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强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有一百多件于河源市区出土的明素三彩陶罐，目前其生产窑址并不明确，此类陶罐在广东其它地方很少发现和馆藏，同类型陶器在日本却多有出土发现，被称为“华南三彩陶器”。本文通过研究河源市博物馆所藏明素三彩陶罐的工艺特点和用途关系，溯源产地，探索其中奥秘。

一、馆藏明素彩三陶罐出土情况及分布

（一）老河源城的地理人文慨况

河源自古为百越之地，南朝齐永明元年（483年），析龙川地置河源。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河源撤县设市，辖五县一区，原河源县（河源市区）被拆分为源城区和郊区（后改为东源县）。河源东接梅州、汕尾两市，南邻惠州市，西连韶关市，北与江西赣州交界，地理位置优越，水系发达，原新丰江是东江水系的最大支流，流经河源市区汇入东江。河源处在东江流域中段，北连粤北、江西，南联珠三角，是粤东北重要的交通枢纽。

河源市源城区就是老河源县城，是老河源县的文化、政治中心，民国以前老河源县城由上城和下城两座城池组成，见(图1)。红色标注框部是现代地址为“河源市源城区上城南门贸易城”周边地域，曾经被称为“东莞地”，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明素彩三罐出土主要集中于此区域。老河源城水路资源发达位于东江与新丰江交汇，河流地理位置如同“丫”字而又被称为“槎城”。老河源城水源充沛，林木业、农副食业资源特别丰富，在农耕文明时期以航运交通为主的老河源，自然形成了珠三角与粤北之间重要的商贸交易集散地和连续纽带。老河源城商贸集散地设在位临新丰江和东江交汇段的江边下城太平街，其沿街分布就有十多座商贸码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逐渐拆除）。这里曾吸引大批东莞和珠三角地区的商人经商开铺，太平街商贸原最大的清代商铺“东莞会馆”就东莞茶山镇人所开（在二十世纪60年被政府征用，于2015年后被拆除）。

图1 清同治年河源槎城（河源市源区老河源城区）地图

（二）素彩三陶罐出土情况及分布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这批素彩三罐的出土发现，主要集中于现代地址为“河源市源城区贸易城”(图2)。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属于老河源城上城的南郊范围，是一处明代至民国时期的墓葬群。在民国以前这个区域主要是东莞及珠三角地区部分商人在河源经商定居逝世后，集中埋葬的族群墓地遗址，老河源县城的一些长者都称这片墓地为“东莞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这片区域由于城市扩展开发，陆续发现出土了大量明素三彩陶罐(图3-图6)，现大部分收藏于河源市博物馆。

图2 现代原老河源县城上城城池、下城城池、太平街老街区、老商贸码头范图对比地图

图3 明素三彩贴塑剔花花卉纹五系带盖陶罐

图4 明素三彩划花花卉纹带盖陶罐

图5 明素三彩画花花卉纹带盖陶罐

图6 明素三彩“福”“寿”字款和花卉纹带盖陶罐

目前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这批素彩三罐在河源市东源县、龙川县、和平县、连平县、紫金县五县范围均未有发现出土，河源地区能发现明素彩三陶罐的地方只限于以上所述老河源城区范围。

河源是纯客家人地区，五县地区的民俗民风、建筑风格及丧葬礼俗都是典型河源地区客家人习俗。但老河源城区的百姓部分民俗民风因受珠三角地区商人带来的文化影响而有不同，比如其明清古民居建筑多是广府式院落建筑风格。在丧葬习俗上，五县地区都是河源地区典型客家风俗，经历年河源地区文物考古研究，河源地区明清时期多是用褐釉陶罐（图7）被称为“捡金”的二次葬为主，除河源市区外从未发现有明素彩三陶罐,老河源城区内的居民丧葬礼俗与现在五县地区有一定差别，有些墓葬并不是二次葬，陪葬明器除了有明素彩三陶罐还有明青白釉带盖瓷罐，这些陪葬器物出土时其内壁干净，可见明青白釉带盖瓷罐不是“捡金”二次葬装骸骨用。2021年3月在河源市源城区白领头村一处建设工地发现明代合葬墓遗址，其墓遗址结构为长形石灰青砖砌筑穹顶墓室，墓室清理调查发现还存有部分骨骼，在墓室外共发现有五个这种明素三彩罐（图8），其中四个高约15厘米左右，一个高约43厘米左右，从墓葬遗址的型制和遗物分布判断墓葬为明代一次合葬墓，墓室曾被盗掘，墓葬出土的明素三彩罐为陪葬品。

图7 在河源市东源县新丰江库区广泛出土的明褐釉陶罐

图8 在河源市源城区白领头村建设工地的明代合葬墓遗址，墓出土有陪葬品明素三彩陶罐

器型和工艺类同河源出土的素三彩陶罐，在东江流域地区其他地方也有零星分布出土，广东发现的主要城市有惠州、东莞(图9)等地方，另外在日本也有一定量的出土发现，收于多间日本博物馆（图10）。

图9 东莞市横沥镇出土明素三彩贴塑剔花花卉纹五系带盖陶罐

图10 日本滋贺·彦根城博物馆藏的-明素三彩贴塑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二、馆藏明素三彩罐的工艺特点及生产年代

（一）器物器型特点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素三彩陶罐，其中不少为上等级文物，按工艺特点可分为：素三彩贴塑剔花花卉纹五系带盖陶罐、素三彩划花花卉纹带盖陶罐、素三彩画花花卉纹带盖陶罐、素三彩花卉纹“福”“禄”“寿”等字款带盖陶罐等。陶罐带盖，敞口，唇沿，子母口，短颈，丰肩鼓腹，鼓腹下收敛变细，小圈足，平底无釉。部分陶罐肩部有五系，平均分布以陶罐肩部上处，贴塑双泥条系。盖的造型是将军头盔形，盖顶有圆锥形宝珠钮，以绿、黄、紫褐三色釉为主的低温彩釉陶器，绿地三彩。另外，还有极少数肩部型状是折肩，下腹斜直线收敛变细，足外撇，平底无釉，器物施釉和装饰手法也与丰肩鼓腹的器型有所差别，这种器型年代上应该比丰肩鼓腹的器型年代稍晚一些。

这批素三彩陶罐器型尺寸大小多样不等，按器型大小和器物工艺大约分为三类。大的器型通高约有40多厘米，最小器型的（带盖）通高不到8厘米。一般器物通高30厘米以上的为较大型陶罐，工艺、纹饰、造型手法较为复杂精美，陶罐施绿、黄、紫（茄皮紫）三色釉，盖面和肩部用黄色釉和紫色釉绘莲花瓣纹饰，肩部有五系，平均分布于罐肩部上处，罐身通体贴塑剔花雕刻出缠枝叶脉纹、莲瓣纹、卷叶纹、波浪纹等。陶罐满工雕塑，纹饰凹凸有致，富于立体感，整体雄浑敦厚大气。另一种纹饰工艺手法是在罐身刻划线条勾勒出缠枝叶脉纹、莲花瓣纹、缠枝牡丹纹、卷叶纹、波浪纹等，然后在勾勒出纹饰线描内施黄色釉和紫褐色釉填图案，陶罐整体画面线条流畅，图案颜色立体细腻，端庄秀美大气。

中等器型的陶罐，通高一般在18厘米至30厘米之间，其制作工艺手法相对简单，一般采用绿地釉上施黄釉绘画花卉纹，肩部无系。陶罐盖面、肩部以黄色釉和紫色釉描绘莲花瓣纹，在肩部绘画的莲瓣纹饰上下并刻划两道弦纹并施于黄釉。罐身绘画纹饰相对简单，用黄色釉和紫色釉绘画简单的花卉纹装饰，整体器型突显秀气规整。少数中等器型陶罐只施两种色釉，绿釉底加黄釉花卉。

小型陶罐通高约16厘米以下，制作相对粗糙简单，部分陶罐小盖为实心，是用模具夹压成形，中间挤压线上凸出部分尚未修饰剔除。小型陶罐只施绿釉和黄釉或单施绿釉，但也有极个别器型肩部紫色釉描绘莲花瓣纹。施绿釉方面有些小型陶罐施绿釉底，罐身上用黄釉书写文字，主要有“福”“禄”“寿” 等字款，一罐一字款。

陶罐胎体硬度普遍不高，陶胎工艺制作不够精致，胎体较粗糙，未经过拣选，个別陶胎夹杂沙子等杂质，这可能与陶罐用途有关。这批明素三彩陶罐烧造温度不高，约800℃-1000℃左右，大部分存在脱釉现象。陶罐上的釉层较簿，其制作步骤应该先是陶胎上刻划纹饰并高温烧成素胎，然后施釉填色入窑，第二次采用低温烧成。个别陶罐可看到只用线条刻划出纹饰图案，未施釉露胎的地方。

（二）器物生产年代和用途

三彩陶器始于南北朝，兴盛于唐代、辽代，属于多色低温铅釉。明素三彩创烧于明代成化时期景德镇，清代康熙年间进一步发展。明代中期最早罐盖做成将军头盔风格的叫将军罐，来本的用途类似于今天的“骨灰盒”。在明朝嘉万时期，佛教寺院为装殓僧、尼圆寂火化后所遗骨灰，订烧了一批专用罐盖做成将军头盔风格的骨灰罐，最早将军罐就这样诞生了。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这批素三彩陶罐盖型为将军头盔形。陶罐贴塑、剔划的缠枝纹也是明代时期特有风格。陶罐装饰的缠枝纹是藤蔓的形象再现，其历史源远流长，缠枝纹又叫“万寿藤”“转枝纹”“连枝纹”，它是一种以藤蔓、卷草为基础提炼而成的传统吉祥纹饰，寓意千秋万代，缠绵不断，万寿无彊，多子多福的意思。缠枝纹早见于战国时期，是漆器的主要装饰纹样。战国时期缠枝纹为二方连续纹样与四方连续纹样，图案采用交替、反复和穿插手法，是原始缠枝纹特征。到了汉代，缠枝纹样成熟，多用于漆器、丝织工艺。唐宋时期，缠枝纹更广泛用于各种不同材质的工艺制品当中，包括金银器制品。明代特别是明永乐年、宣德年时期由于郑和七下西洋，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较深(如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伊斯兰国家) 。当时典型的圆形骨骼缠枝纹，附有叶片和花朵的枝蔓自由穿插绕转，形成了互相缠绕而不牵绊的繁盛状态，常见的形式有“缠枝莲”“缠枝菊”“缠枝牡丹”“缠枝西番莲纹”“缠枝葡萄”等。明代缠枝纹样虽然用以绕转的素材不尽相同，它们的基本形多在传统的构图法则影响下发展变化的，以“S”形和“冏”形构图样式。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明素三彩陶罐上贴塑、剔划的缠枝纹纹饰中就是以“S”形构图样式，同时综合了“缠枝莲”“缠枝菊”“缠枝西番莲纹”等饰样。

我国传统将颜色分为“荤色”“素色”。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事，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视为白事，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明素三彩陶罐釉色只采用绿、黄、紫三色的“素色”。

“福”“寿”“禄”在中国民间流传为天上三吉星。福是指福气,寿是指长命,禄是指俸禄。民间喜欢将三星作为礼仪交往和生活中象征幸福、长寿、富贵的祝愿。中国南方民间的丧葬习俗因受宗教信仰思想的影响，老百姓通常会在冥器上使用“福”“寿”“禄”这三个符号。在丧葬习俗里“福”寓意先人对于后代降“福”。在殡葬观念的一些词汇中，不直言死，多称“寿终”“老了”“作古”之类，传统的土葬时用棺称为“寿器”。老百姓在丧葬习俗里使一些词汇中有深层的含义，它们表达对生命的寄托和认知，表示后人永远不忘先人的恩德，如长禄厅、思亲楼等，宣扬了儒家的“孝文化”，表达了人们重视生命、对人生的热爱以及追求永恒的人生观，力图冲淡死亡色彩，以及报恩心理等。

三、馆藏素彩三陶罐与漳州窑素三彩陶瓷器的关系

之前我们一直难于根据陶器的工艺特征确定河源这批素三彩陶罐的生产窑址。后来由于漳州窑的素三彩陶瓷器发现，使之又重新确定河源出土的这批素三彩陶罐产地窑址。

（一）漳州窑的素三彩陶瓷器发现

近些年来福建漳州一大批素三彩陶瓷器的古窑址发现，使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领域的一些未决问题得以应刃而解。以漳州平和县田坑素三彩瓷器(图11)窑址为代表的发掘，揭开漳州素三彩陶瓷器的工艺及特征，为老河源城区、东莞、惠州、日本等地方出土的明素彩三陶器产地关系溯源及东南亚各国各类素三彩陶瓷器找到了归宿，为研究陶瓷技术传播和陶瓷贸易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图11 漳州窑遗址出土的明素三彩贴塑人物卷叶蝴蝶纹罐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三彩陶罐烧制工艺、装饰手法及器型特点明显是明代时期生产工艺和流行文化的器型器物，使用蕴含丧葬文化的文字符号，符合陪葬这一功能，所以这种三彩陶罐生产年代应为明代，其主要功能用于陪葬，属明器。

图13 九江市博物馆馆藏—— 明素三彩刻划缠枝莲花纹盖罐

漳州窑明素三彩陶瓷器发展是源于景德镇明素三彩陶瓷器（图12），明正德时期部分景德镇窑工迁徒（逃难）来到福建漳州平和县继续本行发展壮大而来。在《平和县志》记载：“提督军门王守仁(阳明)发二省兵众，平息平和农民起义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为安定地方，永息寇患，王阳明一面上疏明廷，奏请设立县治，一面选留随军兵众，以‘新人’身份定居平和，转入地方建设，留居平和的开祖‘新人’之中，不乏精于陶艺之人”。《平和文史资料第一辑》记载：“平和县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罗干(江西永丰人)为第一任知县，至崇祯二年(1629年)王立准，就有十三位江西籍人任平和知县，其中任期达5年以上的连任知县占40%。历任江西籍的父母官，为造福桑梓，组织烧制陶瓷，参与竞争，获取厚利。县志记载在明晚期朝廷允许开漳州月港实行有限的民间贸易，由官府垄断渐渐转向私人经营为主体，福建海商的崛起和私人海上贸易的兴盛，刺激了福建制瓷业的发展，以漳州月港为代表的输出口岸在广大闽南地区窑场雨后春笋般遍布境内地”。

图12 漳州窑遗址出土的明素三彩彩绘花卉纹七子拼盘

（二）漳州窑素三彩陶瓷器的特点

漳州明代素三彩古窑址在平和县、华安县、长泰县、漳铺县、南靖县、南安县、安溪县都有分布,己形成了漳州窑系。漳州窑素三彩陶瓷器种类有盒、罐、瓶、笔架、香炉、军持、塑像、碗、盘、方碟、耳饰等。瓷胎特征疏松，多泛黄，呈现出青灰、红灰等，瓷土淘洗的不细，所含的杂质较多。成型工艺有拉坯成型、泥片、印坯、雕塑等成型方式。在老河源城区、东莞、惠州及日本等地方出土的素彩三陶罐，部分罐盖和小型陶罐就是采印坯和雕塑成型工艺，模具成型是一种快捷成型的工艺。

窑址出土标本中有支钉、垫圈、匣钵等烧制工具，烧成工艺应有二次烧成和一次烧成，有些瓷器胎质疏松，敲击是声音发闷，胎骨中出现夹生的现象，坯体直接施上釉彩在低温800℃左右一次烧成。

釉料以黄、绿、紫（茄皮紫）色釉为主,多数器物是以绿色釉为地色,少有香盒则以紫色作地,器皿表面纹饰常因区块施黄、绿、釉,有些器物内壁常施薄而半透明的釉层。

漳州窑素三彩陶瓷器装饰技法多采用釉下刻划或以黑彩勾画图案轮廓线，图案有缠枝莲、折枝莲、花瓣纹、卷草纹、莲瓣纹、如意云头纹、牡丹纹、唐草纹、夔龙纹, 如意纹、金钱纹、缓带纹、波浪纹、祥云纹、锦地纹、竖条纹等。也包含了老河源城、东莞、惠州及日本等地方出土素彩三陶罐所见图案装饰手法。

（三）漳州窑陶瓷的海上“三角贸易”

漳州窑瓷器在国内的遗址和墓葬中发现和出土的事例极少，与之相反，漳州窑瓷器在海外的发现却很多。日本关西地区许多古遗址中都有大量漳州窑瓷器出土，还有明代海上商贸沉船大量发现漳州窑瓷器，东南亚各国古遗址中也有出土或博物馆收藏。福建海商在明末清初时期把持漳州窑商贸。在东南沿海与东南亚、东亚间海上贸易路线形成后，漳州窑陶瓷在日本多被称作“交趾瓷”，这与当时福建海商的“三角贸易”有关。所谓“三角贸易”即商船从中国甲地航往海外乙地，再从乙地航往丙地，由丙地回来的一种三角形贸易方式。其航线“中国一东南亚一日本—中国”。此贸易方式是以郑氏三代(郑芝龙、郑成功、郑经)为代表的福建海商，根据贱买贵卖这一商业原则经营海外贸易，利用商品在甲地与乙地间的差价，长途贩卖从中赚取。

明代后期朝廷为防止海盗倭寇活动，洪武四年(1371年)实行“海禁”。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正式取消海禁，准贩贸东西洋。但为防倭患仍禁止与日本通商，因此福建海商贸易形成了转口贸易。《东西洋考》记载：“与月港（漳州海巷）贸易往来的有交趾(越南北部沿海)等数十个国家”。《新版朱印船贸易史的研究》：明人何乔远有“日本国法所禁，无人敢通。然悉奸阑出物，私往交趾诸处，日本转乎贩鬻，实则与中国贸易矣。”荷兰总督奎恩有：“广南是极好的港湾（越南中部沿海停泊港)，在这里中国人同日本人交易一年年兴隆起来了。”由此可以推测，明代后期福建海商因为朝廷为防倭患禁止与日本通商海禁，通过了所谓与交趾进行的贸易，实质上是日本同明朝商船与居住在古代交趾的中国商人之间进出口的“三角贸易”。

漳州窑素三彩瓷曾销往古代交趾（今越南），然后又转销到日本，因当时日本人不识漳州窑，不知漳州窑曾生产过素三彩瓷，称“交趾瓷”或“华南三彩陶器”并沿用至今。

四、结语

在河源市区、东莞、惠州等地发现的明素三彩陶罐与日本出土的明素三彩陶罐（称之为华南三彩陶器），为同一类器物，应来自漳州明素三彩窑系中的素三彩陶瓷器。

这种明素三彩陶罐广东省内及其他地方也很少发现，主要分布在老河源城区周边、东莞、惠州等东江流域的少部分地方零星发现，但日本地区及东南亚且有出土发现，分析其原因是明代后期朝廷实行“海禁”政策，为防倭患仍禁止与日本通商产生的海上“三角贸易”形式，漳州窑素三彩以外销为主，只少量内供，是其国外发现出土多于国内的原因。

在陆路更接近漳州的广东潮汕、梅州区域都未见这种素三彩陶器发现，可见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这批素三彩陶罐是由珠三角地区或东莞地区少数商人通过水路带来河源的。这是一种明代中晚期的陪葬明器，明素三彩陶罐作为陪葬明器不是客家地区丧葬风俗，可能是珠三角地区部分族群丧葬习俗的一种专用陪葬明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