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运涛

关键词：《诗经》;厉王;幽王;周鉴;桀纣幽厉

目前学界对先秦文献中“周鉴”的研究阙如，相对于“周鉴”的概念，学者们更熟悉的应该是“殷鉴”，西周初期，周的统治者观照历史，不断总结殷何以亡的教训，从而构建了一种“以殷为鉴”的意识形态，如《尚书·酒诰》曰：“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1“监”即“鉴”，2王室强调，我们不可像殷商人那样酗酒，一定要以殷商的失败为鉴。到了西周后期，以殷商灭亡为鉴的抽象概括性词语“殷鉴”一词语终于出现了，《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3这首诗作于周厉王统治时期，诗人借助周文王的身份大骂商纣王，最后要殷商以夏的灭亡为鉴，这就是“殷鉴”，即殷鉴在夏，然此诗的主旨实际是指桑骂槐，孔疏曰：“此意欲令厉王以纣为鉴，改修德教故也。”4诗人真实目的是要周厉王以殷商的灭亡为教训，明张次仲《待轩诗记》曰：“通篇只说殷纣，而忽以‘殷鉴’一语，露出‘鉴殷’本意，精神血脉尽收注于此。”1“殷鉴”的提出，本意在“鉴殷”，“殷鉴”这个概念也就因此诗而成为了“以殷为鉴”的代称。当代学者对于“殷鉴”的研究，也常取此意，如郭旭东《试论<尚书·周书>中的“殷鉴”思想》，2李建《“殷鉴”思想论略——以<尚书·周书>为中心的探讨》，3宫长为、徐义华《殷遗与殷鉴》4等著作均是。本文正是比照“殷鉴”之说，而提出一个新的“周鉴”概念。“周鉴”，即“以周为鉴”，以西周衰亡为鉴戒的意识与相关话语，其思维模式可以说是脱胎于“殷鉴”，但“周鉴”意识也自有其独特性的表现，它以西周衰败、灭亡为话语依据，它的生成使得夏商周三代“史鉴”体系最终生成，同时在先秦，也完成了夏商周“史鉴”体系的符号化转变。

“周鉴”意识的出现，必然与西周的衰败有关，只有王朝出现了危机，有了教训，才有可为借鉴之资。所以在西周初中期，当王朝处于上升之势，政治在礼乐文献上的表现，更多是歌功颂德的雅颂之声。而到了西周后期，尤其是周厉王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周厉王用荣夷公为自己“专利”，《国语·周语上》曰：“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5这使得王室与贵族们的矛盾加深，而最大的受害者是“国人”。6对于“国人”的批评，厉王又采取了“弭谤”等强硬手段，使矛盾更加激化，最终导致了“国人暴动”，周厉王被驱逐，《国语·周语上》曰：“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7作为王朝象征的“王”被赶走，国家也在一段时间内陷入了动荡，周厉王导致的结果足为后世统治者之鉴，于是在周厉王被驱逐后，以周厉王所作所为为教训的话语随之而生。《诗·大雅·桑柔》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周鉴”意识在该诗篇中初步展现。

王符《潜夫论·遏利第三》曰：“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言是大风也，必将有遂，是贪民也，必将败其类。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彘。”8王符认为《桑柔》作于周厉王得志之时，而丰坊《申培诗说》则认为此诗是周厉王失国之后芮良夫所作，“《桑柔》，芮良夫伤厉王之失国，而作是诗。”9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也认为此诗是作于厉王被逐之后，“夫诗不云乎，‘天降丧乱，灭我立王’此时国人已畔，厉王已逐。”10“立王”即“厉王”，灭我厉王，诗篇中提到了厉王的灭亡，此诗应是作于厉王被驱逐之后。

从诗篇的内容来看，也应该是作于厉王之后，诗篇首先描述了厉王被驱除后的社会乱象：“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於乎有哀，国步斯频！”11很多地方发生动乱，即便周厉王被驱逐后，暴乱仍没有停止，“谁生厉阶，至今为梗？”12这是诗人在思考、追溯祸乱的根源：是谁造成了今日的祸乱？自然是周厉王。接着诗人又诉说了周厉王是如何导致这一局面的：“好是稼穑，力民代食。”1这是指责周厉王盘剥压榨小民，“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2横征暴敛逼得民众奋起反抗。此外，诗人还指责王政用人之失：“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3只有圣人才能高瞻远瞩，可惜王不听，因此被小人的言论迷惑，还一副欣喜之样。诗又曰：“匪用其良，覆俾我悖。”4王不僅不用善人，而且还打击我们这些贵族老臣，所以才导致今日之局面。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曰：“东莱曰：此诗本厉王之乱在于用小人，故于听任之际屡致意焉。”5清庄有可《毛诗说》曰：“此则敷陈时事反复开导，大要在鉴厉王之失，以为出治安民之道。”6正如庄有可所言，此诗对时事的反复言说，是用来以之为鉴的，这正是“周鉴”意识的初步形成。在《桑柔》一首诗的最末，诗人也点出了此意：“虽曰匪予，既作尔歌。”7统治者可以说如今的乱局不是自己造成的，但诗人仍旧作歌，目的显然是为了提醒其要以被灭之“厉王”为鉴。

《桑柔》一诗的作者，《毛诗序》认为是芮伯所作，郑《笺》曰：“芮伯，畿内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8芮是国名，伯是爵称，芮伯即芮良夫。历代对此诗作者基本无异议。芮良夫是一个很有“史鉴”思想的贵族，《逸周书·芮良夫解》记载芮良夫谏周厉王曰：“德则民戴，否则民雠，兹言允效于前不远。商纣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9前鉴不远，商纣王不鉴夏桀的暴虐，而有了我周家，言外之意要周厉王以商纣夏桀为戒，又云“古人求多闻以监戒，不闻，是惟弗知。”10潘振解释曰：“不仅有闻，而且多闻，以监视前事之失，而警戒后世之非。王若不闻，则不知监戒也。”11这都体现了芮良夫的话语特点，即好倡导以前事为鉴。

在清华简中，有西周佚诗《芮良夫毖》一篇，据传作者也是芮良夫，此简“先述周厉王时的情势，次载芮良夫作毖的内容。”12而从其描述的当时混乱局面来看，很可能与《桑柔》一样，也是作于厉王被驱逐之后，其中芮良夫有“皮（彼）人不敬，不藍（鉴）于（夏）商”，“凡隹（惟）君子，尚藍（鉴）于先舊，道（导）（读）善（败），卑（俾）㞷（匡）以戒（诫）”等语，13这是对周厉王不鉴于夏商历史的指责，同时也是芮良夫“史鉴”思想的一种表现，而最后芮良夫又说“（吾）甬（用）（作）䚹（毖）再夂（终），以寓命達聖（聽）”，14作此篇的目的是为了警醒圣听，也就是要今日统治者以前王为鉴。

从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材料来看，可以说，芮良夫是最早具有“周鉴”意识，且将“周鉴”作为自己纳谏王室话语依据的一位大臣。《桑柔》一诗与清华简《芮良夫毖》，体现了芮良夫纳谏行为一贯的话语方式，要“今王”以“厉王事件”为鉴。这也是“周鉴”意识与话语的初步展现。

周厉王之后虽然出现了周宣王时短暂的中兴局面，但这是当时的贵族以“王”的名义团结起来抵挡外族的入侵，1周王室并没有因此重新崛起。到了周幽王时期，西周终是亡于戎狄。

关于西周的灭亡，《国语·郑语》曰：

褒人褒姁有狱，而以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为毒也大矣，将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杀也滋速。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师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难，其速规所矣，时至而求用，恐无及也。

西周灭亡前的政治形势是：幽王任用虢石父，宠信褒姒，褒姒一党废申后、宜臼而立己子，宜臼奔申，幽王求之不得，将与贵族诸侯们开战，而此时缯、西戎与申结盟，申、吕方强。史伯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是幽王八年，距幽王战死、西周灭亡还有三年。

正如史伯所说，当宜臼出奔外祖父申侯之处后，幽王十年（公元前772），幽王与贵族诸侯们盟于太室山，并悍然出兵讨伐申国。《今本竹书纪年》说：“（周幽王）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十年，王师伐申。”3《左传·昭公四年》说“周幽为大（太）室之盟，戎狄叛之”，4《史记·周本纪》记载了最终的结果：“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5周幽王十一年，申侯联合缯、西夷犬戎共同进攻幽王，幽王的同盟者们并没有派兵救援，幽王与卿士俱死于戏，西周土崩瓦解。

幽王去世后，《史记·周本纪》载：“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6实际上在东迁之前，还出现了一个“二王并立”的局面，《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7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汲冢书纪年》：“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当作文侯）所杀。以非本嫡，故称携王。”8这段历史经当代学者晁福林先生的研究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重新为人们所注意，9随着清华简《系年》的出现，这段以往被人们忽略的历史就更加清晰起来（以下采用整理者的“隶定本”）：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迁，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京师，郑武公亦政东方之诸侯。

幽平之际，王室内斗，各方贵族势力也随之经过了一个不断重组而形成派系集团相互抗争的过程，一派支持携王，一派支持平王，程平山说：“平王、携王两个集团的斗争，终以晋、郑、卫、秦、申等拥护平王，虢顺应大势而接受平王而告结束。周幽之乱始自幽王八年废申后逐太子宜臼，引发持续22年的戎人之乱，出现二王并立的难局，至幽王灭后30年平王立为周王，周室始定，此乱持续34年。”1而正是在携王与平王的“二王并立”时期，人们有了宗周已经覆灭的意识，西周灭亡的“周鉴”成为贵族们的话语依据，贵族们以此通过反思历史教训来影响现实，伸张政治权利。

根据《毛诗序》等传统的说法，《诗经》中“刺幽王”的诗篇大约有39篇之多，这是人们把一些约作于幽王去世后的诗篇也看做了是幽王统治时期的，近代以来，随着“二王并立”史实的逐渐清晰，人们开始重新探究其中一些诗篇的主旨与时代，当代学者李山指出，《节南山》《正月》《雨无正》等诗篇应为“二王并立”时期的，其研究成果平息了一些《诗经》学史上的争论，意义重大。如《雨无正》一诗，《毛诗序》说：“《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2李山则指出，“周宗既灭，靡所止戾”，3“明示着诗篇创作的时代”。4邵炳军、赵逵夫等学者也都有相同的看法，认为此诗为二王并立时期的。5在古代的时候，也有学者与传统《毛诗序》不同看法，如宋代学者刘克《刘氏诗说》说《雨无正》：“考之当时幽王骊山之祸，携王自立于残破之余，诸侯未尝王之也。平王挟申甫之助，篡携而立，自祸变以来，靡所定止……宗周既灭，洛邑虽迁，而未知所终，民无常主，人情皇皇，万民之天，未知所戴。讬雨以言其无正也。”6在这首诗中，诗人显露出已经亡国的意识，第一章首先指责周幽王是非不分，“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7紧接着第二章就说其所作所为的恶果是“周宗既灭，靡所止戾。”8南宋范处义《逸斋诗补传》释曰：“谓幽王既死于犬戎之祸，宗姓皆流离无有定止。”幽王死于骊山之难，宗族百姓不能安定，不知所归，范氏又说此诗“盖作于幽王之后，追咎前日之失以为后来之戒。”9作此诗追究以前的过失，是为了以鉴来者。诗篇作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贵族诗人以周幽王的亡国作为“周鉴”，从而以其为话语依据就可以用来规谏其他贵族与统治者了。

幽平之际，诗篇中这样以周亡为“周鉴”的话语还有很多，如《小雅·正月》中，诗人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10这是说宗周因褒姒而灭亡了，宋王质《诗总闻》曰：“当是幽王以后事，故举已往以比后来。”11西周灭亡后，幽王宠信褒姒成为“周鉴”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还有《小雅·节南山》曰：“国既卒斩，何用不监！”12李光地《诗所》释曰：“国既斩灭矣，而不知以前祸为监乎？蓋作于平王之初世，而追斥幽王也。”13此诗追斥幽王，其目的也是希望以之为鉴，“监”即“鉴”，在此诗的结尾，诗人又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訩”，14邵炳军说“《节南山》是以骊山之难、西周初灭、二王并立、兄弟争国这一重大的历史剧变为其时代背景而创作的……诗人表白自己赋诗‘以究王汹’的真正创作动机是刺古而鉴今，希望周平王能从前辈的历史悲剧中吸取教一训，安邦定国，永奉周祀。”1《大雅·抑》也是平王时期贵族训诫王室的诗篇，2此诗也是追溯了幽王的胡作非为及其灭亡的教训，然后诗人在诗篇中说“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3清代成僎的《诗说考略》解释此诗说：“篇中所陈昏乱之事或属厉或属幽，皆不过陈往事以戒今王，犹《荡》借文王咨殷商以明鉴。”4新的历史教训生成之后，“取譬不远”，5不远的例子就是周幽王，这种话语借鉴对现实来说，更具有说服力。在一个社会消灭之际，在历史新旧交替的断裂之际，这些诗人依旧没有丧失理想，他们仍然在思考，“周鉴”成为周代贵族诗篇中用以维护王朝以及自身权利的重要话语。

在幽平之际的几十年，西周灭亡的“周鉴”话语最终形成。“周鉴”的最终形成与应用是同时的。在贵族诗人看来，西周灭亡的经验教训有着为现实服务的政治意义。贵族诗人们就以“周鉴”作为自己诗篇中的一种话语依据。也正是在贵族诗人的话语方式影响下，“周鉴”意识不断深化，“周鉴”相关话语得以发展演变。

西周灭亡后，“周鉴”意识除了在关注时事热点的贵族诗篇中有所体现外，在历史档案等文献的整理上也有体现。人们在这一意识的指导下，开始梳理、整理平王朝以前的“谏言”与“谏诗”，这就进一步丰富了“周鉴”的相关内容。

首先，在“周鉴”意识的影响下，西周后期贵族以及史官的“谏言”等历史档案得到了重新整理。《国语》最早的篇章是“祭公谏穆王征犬戎”，6本篇主体是祭公对周穆王的一篇谏言，该篇谏言结尾，史官补录了一句周穆王破坏礼制，不听谏言的结果，“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7周王朝从此失去了对荒服的控制，西周终是灭亡于戎狄，史官们把戎狄形成隐患的时间追溯到了穆王时期;西周的衰败，史官们归罪的第二个人是周厉王，《国语》保留了“召公谏厉王弭谤”8的档案，后世史官们也给这份档案补录了一个结果，“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9针对周厉王，还有芮良夫纳谏周厉王用荣夷公专利的档案，史官也给这份档案补录了结果，“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10史官们归罪的第三个人是周宣王，史官整理了“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11的档案，结尾补写道：“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12针对周宣王，史官们还整理了“仲山父谏宣王料民”13的历史档案，结尾补写道，“王卒料之，及幽王乃灭”，14这显然把西周灭亡的责任都归罪于周宣王了。《国语·郑语》中保留的一段据说出自周幽王太史史伯之口的记录，这份原始文档出于幽王八年，史伯指责周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弃聘后而立内妾”，“不建立卿士”，“杀太子以成伯服”1等等，史官预言“凡周存亡，不三稔矣！”2三年后果然如史伯预料的那样，幽王覆灭，就在这一篇的后面，后世史官写道：“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3后世史官把当年史伯的文献拿出来，既证明了史伯当年预言的正确性，同时也就将史伯对幽王违背礼制等内容的指责作为了历史之借鉴，幽王就成为了“周鉴”的重要内容。白寿彝指出，《国语》广泛贯彻着“求多闻善败以鉴戒”的思想，4聂石樵先生说，《国语》有很多史事记载，“其末尾都表明这一史事发展的结果，即作者鉴戒之意所在。”5程水金也指出，“《国语》的编纂目的是追寻既往的历史经验为鉴于当世或垂法于将来。”6以往学者都注意到了“史鉴”思想对《国语》编纂的影响，实际上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具体一点，《国语》中，早期《周语》这几篇的生成与“史鉴”思想中的“周鉴”意识实际有着莫大的关系。“周鉴”意识对历史文献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影响，史官们将当年贵族们纳谏的原始档案或者其他资料重新整理，补录上后果，就将原始档案变为了春秋史官文献。而作为“周鉴”的史官文献，就可成为他们用以维护传统与礼制的话语依据了。《国语·晋语一》曰：“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7史苏认为幽王宠爱褒姒是导致西周亡国的根本原因，史官的言论，是针对当时晋献公宠骊姬之事不符合礼制，这正是以周幽王为“周鉴”话语的应用。

其次，“周鉴”意识也影响了早期“谏诗”文献的整理。传统上认为《民劳》《板》《荡》这三首诗作于周厉王统治时期，都是贵族大臣们纳谏周厉王的诗篇，《民劳》说：“王欲玉女，是用大谏。”8《板》说：“犹之未远，是用大谏。”9这两首诗，作者更是直接点明了其目的是为了谏王。《国语·周语上》则记载召穆公的话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0传统上贵族有献诗纳谏的制度，针对当时周厉王的所作所为，贵族诗人们希望通过这些唱于庙堂之上的谏诗可以挽救王朝政治，然随着周厉王的充耳不闻，最终失败还是来临了。厉王作为失败的典型，在“周鉴”意识影响下，这些当年反映时事的“大谏”就成为了印证贵族们“正确”而王室“错误”的历史材料，于是“大谏”周厉王个人的诗篇就变成了后世“周鉴”的内容。同样，在幽王活着的时候，按照传统毛诗序的说法，也有不少贵族纳谏或者指责他的诗篇，如《白华》《小弁》《瞻卬》《巧言》等。在幽王覆灭之后，这些诗篇也成为了“周鉴”的内容。许廷桂、刘毓庆等学者指出，在平王时期，《诗经》有一次编纂活动，11马银琴指出，“从服务于德教的角度而言，讽刺时政、能够提供历史鉴戒的二《雅》，与在采诗观风的目的下进入诗文本的诸侯国风诗有很多相同的特点，因此，它们在《诗》的名义下合编也体现着一种必然。”12西周后期充满怨刺的诗篇能够被纳入周家礼乐，与平王朝采诗作为历史借鉴有关。

总之，在“周鉴”意识影响下，曾经贵族纳谏王室的档案，经过史官的整理，变成了具有“周鉴”意义的史官文献，成为了维护传统与礼制的话语依据;曾经针砭时弊，讽谏周厉王、周幽王的诗篇，经过平王朝礼乐的编纂整理，逐渐就成为了影响后世历史判断的诗篇了。春秋时期，这些文献的梳理、整理，极大的丰富了“周鉴”的内容，也奠定了“周鉴”体系化、符号化的基础。

厉王之后，“周鉴”意识初步形成，生成了以周厉王事件为核心的“周鉴”话语，幽王之后，“周鉴”意识得以深化，生成了以周幽王亡国为核心的“周鉴”话语。春秋时期，随着更多相关文献的编纂、整理，“周鉴”内容被丰富，也就更加坐实了这两位王的历史责任。而在周厉王、周幽王分别成为“周鉴”历史符号的同时，二者还共同组合成一个“周鉴”小体系。

相较西周后期的几位周王，周厉王与周幽王两个人导致西周衰亡的影响较大，二者的历史共性也较多，再加上西周后期又有諸多针对周厉王、周幽王的怨刺诗篇，于是就形成了以周厉王、周幽王共同为核心的“周鉴”小体系。春秋以后，其话语表现就是，二者经常作为“周鉴”话语同时出现。如《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曰：“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1这一小体系符号化的表现就是“幽厉”并称，如《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说：“我观周道，幽厉伤之。”2战国诸子常以“幽厉”这一小体系符号作为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孟子·告子上》曰：“幽厉兴，则民好暴。”3《孟子·离娄上》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4这里以“幽厉”即代指“周鉴”，用以说明“暴民”的危害。《荀子·成相篇》说：“周幽厉，所以败，不听规谏忠是害”，5这是用“幽厉”体系符号来说明不听规谏的后果。“夏鉴”与“殷鉴”的历史负责人都只有一位，而周有两位王并列，且“厉”往往在“幽”之后，这离不开史官相关文献的整理以及贵族诗篇编纂“追诉”的影响。

除了“周鉴”本身生成一个“幽厉”小体系，在史官话语方式的影响下，“周鉴”还被纳入到了上古三代“史鉴”的大体系当中。

周初文献《尚书·召诰》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6西周中期的文献《逸周书·祭公解》曰：“天子、三公：鉴于夏商之既败”，7“夏鉴”与“殷鉴”在西周中期以前就早已经成为了一个体系。到了西周末期，在“鉴于夏商”思想的影响下，史官就有意识的将夏商周的末世情景进行比较，《国语·周语上》记载曰：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8

史官对幽王二年这场灾难的政治书写就将“周亡”与“夏亡”“商亡”联系了起来，这就奠定了“周鉴”与“夏鉴”、“殷鉴”共同成为一个“史鉴”大体系。到了春秋时期，《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有神降于莘”，内史过解释说：“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9在史官的话语方式中，“周鉴”已经成为了上古“史鉴”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了。

这个上古“史鉴”大体系除了以“三代”、“夏商周”等符号出现，还有就是以夏商周末世的王并列。如西周灭亡百年后，《国语·晋语一》记载郭偃跟史官的对话说：“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纵惑不疚，肆侈不违，流志而行，无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获追鉴。”1郭偃把“三季王”放在了一起当为“史鉴”，颜师古注：“三季，三代之末也。”2“三季王”即夏商周三代的末世之王。《国语·鲁语》曰：“桀奔南巢，纣踣于京，厉流于彘，幽灭于戏，皆是术也。”3这是鲁成公时期的一段材料，桀、纣、厉王、幽王并列在一起。

春秋以后，百家争鸣，在诸子文献中，作为夏商周“史鉴”大体系的常见符号，“桀纣幽厉”的并称就多了起来。

“桀纣幽厉”这一组体系化的符号，概括明了，更适合论说的需要，常被诸子用来当作论说的话语依据。如《墨子·法仪》曰：“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4这是将“桀纣幽厉”话语作为论证自己“兼爱”的证据，墨子认为禹汤文武是正面的典型，而桀纣幽厉兼恶而失天下，是需要引以为戒的反面。《墨子·尚贤中》曰：“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则？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5《墨子·尚贤中》曰：“然则富贵为暴，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6这是以“桀纣幽厉”的反面之鉴论证不知尚贤的恶果。《墨子·节葬下》曰：“上稽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纣幽厉之事，犹合节也。若以此观则厚葬久丧，其非圣王之道也。”7用“桀纣幽厉”话语反面论证“节葬”才是正统。《墨子·非命下》曰：“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戈，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8这是将“桀纣幽厉”作为论证“非命”的例子。《墨子·天志中》曰：“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桀纣幽厉焉所从事？曰：从事别，不从事兼……曰：此非仁也，非义也，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也。不止此而已，又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9墨子认为“桀纣幽厉”都是违背天意的人，因而受到了天的惩罚，不仅如此，他们的所作所为还会被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引以为鉴，这既是将“桀纣幽厉”作为论证的话语依据，又说明了夏商周“史鉴”意识对话语文本生成的影响。

其他诸子文献还有：《管子·形势解》曰：“桀纣幽厉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伤而子孙蒙其祸，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10“故曰”正是由前面的“桀纣幽厉”推出来的结论，《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曰：“亡国之主，不自以为惑，故与桀纣幽厉皆也。”11《吕氏春秋·离俗览·举难》曰：“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国取亡焉，此桀纣幽厉之行也。”12“故”、“此”后面是结论，也是例子。诸如此类，诸子文献当中还有很多。可以看出，在诸子的话语方式中，体系化、符号化了的“周鉴”常常被用来作为说明某个公共议题的例子。

战国诸子文献当中，“幽厉”、“桀纣幽厉”作为话语例证出现，是经过了共性寻找寻以及提炼而形成的一种具有社会共识性的例证，只有各家都认可了这样的体系组合以及这些符号背后的“周鉴”等内容，例证才有合法性，才有说服力，才能成为各个学派论证自己观点的话语依据。可以说，诸子文献当中，“周鉴”体系化、符号化的话语表现与早期“周鉴”意识下，生成的贵族诗篇以及史官等文献的整理、重新编纂具有重要的依托关系。

总的来看，“周鉴”意识与话语在流变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话语权的下移由贵族及史官再到诸子言辞中。具体来说，“周鉴”胎始于“殷鉴”，周灭商形成了“殷鉴”意识与话语，周初中期的统治者们一再强调要贵族们吸取殷商灭亡带来的教训，如《尚书·酒诰》曰：“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1《尚书·无逸》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嗣王其监于兹。”2《大雅·文王》曰“宜鉴于殷，骏命不易”，3等等，而到了西周后期，随着贵族权利的膨胀，“殷鉴”由王室推行政策的动因，下移为贵族以献诗陈志的形式对抗王室的政治手段了。4周厉王统治时期，贵族诗人纳谏王室所作的《诗·大雅·荡》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5正是体现了这种话语的变化。周厉王被逐后，与“殷鉴”思维模式以及政治目的相同的“周鉴”意识逐渐形成，指责厉王之失的“周鉴”逐渐替代了“殷鉴”，在与厉王有关的贵族文献中初具话语表现。幽平之际，新的历史教训生成，以幽王灭国为“周鉴”的话语成为了贵族们伸张政治权利的话语依据。之后，在“周鉴”意识影响下，西周后期的“谏言”与“谏诗”被重新编纂与整理，极大的丰富了“周鉴”的内容，奠定了“周鉴”体系化、符号化的基础。在战国诸子文献当中，论说的话语方式进一步促进了“周鉴”体系化、符号化的话语表现，“幽厉”或“桀纣幽厉”等概称成为了各学派进行论争的话语依据。

以往学者们多关注周初的“殷鉴”，而少有对“周鉴”话语生成的关注，实际上“周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与幽平之际贵族诗篇、春秋史官文献、战国诸子文献的生成与传播有着莫大的关系。先秦时期“周鉴”意识与话语定为惯例之后，“桀纣幽厉”成为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思维中“以史为鉴”的重要符号，其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文化、文学等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