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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保兴:历史和民心会述说真相

2022-01-07

记者观察 2021年31期
关键词:钱江钱塘江新城

编者按:仇保兴,原杭州市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现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在1999年到2001年任杭州市代市长期间,他不顾自己“代”市长的官衔,全面铺开杭州积攒多年的违建拆除工作。以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为杭州打开了全新的钱塘江时代,再建一个美丽杭州。他的经历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缩影,想要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很多挑战都是从未遇到过的,这就极其考验决策者的素养和才能。是迎难而上,还是顺水推舟,历史和民心会述说真相。

我是1999年3月到杭州,2001年11月离开杭州的。这些年,中国变化很大,杭州也变化很大。有许多事情,既觉得非常遥远,又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当时,在世纪交替之际,杭州外部的竞争压力很大。杭州朝什么方向发展?我有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要从传统的以西湖为核心的西湖时代走向以钱塘江为轴心的钱塘江时代。

这步棋如果不走下去,空间合理布局就不能迎刃而解。后来的很多工作,实际上都是为促使城市中心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而展开的。只有迈进钱塘江时代,杭州在空间上才能合理拓展。围绕这一战略,我们采取了很多举措。

第一步,在城市总体规划方向上进行调整,就是要把钱塘江作为今后杭州长期发展的一个永久性主轴,思想要高度统一。

第二步,钱塘江边的开发建设是低档次的填空还是高品位的开发?当时钱塘江两岸是城市的边缘,一些先期建设的小区环境质量非常差,几乎跟棚户区相似。我们把这个地方重新定位设计成杭州的钱江新城,城市未来的CBD(中央商务区)。从这个角度出发,钱塘江两岸全部控制开发,坚决实施“拆违复绿工程”,高标准开展钱江新城规划设计。

第三步,拆除发展障碍。在新城市中心设计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原来这里有一个热电厂正在建设。这个热电厂的规模很大,每年会产生严重的煤灰污染。该热电厂是由当时很知名的香港大企业家投资的。这么大规模的热电厂,国务院都已经批准开工了,两千五百多根桩已经打下去了,设备也早已订好了,等于说木已成舟了。如果这个厂建成投产的话,那整个钱江新城建设,或者说杭州城市走向钱塘江时代就成了句空话,因为该拦路虎正好处在钱江新城中心地带。当时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门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次,意见也不统一。

我认为必须要把它拿掉,不管花多大的代价,因为从长远考虑都是合算的。但想不到的是,市政府好不容易作出这个决定,省政府又作了一个决定,这个热电厂还要继续上。

这是件两难的事情。当时我认为这件事情非争取不可,因为这是关系到杭州城市未来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座热电厂正处在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的战略通道上,未来城市发展的中心点上。如果每年有一百万吨煤运进来,几万吨的煤灰产生,周边五六平方公里就会成为煤灰区,这还能建什么城市CBD啊?在这种情况下,我到北京找国家计委努力争取。他们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觉得有道理,既然杭州要走向钱塘江时代,此事非解决不可。

杭州

国家计委表了态,这个项目可以下。我想至今为止,这件事情是我在杭州所有重大决策中做得最好,对长期发展最有利的一件事。

当时我们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工程全部停下来,断电断水。第二,组织人马,分成四个小组解决问题。设备在哪里订货,就到哪个厂家去跟他们谈赔偿。第三,通过赔偿,收回土地。当时实际赔偿了四亿元,但是土地收回改变用途以后,还增值了15亿元。这是个很重要的决策,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步,杭州大剧院坐落在什么地方?这很重要。我记得当时个别省领导的意见是大剧院要摆在西湖边上,认为这样利用率高,而且给城市中心增加了人文景观。但我认为大剧院的风格和西湖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这个大剧院是一个法国建筑师设计的,是一个玻璃壳透明结构,哪怕位置跟西湖有点距离,也是不恰当的。西湖充满东方的古典美,在旁边突然摆上一个超现代的玻璃壳,景观无法协调。再加上西湖景观每一处都是历经千年精雕细琢的,突然挤进去这样一个闪亮的庞然大物,这是对江南传统园林文化的冲击,效果将很糟。所以我下定决心把大剧院建到钱江新城去。

第五步,钱江新城以什么样的面貌面市?按照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设计的方案,钱塘江两岸楼宇高低错落、功能互补交融,而现在两岸的单一功能高楼太多,对水面空间压得太近。

这主要由于钱塘江两岸的建设有些操之过急。城市规划建设应是在紧要的地方留白,大量地留白,在规划中留有弹性空间,给未来发展留有余地,这是城市规划学科与生俱来的科学理念和原则。

功成不必在我,可能五十年、一百年后有人填空,这个填空构成的景观才可能是最好最美的。急急忙忙填空,造成了钱塘江两岸早期就涌现出大量的空置办公楼,也使得景观的多样性与协调性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

第六步,撤市建区。围绕以钱塘江为轴心建设新城的战略还是成功的,萧山、余杭撤市建区形成合力,特别是萧山撤市设区使两岸能共同围绕钱江新城开展城市建设。否则,两岸仍会把钱塘江作为各自的城市边缘。当时这在概念上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除了上述的调整之外,杭州城市发展空间战略上的调整与实施过程中最重大的决策无疑是“大拆违”。

我是1999年3月份调到杭州的,2月份市人代会已经开过了,所以我当时还是代市长,我这个代市长要“代”近一年时间。我发现杭州许多单位、个人都可以盖违法建筑,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建成之后,临时工棚全部改成了店面。

我当时下决心要把这些违法建筑都拆掉,但很多人劝我等代市长的“代”字去掉以后再拆。我认为,当时违法建筑增加很快,正是高潮期,每年增长约200万平方米,推迟一年等“代”字去掉再拆,就要多拆200万平方米,各方面的矛盾和损失会更大。我在当年4月份就部署了这件事,下决心进行“大拆违”。

当时我们拆的第一座违法建筑,就是某政法机关盖的三星级饭店绿晶饭店。当时我们去拆的时候,他们连家具都没搬,而市政府公告已经贴出半个月了,告诉他们要拆除,这是违法建筑。当我们把吊车启动,开始扒屋顶了,里边的负责人才跑出来,说:“你们真拆啊?”

这是很典型的案例。法治的公平社会不能让强势者或违法者侵占公共空间,因为公共空间是最广大群众的利益所在,如果谁都可以占有,那作为公共空间提供者的政府如何代表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决不能让这些挑战法律的违法者占便宜,这是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

仇保兴

当然,“拆违”的方法也比较巧妙。以前拆违法建筑都是领导下决心,然后执法队伍偷偷地去把它拆掉。我认为政府办事须公告在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公告明示:违法建筑坐落在哪里,面积多大,并通知违建者自己拆,如果自己不拆,到一定期限后我们帮助他们拆除。如果拆错了,政府赔偿。违法建筑公布以后,拆除完全是公开执行的。第一批违法建筑在电视台、报纸公布了以后,15天内自己不拆除的,政府来拆。同时,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举报电话,听取群众举报他们住宅周边的违法建筑。违法建筑被拆的人有种心理,既然我建的违法建筑被拆了,就积极地举报周边他人的违法建筑。这样“拆违”的“同盟军”就越来越壮大了,越来越多的群众被发动起来参与拆违。一浪接着一浪,一波接着一波,拆除违法建筑活动就推开了,到后来就成了一个群众的自发运动,挡不住,停不了。

钱江新城

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利益的冲突,这是难免的。对改变大家都会拍手叫好,但改到自己头上就不好了。最典型的是,我毕业后曾留在杭州大学物理系光学实验室当助教三年,有一大帮同事和同学。开始拆违法建筑的时候,他们都写信为我叫好:杭州必须要有铁腕拆违,必须要这样治理,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城市就乱了、衰了。后来浙江大学校园也开始“拆违”了。浙大对“大拆违”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浙大合并后有四个校区。当时华家池校区的周边一圈全是临时建筑改成的商店,每年的租金收入就有四千多万元,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这些都是违法建筑。浙大统统把它们拆了,并全部建成了绿化带,透绿后景观很美。虽然浙大当时的经济损失很大,但整个校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之后,浙大自己组织了一个“拆违队”,专拆校园里面的违法建筑。原来许多教授、讲师在校园内随意搭建棚屋养鸡、养鸭,甚至养猪的都有。校园拆违,首先就是把鸭棚、鸡棚给拆了。他们就写信给我,有抱怨的、有不满的,反正完全是同一拨人,开始时叫好,后来喊糟。由此可见,只要触犯到自己的利益,人人都不痛快。

任何改革总体上是一片叫好,但是到了具体的单位和个人,产生一些利益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个体利益、局部利益、全体人民的利益跟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的,这是常识。但是看问题、做事情都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以后,民众怎么看这个问题。要是老是想着那几张选票,想着一时的叫好,老是考虑自己的位子,是做不好事情的。

在杭州,最难的事情就是我们作任何的决策都会涉及原有的利益所得者。

这些利益所得者,不是个人,而是一些强大集团,要处置这些人的利益,难度非常大。我印象最深的是河坊街的改造。河坊街从拆改成保,是我主持市政府工作的第一项重要决定。我在杭大读书的时候也去过河坊街,我认为这是杭州的宝贝。当我决定要把它保下来的时候,当时的副市长陈继松眼泪当场就流出来了。因为他是拆迁指挥部的指挥长,现在要就地改成保护指挥部的指挥长,这个转变多大啊!

当时有三拨人反对,一是个别思想保守者。因为原市政府决定要拆河坊街的,当时河坊街上的树已经被砍光了,人也搬光了,土地也分光了,不能说改就改呀。二是已获得河坊街开发权的六家房地产公司。这六家房地产公司都是有背景的,它们已经把地分走了,现在要将它们到手的利润取消,当然有抵触。三是原来的住户。原来的住户虽然没有房屋所有权,但是他们习惯长期住在西湖边,如果将河坊街保下来,他们就要离开河坊街住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两年半以后,河坊街开街,这些不满就烟消云散了。

回溯这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每一项成就和失误都衡量着当地决策者的素养和才能:是注重长远利益,还是注重眼前利益;是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追求局部利益;是着眼于打基础,还是着眼于形象工程;是迎难而上,还是顺水推舟……历史和民心会述说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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