[7]等角度论证了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随着延迟退休成为共识，学界讨论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延迟退休的方案上。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从养老基金财务平衡的角度，实行男女同龄退休[8]；也有的认为应先推迟高技能劳动者的退休时间，因为低技能如果延迟退休，很可能会陷入无法就业与无法退休的严重脆弱地位[9]，而且低技能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不断贬损，养老保险缴费能力下降，无益于化解养老金亏空危机[10]等等。不论是讨论延迟退休的必要性还是实施方案，上述研究主要从促进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险财务平衡的角度进行论述。但是，从民意理解的角度，这些解释较为宏观，侧重于分析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带有“不得不”和“必须”实施的意味，相对缺少些亲和力。本文从“以人为本”的多维视角充分认识人口变化，既阐述延迟退休的必要性，也强调我国人口具备延迟退休的条件。

在我国“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模式下，工作期和退休期人数与年数结构变化不仅同时影响社会养老压力，且两者还有交叉影响，若将“人数”与“年数”分开论述，则后者的影响容易被遗漏。以受教育年限、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年数”变化为例，一方面这种变化直接改变人口工作期和退休期的年数结构，使人口的缴费周期缩短，被抚养周期拉长，这是其对社会养老压力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工作期和退休期的时间跨度变化，还会引起相应范围内的人数变化，从而影响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结构，这是年数变化对社会养老压力的间接影响。同理，“人数”变化的影响则应被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由生育率下降引起的，另一部分是因为工作期与退休期时长变化引起的。因此，养老保险的代际平衡，确切来说是工作期人口劳动多少年，可以承担退休人口存活多少年的问题，即工作期与退休期“人年数”的比较。

本文通过测算不同队列、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人口“人年数”变化趋势，分析不同特征的人口养老压力的差异化，阐述总人口分类“弹性”延迟退休的原因与依据。结合“人数”与“年数”变化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延迟退休，人口数量虽然减少了，但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受教育年限增加，就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不仅说明社会养老压力加大了，同时也意味着人口健康状况改善，文化程度提升，综合素质提高了，具备了延迟退休的条件。人口的养老压力不应仅从分年龄人口数量的对比来考虑，人口质量也是重要的分析维度。因此，本文综合考量“人数”和“年数”变化，以“人年数”指标为切入点，结合养老保险背景进一步分析延迟退休必要性与可行性，是前者的拓展研究。

2 研究指标、数据与方法

2.1 指标与定义

人年数是表示人口生存时间的复合单位，是人数同生存年数乘积的总和。本文用人年数来描述工作期与退休期人口的存在时长。工作期与退休期人年数的对比，相比仅仅人数的对比，更能反映一个社会人口的抚养压力。

本文用工作期与退休期人年数的比值来衡量一个人口的养老压力，称为养老支持比，简称OSR（Old-age Support Ratio）。表示平均每个退休老人存活一年的养老成本，由每个劳动人口工作多少年，或者几个人工作一年来分担，比值越大，养老压力越小。

每个人的生命历程简单分为成长期，工作期与退休期，假定三个时期依次进行，不会反复不会交替。假设总人口平均退休年龄为60岁；退休期就是退休年龄到死亡的时间段，即退休后的存活期，可以通过测算的退休年龄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获得③采用联合国《世界人口发展报告（2019）》人口预测中方案中关于中国各年份的生命表数据。。

2.2 方法与数据

通过因素分解法可将养老支持比（OSR）的人数与年数两种影响因素分别计算出来。对时点A或时点B的人口：假设工作期人口数量分别为aA,aB；退休期人口数量为bA,bB;工作年限是mA，nA；退休年龄为60岁，60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nA,nB。则两个时间点的年数结构分别为人数结构为两个时点的养老支持比分别为：

将构成不同时间点养老支持比的差异分解成年数结构差异与人数结构差异各占多少比重，总变动分解为：

上式可以反映两个部分的影响：

第一部分是工作期与退休期人数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险压力的影响：；

第二部分是工作期与退休期年数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险压力的影响：。

其中，人数结构由两种变化引起：一是在工作期及退休期时长不变的情况下，因生育率变化而使得进入这两个区间的人口数量发生变化；二是在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工作期或退休期窗口的增长或缩短引起的区间内人口数量的变化。

通过标准化的方法可分离生育率变化，及工作期与退休期年数变化对人数结构的影响。对于时点A及时点B的人口，退休年龄都是60岁，假设A时点人口平均开始工作年龄为YA，每个年龄人数为Px，则工作期人口数为；B时点人口平均开始工作年龄为YB，每个年龄人数为Px’，工作期人口数为；假设时点B以时点A的工作区间为标准来计算工作期人口，则即为标准化后的B点工作期人口。同理，B点的退休期人口数量也以A点60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标准计算，按A点年龄别存活率计算B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即为标准化后的B点退休期人口。将标准化后的B点人数结构变化的影响，与实际B点人数结构变化的影响相减，就可以分离出年数变化对B点人数结构的影响。

年数结构变化对养老支持比变化的影响包括两部分：一是工作期与退休期的年数变化对养老支持比产生的直接影响；二是通过影响人数结构变化而对养老支持比产生的间接影响，这部分影响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方法从人数结构总影响中分离出来。这两部分的影响之和就是年数变化对社会养老压力的总影响。

关于受教育年限的测算，本文先将受教育水平指标转化为可比较的受教育年限。如小学=6年，中学=3年，高中=3年，大专=3年，本科=4年等，因不同年份的人口普查对受教育水平的分类有所差别，将相同受教育年限的学历归为一类，如将高中与中专、中职等学历归位一类，均为3年。在测算中，本文假设2020-2030年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速保持2000到2015年的平均水平，按照分性别分队列人口进行累加计算，平均每5年受教育年限增加0.5-0.6年。在对西方发达国家及我国香港特区受教育年限的变化趋势进行比照时，发现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满12-14年后，增速会明显放缓，因此，假设2030-2050年增速将减半，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每5年增加约0.2-0.3年。下文测算了2020-2050年我国总人口受教育水平，以及分性别受教育水平的变化趋势。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1982、1990、2000、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1995、2005、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汇总数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19）》，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观察数据”以及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等。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均为原始数据，未作任何调整。

3 我国人口“人年数”变化对社会养老压力的影响

3.1 “人数”与“年数”变化带来的养老压力是延迟退休的内在需求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总人口的养老压力显著增大。如表1所示，养老支持比从1982年的25.6下降到了2015年的9.77，降幅达62%。从人数变化来看，工作期人口先升后降，先从1982年的7亿增至2010年的9.46亿，增幅达35%；2010年后进入负增长，2010到2015年减少了1100万劳动人口。退休期人口则持续增长，从1982年的0.8亿增加到2015年的2.11亿，翻了2倍多，越往后增速越快，仅2010到2015年就增加了5200万，占30多年总增量的一半多。

表1 1982-2015年我国总人口养老支持比变化

从年数变化来看，1982年到201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3年增至9.4年，工作期也随之从48.67年缩减到44.54年，平均每人减少了近4年工作时间；同时，60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也从16.73年延长至20.21年，平均每人增加了约3.5年退休时间。工作期时间窗的缩小，不仅少了近4年的缴费时间，也减少了相应范围内的劳动人口；同理，退休后存活期增加，不仅每个退休人口的多了3.5年的消费时间，也扩大了退休范围的人口数量。

年数结构变化的影响有多大？以1990年和2000年为例（见表2），养老支持比在10年内下降了4.84，通过因素分解，得到工作期和退休期人数与年数变化对养老支持比下降的贡献率分别是67.3%和32.69%。同样的方式对后续年份进行分解，纵向看来，如果以1990年为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1990年到2000，2010，2015年养老支持比变化中，年数变化的贡献逐渐减小，人数结构的贡献率逐步增大。虽然两种变化都是同一个方向，但是人数结构变化更为迅速，影响更大，说明1990到2015年间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影响处于高速增长期。

表2 养老支持比变化的分解

如果退休年龄不变，根据预测的受教育年限与联合国人口预测中方案中我国人口60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进行测算（见表3），发现随着工作期和退休期人数与年数结构进一步减小，我国未来养老支持比将持续下降，2050年时降到2.4，还不到目前水平的1/3，意味着那时养老压力是现在的3倍多。如果以2015年为标准年份，与预测年份的养老支持比进行比较以及对差距进行分解，发现从2020年到2050年，年数结构的贡献率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说明在2040年以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开始变慢，人数结构下降速度变缓，而年数结构变化的相对影响更大了，意味着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支持比变化即使从长远来看，仍然有重要作用。

表3 2020-2050年总人口养老支持比变化趋势

3.2 “年数”变化带来的人口素质提高是延迟退休的外在条件

3.2.1 受教育水平提高，大部分低龄老年人口能达初中及以上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1982年到2015，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5.33年提升到9.36年（见表1），相当于从小学水平提高到了初中毕业水平，总人口素质大幅提升。50-64岁人口④本文暂将年龄在退休时点左右、受延迟退休政策影响最大的50-64岁人口称为低龄老年人口。作为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主要年龄段，也均有较好的受教育水平。根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见表4），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在60-64岁的男性中超过一半，女性也超3成；在50-54岁男性中则高达76.16%，女性中也有60.77%。再看高中及以上学历，1/4的50-59岁的男性和1/5的50-54岁都具有高中及以上的受教育水平。在未来延迟退休政策实施时，50-64岁的人口受教育水平还会进一步提升。可见，我国的低龄老年人口拥有较好的教育素质，有很大的潜力继续从事经济活动，创造社会价值。

表4 2015年我国分性别的50-64岁人口受教育程度所占比例（%）

关于教育与经济回报的关系，Becker通过对“人力资本”的解释，认为教育与收入的相关性是由于教育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2]。2018年世界银行以1120个样本，对139个国家在1950到2014年间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回报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教育每增加一年，个人收入回报率是8.8%，技术进步的回报率是9.7%[13]。我国学者蔡昉发现，在制造业，员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学历变为高中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14]。

劳动生产率是促进养老保险平衡的重要因素。在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叠代模型中，养老基金平衡主要取决于人口增长率，Aaron[15]在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引进了生产和投资，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一因素来修正萨缪尔森的模型，论证养老金的增长同时取决于人口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两个因素。因此，在人口数量无法持续增长的时候，劳动者人口素质提高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同样会促进社会养老保险平衡。

3.2.2 健康水平较高，60岁健康预期寿命占60岁预期寿命的比例达大部分发达国家水平

衡量国民寿命质量有长度与健康程度两个维度。我国人口预期寿命提升很快，出生预期寿命从建国初的35岁提高到了2019年的77.4岁⑤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观察数据 ” https://www.who.int/data/gho/indicator-metadata-registry/imrdetails/66。，翻了一倍多。寿命延长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重要表现，然而在养老保险关系中也意味着退休后被抚养的年限增加，这也是延迟退休年龄的重要原因。但结合健康程度看，如果是健康地延长寿命，那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被抚养年限增加，而是说明存在老龄人口继续创造社会价值的巨大潜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见表5），2019年时我国人口60岁的健康余寿近16年，虽然与大多数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但已接近美国的水平，比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多2年多。从60岁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例来看，我国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较高，仅次于日、韩及法国，与加拿大，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不相上下，高于美国和澳大利亚，显著高于印度。这说明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同时，健康水平也得到了较好的保障，老龄人口总体健康状况较好。

表5 中国和世界部分国家的预期寿命及健康预期寿命

但是，相比2000与2010年，我国2019年60岁健康预期寿命占比略有下降，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很多发达国家，包括在健康预期寿命占比最高的几个国家，说明预期寿命增速快于健康预期寿命，即在预期寿命到达一定年龄后，往后延长的寿命中，因为年龄越来越大，能保持新增年数中健康年数的比例不变有较大挑战，需要社会公共卫生、医疗保障及教育体系等全方位的提升。同时，这也意味在医疗条件没有较大提升的情况下，非健康余寿比预期寿命的增速将更快，更需要人们在寿命健康状况时继续参加经济活动，增加养老资产积累，我国60岁以上人口的良好健康水平，说明我们具备老年人继续创造社会价值的条件。

3.2.3 低龄老年人口在业比例大，存在较强的就业意愿

老龄人口就业状况不仅在于个人的综合素质，也要看就业意愿及社会支持。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显示（见表6），我国60-64岁人口超过1/3仍在从事有报酬的劳动，55-59岁人口超过一半仍然在业，50-54岁这一比例超过6成，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低龄老年人口有较高的就业意愿与需求。分性别、分城乡的就业率有明显差别，总体上男性高于女性，农村高于城市地区，这主要与城乡二元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及男女不同退休年龄政策相关，养老保障政策的变化对不同群体的就业率会有较大影响。

表6 2017年我国50-64岁人口的在业比例（%）

关于老龄人口就业的很大争议就是认为他们会挤压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影响经济发展，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依据。美国经济学家Gruber等使用经合组织12个国家的数据，估计了高年龄段人口就业对青壮年人就业的影响，发现高年龄段人人口就业的增加不但不会抑制青壮年人就业，反而会起到促进作用[16]，因为退休人口个人和家庭消费会显著下降，包括与工作相关的支出，如交通、餐饮和服装等[17]；Alicia等根据美国1977-2011“当前人口调查”的数据发现不管是分性别还是分学历，老龄人口就业既没有降低年轻人的就业率，也没使他们的工资水平下降[18]。我国经济学者张川川对1990、2000年人口普查及2005年1%抽样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也发现老年人就业的增加会提高而不是抑制年轻人就业[19]。

除了观念之外，从政策上支持老年人口就业也很有必要。包括美国、加拿大及欧盟在内的很多国家已通过反年龄歧视法案对老年人口就业进行法律保护，为老龄人口就业创造公平的环境。开发老龄人口的就业潜力，人口的综合素质与自身意愿缺一不可，宽容的就业环境和就业政策支持也必不可少。

4 分队列、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人口“人年数”变化对社会养老压力的影响

4.1 越晚出生的队列，面临的养老压力越大，但人口的综合素质也越高

4.1.1 越晚出生的队列，工作期越短，退休期越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受教育年限和平均预期寿命都在不断增加。这也意味着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越晚出生的队列，一生的工作期越短，退休期越长，养老保险缴费时间变短，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变长。分年龄来看，以2015年为例（见图1），55-59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6年，工作期为46.4年，退休期仅有20.21年，不到工作期的一半。而20-24岁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36年，工作期为41.64年，退休期为24.38年，与55-59岁人口相比，平均每人少工作近5年，多退休4年多。2050年时（见图2），2015年20-24岁人口正好进入55-59岁队列，此时的20-24岁人口预计受教育年限为17.66年，平均工作期为36.34年，退休期增至27.93年，占比31.77%，一生超过3成的时间处于退休期。比起55-59岁人口，此时20-24岁人口工作期又将少近5年，退休期多3.6年。

图1 2015 年分队列的个人生命历程

图2 2050年分队列的个人生命历程

4.1.2 越晚出生的队列，所处的时期劳动人口越少，退休人口越多。

每个队列从开始工作到退休，所处的工作期的人口，都是一个动态的变数。本文以20-24岁作为刚参加工作的队列，通过观察在不同时期该年龄队列所处的工作期人口的变化（见图3），发现以2010年为界，工作期人口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即我国劳动人口在2010年开始进入负增长，且2020年后负增长速度显著加快，2050年时劳动人口仅有6.76亿，与目前相比下降了27%，也意味着30年后将减少了近3成劳动人口缴费。

图3 1982-2050年20-24岁人口所处的工作期人口变化

劳动人口缩减的同时，退休期人口却在持续增加（见图4）。从1982年 到2020年，退休期人口从不到8千万升至2.49亿，翻了3倍多，2050年将增至4.85亿，在2020年的基础上又将近翻一倍，增长速度非常快。值得注意的是，2030年后，8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显著提升，2050年时将达23.75%，即每4个老人里面就有一个高龄老人，说明我国人口预期寿命还将持续增加，被抚养年限也将进一步延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不仅老人数量持续增大，高龄化的程度也在加深，这也意味着不仅被抚养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平均被抚养的年限也在拉长。

图4 1982-2050年60岁以上人口数量及结构变化

4.1.3 越晚出生的队列，养老支持比越小，养老压力越大。

将“人数”和“年数”两者结合起来，对出生在60、70和80年代后期的人口进行测算，发现越年轻的队列，养老支持比越小，养老压力越大（见表7）。60、70和80年代参加工作时，养老支持比分别为25.2、19.14和15.81，当他们退休时，这一指标将下降到6.4、3.61和2.91，这意味着越年轻的队列，能一起承担养老压力的人数和均摊一笔养老费的年数都越来越少，在养老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分摊到每人每年的缴费会越来越多，养老压力越来越大。同时，越年轻的队列，人数结构变化对养老压力变大的贡献率越高，但从70到80年代，人数结构影响的增长已经放缓，相应地，年数结构变化贡献率的下降也放缓，在80年代出生队列退休时，年数结构变化仍有近1/4的影响。

表7 1965-1969、1975-1979及1985-1989出生队列的养老支持比变化

4.1.4 越晚出生的队列，综合素质越高

虽然越年轻的人口工作期越短，退休期越长，所处的工作期人数越少，退休人数越多，面临的养老压力也越大。但另一方面来说，我国目前人口的综合素质与当初确定退休时的人口相比已发生了很大改变。上世纪50年代制定退休政策时，男、女平均预期寿命仅有42.54岁和45.29岁，平均来说甚至都活不到退休年龄；2019年是我国男性人口预期寿命达75.36岁，女性为79.73岁⑥数据来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19）》。，增幅均超78%。50年代时，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2年，80%以上人口是文盲，而“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文盲率下降为2.67%，人口素质有了质的飞跃。

4.2 男、女两性人口“人年数”变化对养老压力的影响

4.2.1 女性养老压力大于男性，更需要延迟退休年龄

从1982到2015年，男、女两性的养老压力都在不断增大，养老支持比分别从1982年的28.42和6.4，下降到2015年的11.26和2.11，男性的养老支持比一直是女性的4到6倍（见表8），女性的养老压力要远大于男性。相比之下女性延迟退休年龄的需求更加迫切。

表8 1982-2015年我国人口分性别养老指标变化

两性养老压力的差距，一方面是年数结构的影响。男性的工作期显著长于女性，退休期又短于女性，且这种差距还在扩大。1982年，男性工作期比女性多7.63年，到2015年时多了9.17年；而男性退休期又比女性短，两者差距从1982年的10.51年扩大到了2015年的13.04年。这是因为虽然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女性，但这些年来，女性的受教育年限与平均预期寿命增长的速度都快于男性，所以两性年数的差距在扩大。

另一方面是人数结构的影响。在过去的30多年，男性工作期的人数与涨幅都高于女性，退休期人数的涨幅虽高于女性，但总量却远低于女性。从1982年到2015年，男性工作期人口一直是女性的1.1到1.3倍，差距随时间推移在扩大。而且，女性工作期人口从2005年开始下降，男性则是2010年开始下降，女性早于男性进入了劳动人口负增长阶段。同时，两性的退休期人口都持续增加，但30年来，女性的退休人口一直是男性的2倍左右，最主要的原因是女性退休年龄比男性早了5-10年，而预期寿命又长4年左右，较长退休窗口应对的人数也较多。

4.2.2 男、女推迟退休年龄的两种方案及其影响

未来30年，如果保持目前的退休年龄不变，两性的养老支持比均会持续下降，女性的养老支持比一直是男性的4到6倍，但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见表9）。其中，女性在2040年前养老支持比就降到了1以下，意味着1个工作女性要承担超过1个退休人口的费用，完全无法负荷。

表9 我国人口分性别按不同退休年龄的养老支持比变化趋势

但是，如果男性的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女性推迟到60岁，2050年时，男性的工作期人口将增加6千万，女性增加近8千万；同时，男性的退休人口将减少6千万，女性减少8千多万。男、女的养老支持比将从原退休年龄的2.83和0.66升至6.16和2.07，养老压力都将显著减小。如果女性与男性一样，延迟到65岁退休，则2050年时女性工作期人口将增加1.36亿，退休人口将减少1.43亿，养老支持比将上升到4.32，养老压力明显减小。可见，男、女延迟退休年都龄将释放大量劳动年龄人口，显著减少退休人口数量，减轻养老压力。但同样的延迟幅度，女性增加工作期人口更多，减少的退休人口也更多。

4.2.3 男、女退休年龄相差较大的劳动环境已发生改变

男女两性养老压力的较大差距在实际生活中并无明显体现，这是因为在不分性别的社会保险统筹中，男性分担了部分来自女性的养老压力。客观上，两性退休年龄相差较大的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建国初期，我国产业以农业和重工业为主，两种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90.9%⑦《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0）》，由国家统计局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编，中国劳动统出版社出版。，包括女性在内的劳动人口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男女身体素质的差异使女性早于男性退休成为人性化的合理安排。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轻工业及手工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加大，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比也不断上升，2019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比例已达47.4%，劳动市场对体力的要求不再有明显性别差异，对女性退休年龄的调整有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世界范围内，男女退休年龄的差距也在缩小，以1977年明确退休年龄的107个国家和地区为例，当时约一半的国家男女同龄退休，在两性差异化退休的国家中，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高于女性2.26岁，2012年时差距缩小到了1.68岁，说明男女退休年龄趋同逐渐成为全球发展趋势⑧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 (SSA)“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2019.。鉴于目前女性退休年龄较小，养老压力更大，在一定的行业分性别调整，然后逐渐同龄退休是一种值得考虑的“弹性”模式。

4.3 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人年数”变化对社会养老压力的影响

4.3.1 受教育年限越长，养老压力越大，越应延迟退休年龄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不仅是工作期年限有差异，由于养老金水平及健康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他们退休后的存活年限也有明显差距。通过对比2000年不同学历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发现本科及以上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最高，达81.7岁；文盲或半文盲男性预期寿命最低，仅有58岁，两者相差了23.7年。其中，同样的学历，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同样的性别，学历越高，平均预期寿命越长。

将上述数据放入个人生命历程考量（见图5），本科及以上女性的平均工作期最短，而退休期最长，分别为28年和31.7年，一生中超过1/3的人生处退休期；而文盲及半文盲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仅有58岁，还不到退休年龄，理论上来说他们没有退休期，一生中的89.66%都处在工作期。

图5 2000年分性别的不同教育程度人口的生命历程

与相同性别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比较，文盲及半文盲、小学、初中和高中学历的男性工作期分别多了14年、10年、7年和4年，退休期少了17.8年、9.1年、4.1年 和2.5年；上述学历女性的工作期分别多14年、10年、7年和4年，退休期少了13.6年、7.8年、3.8年和2.2年。可见，受教育越多的群体，工作期越短，退休期越长，年数结构影响越小，养老压力也越大；而且，受教育程度差别对男性带来的养老压力影响大于女性。

4.3.2 先延迟高等教育劳动力退休年龄，发挥人口质量优势

我国人口的总体素质还不算很高，虽然1982到2015年，我国文盲及半文盲人口从31.88%下降到了5.69%，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从0.68%上升至13.33（见图6），但小学和初中学历的人口仍占主体。2015年时，这两种学历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仍超6成，我国大部分人口仍处在初中及以下学历水平，与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相比，他们平均工作期要长7-10年，退休期要短4-9年，为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分担了很多养老压力。

图6 1982-2015年我国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我国本科及以上人口将快速增长（见图7）。从2015年2050年，预计男、女本科及以上人口将分别从4292万和3908万，增至9403万和1.07亿人，2050年时将有14.24%的6岁以上人口达本科及以上水平，比2015年时的比例翻一番多。其中，女性本科及以上的人数将在2030年反超男性，此后持续保持领先优势。

图7 2015-2050年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所占比例的变化趋势

可见，随着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增大，退休年龄的延迟将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2050年时，50-64岁的大学及以上学历女性将达6000多万，60-64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男性达2000多万，如果退休年龄男、女趋同至65岁左右，将释放增加超过8000万受过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人口⑨数据来自本文测算的受教育年限结合联合国世界人口报告的生命表进行的推算。。

2030年左右，我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⑩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和中国社科院《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9）》认为中国人口负增长将出现在2030年；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的测算认为中国将在2025进入人口负增长。，在数量优势逐渐丧失的时候，应更重视发挥人口质量优势。在固定退休年龄的情况下，学历更高的人反而工作期更短，退休期更长，减少了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随着生产方式的智能化，自动化，生产对劳动者体力的要求也进一步减弱，高学历人才从事脑力劳动的比例较高，工作相对受年龄限制较少，过早退休对社会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鼓励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更晚退休，释放50-65岁的“高龄”高素质劳动人口，能一定程度通过人口质量优势弥补数量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

5 小结与讨论

延迟退休年龄是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的选择，民意的理解与支持对政策顺利落实至关重要。本文引入“人年数”指标，将“人数”与“年数”变化对养老压力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虑是一种新的尝试，主要是希望人们能多维度地认识人口变化的影响，增加对弹性延迟退休年龄的理解与支持。虽然人口生育率下降，数量不断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但人口健康状况、劳动生产率、受教育程度和预期寿命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都在提升，符合未来经济转型升级对人口素质的要求，不用过于悲观地看待社会养老和延迟退休问题。通过上文研究，本文还得到以下启示：

（1）随着个人账户做实，推迟退休年龄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按照《社会保险法》规定，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国家正在努力实施一系列措施做实个人账户。相比目前现收现付制受“人数”与“年数”变化的共同影响，个人账户的平衡主要受工作期与退休期“年数”变化的影响，这意味着个人账户做实后，退休年龄的推迟将比目前对养老压力的缓解起到更大的作用。

（2）分类弹性退休的合理性。上文阐述了不同队列、性别、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养老支持比的差异，这些差异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感知，因为在养老金的社会统筹中，养老支持比小的人群分担了更多的养老压力，不同岗位、不同职业也存在类似情况，无法一一穷尽。按照人口特征，结合职业特点及个人意愿弹性延迟退休年龄，不仅有利于提高不同人口之间养老负担的公正性，也能释放大量劳动力，提高养老保险运行的效率。

（3）虽然延迟退休对养老保险的平衡有明显作用，但并不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受教育年限与预期寿命的增加都有极限，退休年龄的后移也有边界，在推迟到一定年龄后就难以再发挥作用。延迟退休年龄只能一定程度缓解养老压力，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替代率（TFR=2.1）的情况下，养老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在于人口提高劳动生产率。

（4）未来“工作”和“退休”都将是个更开放的概念。在社会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发展转型升级后，很多工作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更多居家的不分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口会涌现，成长期、工作期与退休期将没有明确界限，或会交替出现。同时，老龄人口健康水平还将进一步提升，大量体力工作也将被机器替代，脑力劳动的比例将大幅增加，衰老可能不应仅从年龄上进行定义，工作期和退休期的计算都会更有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