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翔 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期刊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及台湾少数民族文学。

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在1967年提出一个著名的电车难题（the trolley problem）——簡单的说，假设你在一个铁轨变道闸的控制杆前，远处有一辆失控的电车冲来。铁轨在你这里一分为二，一边有五个人，另一边只有一个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电车会撞死五个人，但如果你选择变道，只会撞死一个人。你会怎么选择？这其实是个道德两难问题，引发哲学、伦理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多个领域的讨论，而在张庆国的《马厩之夜》中，就设置了无数个这样的道德拷问。

靠近中缅边境的桃县桃花村，曾经是宛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存在，村民以明代屯边的南京汉人后代为主，王、赵、李三姓的祖先们几百年前背井离乡来到边地，他们始终固守传统，重学好诗，古风犹存。战争爆发，日本人侵入缅甸，不过此时对于桃花村村民们的影响并不大。大批侨商逃回桃县，带来了怪病皮疹，患者瘙痒难止，痛苦不堪，用尽了草医草药、民间偏方、司娘跳神种种方法，都无法治愈。而当懂日本话的陈医生把“日本人要完蛋了，他们打不进云南来，中国出去了几万军队，跟英国人一起打，把缅甸的日本人打跑了”这一消息传开之后，长皮疹的桃县居民们居然纷纷不治而愈了。可惜这样的好景不长，两年后日本人不仅打败了缅甸的英军，还攻进了云南，占领了桃县。日本人要钱要粮，桃花村的主事者王老爷尚可独自承担，替村民们省去麻烦。等到日本人提出要中国姑娘做慰安妇时，这一无耻之尤的要求让王老爷震惊无比，坐都坐不稳了，身子摇晃着从太师椅上滑下，举起拐杖怒斥作为日军翻译官上门传令的陈医生，甚至扬言要把陈医生杀了祭旗。

张庆国在此为桃花村的主事者们设置了一个道德两难困境——整个村子的命运握在他们的手里，由他们来决定。把姑娘送给日本人糟蹋这么伤风败俗的事情，在尊崇儒家礼教的老人们看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要知道王老爷在桃花村可是一言九鼎的大人物，他十六岁出境做生意，挣下了万贯家业，五十岁金盆洗手，把财权交给儿子，从此在家只做三件事，一是散财行善，二是吟诗作对，三是治病救人。可是他心里很清楚，如果拒绝交出村里的姑娘，光凭桃花村那十几个人的民团和二十多条枪，如何对抗日本人？“杀人祭旗造反吧！我这把老骨头先死。”王老爷底气不足地说出这句话，因为他知道就算自己能横下一条心与日本人搏命，村里四百余户老老少少约两千人难道一起同归于尽？其他两姓的主事者也从最初的出离愤怒变得哑口无言，“痛苦像一块冷却的铁，从祠堂院子的上方落下，压在每个人的心上。”

此时，祠堂主事想出了一个办法，村里有些小姑娘是买来的或者从小捡来的外村人，比如赵木匠的童养媳小桃子、王老爷家的远房亲戚、其他财主家的女佣们等。虽然这同样也是痛苦的决定，但要想守护住全村人的身家性命，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且把这些外村人偷偷送出去，既保住了村子的好名声，同时也保住了村子里抵得上整个桃县一半的财富。在主事者们看来，送出六个外村小姑娘从而保住全村人是被逼无奈，是情有可原，是牺牲少数来换取“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可这就像电车难题中选择让电车变道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拯救五个人的生命一样，是何其功利主义的做法！

乡土中国最看重的是伦理与道德。伦理是指外在的制度、风习、秩序、规范、准则，道德是遵循、履行这些制度、习俗、秩序、规范、准则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伦理与道德也并不是抽象的名词，经过几千年的儒家礼乐教化，远居边地的人们都知道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社会规范。而当王老爷们做出决定，罔顾人伦，欺瞒哄骗，逼良为娼……他们心中的规范和准则已然崩塌，真正是“人心不古，道德沦丧”！作家探寻到人性的复杂和幽微处，道德之耻与战争之重，王老爷们宁愿选择前者，除了最初流露出惊讶的表情外，他们甚至都不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讨论，就一致做出了决定。而且老爷们一旦做出决断，就要雷厉风行，生怕拖久了众人议论，坏了桃花村的“好名声”。可怜那些无辜的少女们，她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更可悲的是，被谎言蒙蔽，她们高高兴兴地跟着陈医生走了，幻想着去城里的医院工作，小桃子还期待着能在城里遇见失散多年的母亲……

按照常规的写作路径，接下来要描写主人公的传奇爱情故事了，可是张庆国却有着更为精妙的构思，他设置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道德两难困境——抗战胜利了，被送出去的六个姑娘有三个还活着，关在战俘营中。带着愧疚与赎罪心理的陈胖子（自从陈医生带走姑娘，逐渐知道真相的村民们对他不再尊敬）来通知桃花村的主事者们，此时王老爷们才知道，两个月前真正送出了中国姑娘的村子只有桃花村，这是一个无耻的秘密，无论姑娘们赎回来或不赎回来，她们都会成为这桩丑闻的证据，秘密也将大白于天下，而这才是王老爷们最恐惧、最不能接受的。祠堂主事带着几根金条和陈胖子一起清早去到县城，找到看管俘虏营的吴团长，顺利赎回三个桃花村的姑娘。“他们从这三个人的嘴里，知道另外两个姑娘被炮弹炸成烟尘，就像从来没有活过，只有小桃子逃走，但她们认为小桃子也被炸死了。一座县城都是尸体，其中一具肯定就是可怜的小桃子。”那么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三个回村后不哭也不闹，好像变傻了一样的姑娘。

如何解决呢？按照王老爷的安排，她们被赎回来后，关在了祠堂后院的马厩客房。“楼上下认真打扫，干干净净抹了一遍，床上的狗皮褥子和大木箱里的棉被，都抱到天井里拍打过，客房门口一对小石香炉里，插了几炷香，燃烧的香烟熏得空气喜气洋洋，好像姑娘们回来，就要隆重出嫁。”内心深处，王老爷觉得很愧疚，希望能有所补偿，但所谓的放过竟然是等她们养好病带出村子卖到别的地方去。她们中间年纪最大的也才十六岁，这么年轻，就经历了生死劫难，侥幸捡回一条性命，不知如何是好，睡觉不会闩门，不会跑出马厩，不会拍打院门吵闹，更不会去找当初骗她们把她们推入深渊的主人家。三天后，哭声才从马厩客房传出，“哭声像下雨时山上流下的浊水，湿气浓重，忽急忽缓，渐渐把马厩的小天井淹没。”这哭声让祠堂里所有人都心神不安，王老爷内心煎熬，一筹莫展。

语言一贯克制的张庆国用了很多细节来摹写王老爷内心挣扎：“王老爷接连三天大清早出门，在祠堂主事的搀扶下，早早地来到王家祠堂大院，一个人呆坐在正殿侧厢房的茶几旁，喝茶抽烟，不停地咳嗽。小屋门窗紧闭，黑乎乎的，墙上的马灯没有点亮，窗縫里透进来几条锋利细线，其中一条竖直的光线投射到王老爷身上，正巧把他从上到下割成了两半。他懒得移动，就那么端坐在椅子上，看着窗缝外面偶尔晃过的人影，默不出声。”“坐在侧厢房黑屋里的王老爷，又啪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内心的道德感在拉扯、撕裂，他做出放了陈胖子的决定，理由是“这个人罪不该死”，“这事我也有罪，要杀就先杀我”。可一想到桃花村的“好名声”会被这三个姑娘“玷污”，他又岂能放任不管。

前文提到的电车难题还有另外一个升级版本，没有分叉路，而是多了一个围观的超级大胖子，如果把这个胖子推倒在铁轨上，就可以完全挡住火车而救下五个人，这时，你会不会去推倒胖子？这就等于是要在亲手杀死一个人和看着一群人死之间做出抉择。王老爷面临的也是一个道德冲突更为激烈的两难困境。之前，在权衡桃花村全村老老少少二千多人的死活和六个姑娘的贞节名誉时，他可以快速做出判断，所谓“万事皆小，生命为大”，他甚至还可以安慰自己说这一决定不至于要了姑娘们的性命，他只是间接地造成了伤害;可此时，他又应该如何决断？一边是有血有肉的三个姑娘的年轻生命，一边是他最为看重的自己的声誉和桃花村的好名声，而一旦做出决定，哪怕他并没有亲自动手杀了那三个姑娘，他也要为这件事负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等同于亲手杀了她们。所以，最终，王老爷决定与三个姑娘一同赴死，或许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自我救赎，用死亡来抵消道德上的负疚，来冲刷一切罪恶;同时，不仅自己能留下大义担当的美名，也保全了桃花村的好名声。

张庆国对于如何看取这些“道德”抉择有自己的态度，不惜借叙事者“我”之口来直接表达：“我知道有人会谴责那件六十年前的事，嘲笑我，骂我欲盖弥彰。他们会愤怒地指责，追问桃花村人为什么不跟入侵者拼命？他们会说桃花村人自相残杀，是由自己的愚蠢和软弱造成，那些人做错了事，丧失气节和斗志，方向错乱，才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死的人活该，没死的人该死。……现实永远超出想象，人性的错乱与复杂，远在书本的推测之外。战争就是一本烂账，没有逻辑，没有道理，只有绝望、慌乱和一错再错。他们，那些大话连篇能言善辩的人，如果身处跟桃花村人相同的困境，要做得更好很难，甚至不可能。”这也是张庆国在其他小说作品中一再显示出的叙事态度——以宽容、同情与悲悯来看待历史，我们看到的对于历史新的理解与解释，其实是将那些曾经被遗忘的视角重新激活与敞开，往人性的混沌处、幽深处探索，去书写人性的复杂以及难解难分的情感与理智，同时也从中可以看到“丰富与混乱”的历史进程本身。

刘大先认为张庆国的作品里充实在叙事之中的是战争与生活的辩证法，生活与日常中包含的恒常性无疑大于战争的阶段性与局部性。日常性使得滇缅边地的二战历史变得返回到民众真正的细腻生活与情感底质之中，而不是被种种意识形态所规定了的二元选项。《马厩之夜》中，战争只是沦为一种背景，极少正面的战争描写，没有惨烈的战况，没有横飞的血肉，评论家们认为的“战争在战争之外”，其实也是作家刻意选择的叙事手法。人性、道德、生命放置在战争这个特殊的情境之中，更能凸显其复杂与真实性。

不过，《马厩之夜》中的故事讲述存在一些过于“传奇化”的处理，虽然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为人物设计的遭遇还是显得比较离奇。比如描述陈医生家学深厚，跟着做生意的舅舅去上海读完了中学，去日本学医，毕业后回到天津，在德国人开的医院里做过医生，因为战争辗转上海、香港、越南回到故乡，开了本地第一家西医诊所。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与西方现代文化教育的陈医生，无法治愈桃县居民们的怪病皮疹，直到某天他恍然大悟，拧开从天津带回来的收音机，把日本人在缅甸吃败仗的消息讲给病人听后，奇迹立即就发生了，病人不治而愈了。收音机治病的奇效如果只是为了引入陈医生会说日语被日本兵强迫当翻译官的话，此处似乎着墨太多。还有黑眼睛帮助祠堂主事杀死陈胖子，意外反杀了祠堂主事，回到村里后，居然没有被追究定罪，作家笔锋一转，讲述赵木匠如何送走小桃子，而小桃子又幸运的在与世隔绝的山顶村寨遇到了一对来自城里的老师夫妇，从此彻底消失，跟桃花村的经历告别。这些极度传奇化的叙事情节枝蔓太多，对于读者会形成一些干扰。

历史在悲剧中前行，人们在历史时空中游走，或许我们“会感叹时间的神奇、伟大和健忘。历史的悲伤从人们的脸上抹尽，无法察觉”，但总归还是有勇敢者，他们走到历史最幽深、最暗黑处，拷问与剖析复杂的人性。《马厩之夜》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它让我们重新去理解人，以及思考人的情感、理智、道德、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责任编辑 李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