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里的钟扬经常笑容灿烂（图/朱彬 摄）

舞台上，话剧《种子天堂》剧情进入最高潮——在缺氧、强风恶劣环境下，钟扬拼尽气力来到海拔6000米的高度。当他终于在一堆杂草和冰雪中发现那株顽强的雪莲时，就像父亲看到自己刚出生的婴儿，脸上挂着深深的喜悦，凝望良久……

海拔6000米，是目前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高度。

2017年9月，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在工作中遭遇车祸去世，时年53岁。钟扬去世后，先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这是钟扬生前常说的话。从教30余年，援藏16年，他带领团队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帮助西藏大学建成一支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植物学研究团队。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颗追梦的“种子”。

种子：有些事情是难，但再难，总要有人去做

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人类未来。作为物种遗传信息的一种载体，种质资源几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也是未来科技较量的必争之地。

青藏高原，这片国际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拥有我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已有数据显示，这里有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高等植物的18%。更为重要的是，其中1000多种是西藏特有的植物。这些珍稀植物资源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都意义非凡，但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植物学家很少涉足，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质资源库中，也没有中国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

当2001年钟扬第一次走进青藏高原时，他被这片土地的壮美与丰饶深深折服：青藏高原有独特的地理条件，那些忍受极大温差的植物，很可能包含着某些特殊的基因。他迫切地感到：全球环境变化，人类活动的剧烈，一些珍贵的种子也许在被人们知道和了解之前，就已经消失了。世界科学家应当重视西藏的种子。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决定行动起来。

在世界屋脊采集种子的艰苦，非亲历难以想象。每一种植物的样本数量要达到5000粒，濒危物种样本一般需要500粒。为了保证植物遗传信息独立，每个样本之间的距离不能少于50公里，同时在整个西藏境内，任何一个物种的样本不能超过5个群体……于是，在广袤的高原上，钟扬有时一天要奔波800公里。早上五六点出发，晚上八九点钟到达宿营点，之后还需要连续几个小时整理标本，一天睡3个小时是常态。

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峭壁上蜿蜒的盘山路，曾有巨石滚落砸中他所乘的车；在荒原里迷路，没有食物，几近绝望；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进山窝里；有时住在牦牛皮搭建的帐篷里，因为严重缺氧，煤油灯点不亮，添加酒精也只能勉强点燃一分钟；冬季，盖3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漫漫长夜难以入眠……

并不是说去过西藏很多次，高原反应就不存在了。事实上，高原反应有10多种，钟扬每次进藏都会遭遇几种。但他总说自己没事，不让别人担心。他曾连续十几天腹泻，却坚持野外采样。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别名——钟大胆。因为不管山多高、水多凉，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一往无前。

追梦：我想为祖国每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拉琼教授最后一次见到钟扬老师，是2017年9月5日。因飞机延误，钟扬直接从机场到会场，为西藏大学研究生新生做了两个多小时的入学教育报告，和研究生们讨论课题。“人多时间紧，每个人只给10分钟。”第二天上午，与拉琼等同事商谈生态学科建设事宜，下午又赶飞机回上海——这样在高原反应和醉氧反应之间迅速切换、不顾身体损伤的事，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

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单增罗布最后一次见到钟扬，是在2017年9月9日中午。很久之后，他才知道，那天是钟扬双胞胎儿子的生日。家宴吃到一半，总不着家的爸爸又去忙西藏的事了，大儿子的愿望就是全家一起出去玩一次。

妻子张晓艳说，从援藏开始，钟扬留给家人的时间很少。援藏工作三年一期，他已连做三期。“每次延期他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要培养一支高端研究人才队伍’‘总要把学科带到一定高度’……我说你错过了陪伴儿子成长会遗憾，他说‘我知道，但是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我停不下来’……”

帮助西藏大学建好生态学科，留一支优秀科研团队，是担任藏大兼职教授、开展科研合作之后，钟扬的新梦想、新目标。

“那时，整个藏大理学院没有一个硕士点，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没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要申请研究项目简直是神话……钟扬教授对西藏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居功至伟！”单增罗布说。

西藏大学青年教师写论文、填申报表格，钟扬都逐篇把关，经常是在高原旅途中修改，甚至还自掏腰包支付申报费用。

“工作起来不要命”的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培养了藏族第一个植物学博士扎西次仁，带出西藏第一支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送入“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学生赵佳媛记得，2015年，钟扬老师突发脑溢血，苏醒后担心自己不能再进藏，口述写下他对援藏的思考交给组织，认为“建立高端人才队伍极端重要”。9个月后，他不顾医生告诫，再次走上高原路，还说：“我连酒都戒了，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不只在西藏，钟扬更成为整个西部教育、科研的播种者。2017年8、9月间，他马不停蹄地奔波于西藏、新疆、宁夏和内蒙古等地。仅2016年，他就坐了157次飞机，为节省时间，他总是选择最早或最晚的航班。作为导师，钟扬特别喜欢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少数民族地区出人才不容易，他们回到家乡，能成为西部生态发展生力军！”他的新梦想就是：“我想为祖国每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约定：“钟扬”的种子已生根发芽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从内蒙古出差回来，钟扬会抽点时间指导一下孩子的科创作业。

“科创的事我回来跟你谈，周末愉快！”这是他留给小儿子的最后一句话。

没想到，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给那里的民族干部做“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报告，竟成了他和这个世界的道别。

2017年9月25日凌晨5点多，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他乘坐的小面包车和停在路边的大型施工装载机相撞。那时的他，正在赶往机场，原本，他会像往常出差一样搭乘早班飞机，上午到达就可以迅速投入新的工作。

2017年9月9日，他刚陪两个孩子过完他们15岁的生日。关于孩子的培养，他和张晓艳有个约定：孩子12岁以前，你多管一点；12岁以后交给我来管。后来，这个时间又延到了15岁。

只是这一次，“不靠谱”的爸爸又要爽约了！

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太多太多的事，而这只能基于他对自己和家庭时间的一再挤压。家里那张全家福已经是12年前的了。

一年前，在儿子的多次恳求下，钟扬终于答应挤出时间陪全家一起去旅游，多拍点全家福，可到了出发前，他又因为工作安排缺席了。

“父亲，你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

“也许你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能好好休息，别把自己累坏了。”孩子们默默写下。

张晓艳也愿意这样相信：以前到了凌晨两三点，我会想，他怎么还没回家呢？现在夜里常常醒来，我也会这样想，他工作太忙了，也许现在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忙碌着呢。

张晓艳说，钟扬其实心很细，每年我生日的时候，他总会记得给两个孩子一些钱，让他们去给我准备礼物。

他对西藏的爱是深入骨髓的。孩子12岁时，他让小儿子进上海的西藏班读书，学习藏语，希望有一天能继承他的事业。小儿子会说第一句藏语时，他特别开心。

2018年1月，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成立。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是他的家人共同决定，捐出的钟扬交通事故赔偿金，用以鼓励更多热爱科研事业、热爱公益事业、热爱教育事业并具有奉献精神的师生。

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深厚情缘，没有因为他的离去而停步。一系列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的深入合作正在继续。

几年前，他在上海的海边种下了红树，他的愿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后，上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盛的红树——这是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这些红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

他已采集了5000份西藏酸奶菌种的实物样本，希望从中分离出有经济价值的菌种，做出中国人自己的酸奶菌种。他的学生继续着这项工作。

他钟爱给中小学生讲科普，他的学生如今也已站上讲台。

……

那颗名叫“钟扬”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拉萨河边，他最爱的那顶藏式毡帽挂在宿舍的衣架上，似乎等待着他的主人随时归来，等待着又一个采种子的好时节。

钟扬（左）在野外考察（图/《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