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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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棚里，十平米见方的水池边黑压压围了二十来号人做准备，催促声从这头叫到那头，灯光师举着灯架在人缝里小幅挪动，道具师将放到水里漂起来的苹果箱捞回原位。杜鹃白衣长裙，一脚踩着一个摇晃的苹果箱，走到水中央站定。灯光静静地打在她身上，连带着混乱的周遭都放慢了速度，带上一种仪式感。

她就是有这个本事，站在那里，就让人相信明亮、美好、专注这一类东西的存在，这是杜鹃的特质。很多导演和品牌设计师和她合作，也足看中这特质。

时间回湖到2012年，陈可辛找杜鹃演苏梅，《中国合伙人》里成冬青的初恋女友。彼时，杜鹃纯粹是个超模，没演过戏，但陈可辛吃定了杜鹃可以勾出男人回忆中的白月光，“男人初恋就像她这样，永远摸不清她心里在想什么，对我足一种特别的吸引”。

杜鹃却认为，苏梅这个人接地气。她在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一个被出国潮水裹挟的普普通通的女孩。“在我小时候，邻居就有出国读书的，爸妈也说起过不少类似的人，再加上我的确有过一段独自去纽约打拼的经历，所以我能感受到这个角色的内心。”

电影里，成冬青划船到湖中心，在只有两个人的木船上站起来向苏梅表白，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拉你一起跳湖。苏梅二话没说，背转身一个鱼跃跳进水里。“虽然苏梅不足当代的人，但她身上的努力、直接、想要靠自己去国外、为了梦想抛弃爱情的决心，这些东西，放在任何一个年代的女性身上，都是成立的。”

演戏这件事情，杜鹃处理的方式比较直接，她需要感觉。对她来说，常规的演员技巧，角色分析也好，情绪记忆也好，统统没有用处，感觉对了，戏就能演得流畅，一气呵成。

“我没学过表演，芭蕾舞台的表演不算，我没有专业和系统上过表演课。所以，很多时候我在拍摄现场并不知道要做什么，但导演一喊开机，我就很自然地进去了，这一点，和我当模特的时候很像。”

杜鹃一直凭感觉演戏，凭感觉接戏，她在递过来的许多剧本中，寻找和自己气质相似、或者有过相通生活经历的女性。这样的角色，她不需要被动地演，或者在镜头面前装样子，只要质朴地表达出那一部分的自己。也有人说，杜鹃演的角色比较固化，“演完了所有人的白月光”，但其实，她在那之后拒绝过很多个苏梅和杨伊。

“如果说自己不喜欢，人物设定又浮夸，就直接拒绝。我相信，真实的角色才会打动人。角色让我相信了，我才可以让电影院里的观众相信。”

镜头前的“有”和“没有”，足一件非常微妙的东西。

杜鹃举了个例子，那足她刚刚拍完的电影《风再起时》，对手是郭富城和梁朝伟，她演郭富城的太太。

“郭富城先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演员，每一条拍完后都要到监视器前面看回放，对，每一条他都必须看。看完他自己会在旁边琢磨很久。有一场戏，我中枪，他和我说话，手压在我腹部给我止血。郭先生看完监视器跑来跟我说，是不是手压的姿势不科学，因为角色足个专业警察，不能做错。我们回去，又未了一遍。只是很细微的调整，但感觉就对了。”

电影的真实，由无数个细节堆砌而成。当它们被放大到10米7米的银幕上，一个不專业的动作，一个不妥帖的神态，都可能成为瑕疵，影响观感，让观众猛然跳戏。杜鹃深知自己足感觉流戏路，所以更强调选成熟的搭档、成熟的团队合作。自己混沌不明时，可以在对方塑造人物的细节里，找到节奏和感觉。就像足有人带领的华尔兹，只要放心去跳，对方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

当导演翁子光来敲门，问杜鹃愿不愿意演《风再起时》，听到演员表里有梁朝伟和郭富城，她心里已经答应了一半。“从《摆渡人》到现在，已经第三次和梁先生合作。他让我看到演员真正足什么样子的。谦虚，低调，话很少，但一到了现场，已经在角色里面。演戏的时候和他一对眼神，那种气场会带着你跑。”

接下片约之后，她找了翁子光的《踏雪寻梅》看，了解兰桂坊、油麻地和金鱼街的旧时香港气息。杜鹃足个慢热的人，她会用很多时间做前期准备，进入角色的生活，捕捉角色的特质。

“《风再起时》足讲香港四大探长反贪的历史，我演一个富家千金，姿态上的设计要更端庄和古典，她走楼梯的步伐都和普通人不一样。这部戏对我来说有挑战性的点，在于整个组都讲粤语，只有我一个是讲普通话的。所以呢，进组前导演找人录了所有台词的视频给我。我先自己看视频学习。等我背完所有台词，到了剧组，才发现原来他们广东话有九个音，有些音讲完一定要把嘴巴闭上，有些要张开，只好推倒重练。每天开工，从进化妆间那一刻开始我就找人对台词。在化妆间跟发型师对一遍;过一会儿，副导演来了，他跟我对一遍;我到导演面前，跟导演对一遍：最后再跟演员对一遍。开拍之前，这个角色在我心里已经翻来覆去了好几遍了。”

这种努力，在镜头里是看不见的。正如杜鹃曾为《欧洲攻略》学习的意大利语和咖啡制作，最后被导演一刀剪了个干净。

“观众看到最后的成品，自有评价。他们不需要看到演员背后的辛苦，辛苦有什么了不起，哪份工作做起来不辛苦？”

水一样干净纯粹的人，平日里很少见，在杜鹃身上却成立。

很大程度上，这和她九年的专业芭蕾学习有关。大多数十岁小女孩还吃着冰激凌去游乐园的时候，杜鹃被妈妈带去考舞蹈学院，妈妈给她报名周末学民族舞，杜鹃却指着隔壁班说，“我不想学民族舞，我要学芭蕾，我明年能考上芭科。”那是杜鹃人生第一次见到芭蕾，就像是一道阳光照进全黑的屋子，她感觉来了，认定自己就应该做这个，一辈子。

学校的老师也喜欢杜鹃，四肢纤长，形体单薄，她足一块为《天鹅湖》而生的好料子。杜鹃在第二年如愿考入舞蹈学校，住校生活单调且枯燥，起床铃六点准时响，一直练到晚上九点回宿舍睡觉。周日回家休息，还有固定作业：一分钟跳60个双飞，压脚背、一字开。她记得，那时候她和父母交流不多，沉默的父亲为她做了一块木板，两头用胶带固定，她就把脚伸进去拉松脚背，父亲在身后将她压向墙根，杜鹃咬着牙一声不吭。

“那段时光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坚持。脚趾破了，指甲翻了，心里骂了一万遍，老师一声再来，你还是要继续。”除了最大程度上的坚持努力，芭蕾还教会杜鹃克制。克制懒惰，克制怨忿，克制欲望，哪怕在舞台上踩着破碎的脚尖，也要摆出优雅轻松的姿态。这种滴水穿石的努力也好，近乎于冰一样的克制也好，对杜鹃后来当模特和演员，大有助益。

如果不足个子猛蹿到179厘米，杜鹃本来有希望成为芭蕾舞台中央的白天鹅。“不可能了，你不再适合跳芭蕾。”毕业前，向来钟爱她的老师，为杜鹃终生的梦想宣布死刑。十七八岁，一生中最明亮的光阴，未来扑面而来，希望接着希望的日子，杜鹃却要面对失去舞台失去梦想的恐惧。各种情绪拉扯着她，失望、自卑、害怕、幼稚、懦弱……她将之归结于青春期叛逆。和其他孩子历经的叛逆期不同，杜鹃的叛逆，不是向世界确认身份的叛逆，而足一种精神上的无助。

“我开始逃课，去了也不好好上。因为我知道，练也没用，反正我不可能上台了，我们班其他人都很努力的，这对我反而足一种讽刺。我的专业老师为此非常生气。”

日子一直混到毕业，上课或者逃避，都掩盖不了梦想破裂的打击，杜鹃绷不住了。人生的至暗时刻，母亲给了杜鹃一些建议，母亲足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愿意尝试的人，母亲让她试试看模特，看人生足不是存在另一些可能性。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她去参加了模特大赛，走出另一段上扬的曲线。

《中国合伙人》的苏梅、《甜蜜蜜》的李翘，让杜鹃回想起第一次去纽约参加时装周的自己。她一个人，听不懂英语，白天坐地铁赶好几个面试，地铁车厢里很挤，街道也挤，人潮汹涌中，她却感到好像独自被丢进原始丛林，有一种空茫的害怕。

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和QQ，打国际长途回家还要买电话卡，她攒下厚厚两沓电话卡。“一个人去纽约的日子，和父母隔了一片陆地一片海，关系却越来越亲密。”

杜鹃找回了自己的舞台。她的百度百科上罗列着一长串的“中国首次”，首次在四大时装周连走43场秀，首次为国际时尚杂志拍摄封面，首次跻身权威模特网站、Models.com世界模特50强名单，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的中国模特……

但真正让她感受到成功的快乐的，是父亲发来的一条寥寥几字的短信：恭喜你。

“我的爸爸从来不看电影，能让他进电影院的，只有女儿演的电影。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安静来自他的遗传。”

几年后，当疲惫和紧张褪去，杜鹃放松下来，开始越来越多对重叠的工作说“不”，生活又重新回归到踏实、平缓的节奏。

尽管被劝过很多次，时至今日，杜鹃依然没有开通任何社交媒体账号。“如果开了号，我就会被关注，大家都知道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我不需要过多的关注。我要逛菜场、逛公同，我要看电影，我要生活，我想戴个鸭舌帽就能去任何地方。”

社交媒体上的人，用一个个光鲜的画面拼凑成陶渊明的怡然自得，用标签为身边事物赋予方向。杜鹃不需要这些方向，她拥有自己一片祥和的现实生活。

秋天天气晴朗的时候，淮海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变得金黄，风吹落积在地上，深一片，浅一片，马路就像被黄金铺成，比任何颁奖典礼的红毯都美。“我每天一定要出门走走，我家附近那几条街还蛮接地气的。宠物店，饭店，小小门面的首饰店，有各式各样的人和故事。心情好的时候骑个车，再走得远一点，到徐汇滨江龙美术馆那边，赶在日落不太冷之前，随便逛逛就好。”

现在，杜鹃每年接有限的几个工作，用更多的时间去感受生活。她的逻辑是当下的，即时的，能让她感觉到快乐和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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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些朋友，生活中都是安静的人，他们很简单，简单到不想把不必要的精力，浪费在一些无用的东西上。”杜鹃说，“对我来说，社交账号就是这种不需要的东西。我没有这个习惯分享生活，以后我也不想去尝试。你说它对我工作没有影响吗？的确有，但我也享受到了一些好处，走在路上不被认出的自由。”

我们赶在太阳落山前，结束了这段怡人的采访。再晚风就有点冷了，她说。

人生之于杜鹃，从来不是一场逆水行船。她随波顺流，喜欢过程甚于结果本身，足一个不折不扣的体验派。流水般的心境，带给杜鹃一种稳定。山高了温度降了，她变成冰，春天来了，她又融化成为水，越过一座又一座山，在不同的纬度和时间刻度上，她保持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