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祚庥

关键词：胡亥即位;《赵正书》;贾谊;历史记忆;《史记》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赵正书》是一篇早已亡佚的汉代文献。篇名自题为“赵正书”，写于第二枚简背面近上端处。现存竹简52枚，缀合后有完整简46枚、残简4枚;其中除两枚简缺字较多外，其余大多完好，没有竹简遗失。《赵正书》的“赵正”即秦始皇。《赵正书》主要记述了秦始皇第5次出巡回程途中生病、死亡到秦二世继位后诛杀诸公子大臣，直至秦亡国的历史过程。1《赵正书》的部分内容与《史记》相似，但在胡亥继位一事上，却与《史记》有较大的不同。《赵正书》言明胡亥是秦始皇临终前指定的继承人，这引发了学界的较多关注。

历史记忆似乎不可避免地即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同时又成为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2历史记忆研究愈发受到学界的重视，有学者不拘泥史事真相的考证，而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展开了对《赵正书》的研究。陈侃理认为，《赵正书》与《史记》关于胡亥继位的叙事关系，反映出汉初对秦代历史存在不同的认知。《史记》中胡亥篡位说法来自于楚人反秦的政治宣传，并最终战胜其他历史记忆，深刻影响了后世，成为主流说法。1董家宁继承了此说，进一步指出胡亥与赵高二人的师生关系经过贾谊的阐述，在后世史书中成为保傅制度的反面典型，在这一过程中，胡亥的自主性逐渐消失，其形象日益傀儡化和标签化。《赵正书》中胡亥自主性的凸显，可以为我们破除对胡亥、赵高的刻板认知提供可能。《赵正书》认为秦亡的原因主要在于胡亥拒绝纳谏，这为我们提供了汉代人对秦亡原因的另一种历史解释。2高中正认为，《赵正书》中关于秦二世合法继位的说法应来自于秦二世元年（前209）诏书一类文献。3邵琪主此说，并同时强调重视汉初的多元秦史观。4这些研究观点新颖，确有开创之功，笔者在爬梳完相关史料后，仍覺有未发之处，故作拙文，敬请方家指正。

据《史记·陈涉世家》的记载：

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

陈侃理据这段材料，指出陈胜、吴广宣称扶苏当立，就是在否定胡亥继承帝位的合法性。6然深究这段史料，当立与不当立，似有它解，不应指继位的合法性问题。第一，安子毓指出，如扶苏已经拥有合法继承人的身份，陈胜当直谓胡亥篡位，何须纠缠于“当立”、“不当立”的推测？7第二，从文本语境来说，陈胜首先强调的是“天下苦秦久矣”，再讲胡亥继位，最后讲扶苏之贤能，其目的强调的是扶苏比胡亥更适合为君，而非强调胡亥篡位。第三，《汉书》中亦有类似的记载：

胜、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不得立，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

《汉书》中言明扶苏因屡次劝谏而不得立，这样一来就不存在胡亥篡位的可能性了。班固所加“不得立”三字或是有其他史料来源，或是体悟了《史记》记载的言外之意。综上，“当立”、“不当立”与胡亥继位的合法性并无关系，应指合适不合适，陈胜、吴广意指胡亥的个人才干不足以为君，扶苏比胡亥更适合继位为君。

再看《赵正书》的记载：

昔者，秦王赵正出斿（游）天下，环（还）至白（柏）人而病……病即大甚，而不能前，故复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分（纷）争，争侵主……其（议）所立。”丞相臣斯昧死顿首言曰：“……臣（窃）幸甚，至死及身不足。然而见疑如此，臣等尽当僇（戮）死，以佨（报）于天下者也。”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宭（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

秦始皇在出游过程中，突然病重，担心储位未定，以至大臣为乱，令李斯等人商议储君人选，李斯等人表完忠心后，以现在距离咸阳太远，若诏群臣商议储君人选，恐会生乱为由，建议此次一同出游的胡亥为君，避免生乱，秦始皇同意了这个意见，立胡亥为储君。有学者根据始皇反复交代的“吾子孤若”，指出秦始皇虽征询了李斯等人的意见，但早已心属胡亥，临终问话不过是帝王之术罢了。1此说似有推测过深之嫌疑，结合上下语境，始皇帝先言“吾子孤弱”，后说“其议所立”，是在要求李斯等人在诸子中推举一个储君，所以“吾子孤弱”当指始皇帝诸子，非单指胡亥。从《赵正书》文本上看，胡亥是在始皇帝临终之前，为防止群臣作乱，匆忙之中才被选为储君的。

《赵正书》对胡亥继位后种种暴行可以概括为：胡亥不听扶苏与李斯谏言，而行“杀兄夫（扶）胥（苏）、中尉恬。夷其宗族，抔（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古（故）世之臧（藏），出斿（游）天下。”2最后作者交待了胡亥身死国灭的结局，3并发出了“胡亥所谓不听间（谏）者也，立四年而身死国亡”的感慨。

《赵正书》的作者先是花费较大的笔墨交待胡亥是在秦始皇临终之前才被匆忙立为储君，说明了胡亥被立为储君的原因是防止群臣作乱，而非个人才能。然后再交待胡亥登基后的种种暴行，两者结合在一起看，《赵正书》的作者亦认为胡亥的个人才能不足以为君，即胡亥“不当立”。

根据整理小组的意见，从用字、语词和语法等方面看来，《赵正书》的成书年代可能是在西汉早期。5从《赵正书》的成书年代来看，其认为胡亥“不当立”的观点应是源自于陈胜、吴广的反秦宣传。

目前史料中最早关于胡亥篡位历史记忆的记载见于《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以及《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据《刘敬叔孙通列传》的记载：

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

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汙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柰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及上置酒，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

又据《樊郦滕灌列传》的记载：

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高帝时的储位之争是汉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8但刘邦此举遭到了功臣集团的集体反对，除上引材料中的叔孙通与樊哙外，如周昌、张良等人都以不同方式表示了对太子刘盈的支持。“及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1此事发生在高帝九年（前198），在御史大夫周昌的强烈反对下，高帝不得不作罢。2高帝十二年（前195），在黥布谋反前后，3高帝又生换储之心，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吕后最终在留侯的建议下，请出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刘盈，高帝才绝易储之望。

高帝十二年的易储风波中，叔孙通直言“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而樊哙所言“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此语亦出现在《汉书·樊郦滕灌传傅靳周传》中，颜师古注曰：“谓始皇崩，赵高矫为诏命，杀扶苏而立胡亥。”5二者皆以胡亥篡位的历史教训劝谏高帝不要更换储君。高帝的反应分别是“吾听公言”与“高帝笑而起”，从高帝的反应中可知，“胡亥篡位说”在当时已经非常流行，至少在帝国的统治集团中已经为人所熟知，但今因史料的缺乏，无法探查此说的根源，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太子刘盈的继位，曾经有益其保住储君之位的“胡亥篡位说”自然成为了帝国统治集团所认可的学说。

但在文帝近臣贾谊的撰述中，其却并未采取此说。

《过秦论》：秦王足已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是二世之过也。

《新书·春秋》：二世胡亥之为公子，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陛，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残败而去。诸侯闻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弃之也。

《治安策》：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吿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敎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9贾谊在《过秦论》中丝毫没有怀疑胡亥继位的正当性，只是在强调其残暴无道的统治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在《春秋》一篇中，贾谊的撰述十分富有意味，有学者察觉出此则材料的深意，若胡亥仅为普通公子，又是最小的儿子，其众兄长或当阻止，或当一笑置之，何至于叹息？其产生的背景已足证明蒙毅所谓胡亥“去诸公子绝远”并非虚言。10贾谊的此条记述明显是支持胡亥合法继承的。在《治安策》中更是以胡亥为例劝谏文帝早为太子选择良师，从中可见贾谊认为胡亥是合法继承帝位的，而非篡位，否则也不会以胡亥的例子劝导文帝早为太子选择良师。从贾谊的观点来看，他虽指责胡亥的无道，却丝毫没有怀疑胡亥继位的合法性，他更是认同自陈胜、吴广的反秦宣传到《赵正书》的“胡亥不当立说”。

为何贾谊选择了“胡亥不当立说”？陈侃理认为贾谊出生于刘邦称帝后，出生地在战国末已经属秦，当地人在反秦战争中未见突出表现。他的言论反映了反秦楚人以外存在的另一种历史记忆。1此说漏洞甚多，其一，据学者考证，贾谊出生于高帝七年（前200），卒于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2在贾谊出生之时，秦已亡多年，加之其家乡洛阳是汉初的政治要地，高帝曾有意定都洛阳，定都长安后，亦多次巡幸此地。贾谊受秦国的影响应该是很小的。其二，贾谊作为文帝近臣，又是一时之选，对汉初史事必然非常熟悉，对帝国统治集团所公认的“胡亥篡位说”也更为熟知。所以他认同了“胡亥不当立说”必然是另有深意的。笔者认为这与文帝时期的政治氛围有较大关系。

文帝的即位是“诸老安刘”后的结果，其虽为高帝亲子，但并非为高帝指定的继承人，而是由汉初功臣集团诛灭吕氏后所拥立的皇帝。据《史记·吕太后本纪》的记载：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適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

功臣集团在考虑拥立何人的时候，先是考虑齐王与淮南王，并未首先考虑代王刘恒，只是由于代王母家“谨良”，才被拥立为新君。在继承帝位一事上，他与齐王、淮南王相比，并未有太大的优势与合法性。又据《风俗通义》的记载：

孝成皇帝好诗、书，通览古今，闲习朝廷仪礼，尤善汉家法度故事，常见中垒校尉刘向，以世俗多传道：孝文皇帝，小生于军，及长大有识，不知父所在，日祭于代东门外;高帝数梦见一儿祭己，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为代王。及后征到，后期，不得立，日为再中。

世传文帝并非高帝亲子，此种传言的目的非常明显，即是否定文帝继位的合法性。曲柄睿推测这种传言应源自于帝位的竞争者，5此说当是可从。文帝的继位并不顺利，由于并非高帝指定的继承人，其继位本身缺乏合法性，又有两位实力强劲的帝位竞争者，以至于出现了“文帝非高帝亲子”的传言。据相关研究，文帝继位后，对其继位的合法性亦是有所顾虑，最终通过种种手段，将帝位传承控制在了“高帝—文帝—文帝子孙”一系。

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淮南王刘长因谋反罪而被流放，最终死于流放途中。此事因《史记》《汉书》记载不一，参差之处甚多，所以刘长是否谋反一直未有定论。7刘长死后，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8在当时的社会舆论看来，刘长并无大过，文帝确有“杀弟”之嫌。

对于文帝而言，继位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杀弟”的恶名是其想极力掩盖的，贾谊作为文帝的近臣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汉初流传的胡亥篡位说，正是指胡亥杀兄篡位，贾谊如若在对文帝的谏言中提起此事，难免有“以古讽今”之嫌，为免触文帝之逆鳞，贾谊选择了“胡亥不当立说”。

据《汉书·武五子传》的记载：

（江）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太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衞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太子急，然德言。

“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韦昭注曰：“始皇死，赵高诈杀扶苏而立胡亥。”戾太子在得知江充典治巫蛊一案时，少傅石德立即以秦末胡亥篡位一事劝说戾太子起兵收充，戾太子立即同意了他的意见，可见在武帝时期，“胡亥篡位说”依旧是汉廷上层的普遍看法。司马迁作为武帝时期的太史令、中书令，对于“胡亥篡位说”必然是十分熟悉的，他也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一说法，并写入了《史记》中。

但《史记》中亦出现了与胡亥篡位说不相符的记载：

《蒙恬列传》：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

从此则材料可知蒙毅作为始皇帝的近臣，早知秦始皇独宠胡亥，有意培养，欲立胡亥为储君，并从未反对，此则材料明显与《秦始皇本纪》与《李斯列传》所载的“胡亥篡位说”不符，可见司马迁依旧保存了有益于胡亥合法继位的材料。如若说这则与“胡亥篡位说”不符的材料是司马迁无意之中保存下来的，那《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条材料则更能说明问题。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交待了《史记》每章的撰写缘由，这完全出于自己之手，而非采用其他材料。“二世受运”，《说文》：“受，相付也。”4“运”则指秦的国运。5“受运”似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秦始皇将秦的国运交付给胡亥，二是指胡亥承天受运，受命于天。司马迁在此丝毫没有怀疑胡亥继位的合法性，反而是采用“受运”一词证明了胡亥继位的合法性。为何司马迁在胡亥继位一事上，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应该与“胡亥不当立”说与“胡亥篡位说”两说同时在社会上流传有关，“胡亥篡位说”是当时汉廷的主流观点，所以司马迁将其写入了《秦始皇本纪》与《李斯列传》，但“胡亥不当立说”仍在社会上流传，且有较大影响力，故而司马迁亦将此说在《史记》中保存下来，只不过书写方式较为隐秘，不易被察觉。

由于《赵正书》中关于胡亥合法继位的记载与以往的认知存在较大的不同，学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大致有以下三种看法。一是结合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肯定《赵正书》的记载，认为胡亥是合法继位。1二是坚信《史记》中的说法，认为胡亥是篡位，并强调《史记》的可信度。2三是持折中态度，认为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尚不能探明胡亥继位的历史真相。3现有研究中不乏新见迭出的优秀之作，如熊永与李锐两位先生的文章，从秦代的政局演变与秦始皇至秦二世时期的统治政策入手，思考秦始皇选择继承人的问题，十分具有启发意义，对相关研究也有所推进。但我们无法否认在上述研究中，仍存在某些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则是部分学者只是从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史料出发，进行分析、考辨，却对大量反证并未进行有力的辩驳。

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关于胡亥继位一事，司马迁在《史记》中保存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可见其对此事也并未下结论，依然保留了探討的空间。距离秦汉之际仅有百年的司马迁，尚无法探明此事的真相，今人距秦汉之际，已有两千余年之久，所依据的材料也远远少于司马迁，所以在面对这两种说法时，亦要慎之又慎，不能依据有益于某方的史料，而轻易得出结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关于胡亥继位种种历史记忆的形成与传播似比继位真相更具研究价值与更广阔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