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图腾，人们对虎的敬畏和喜爱也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充分体现—塑虎、说虎、演虎、画虎。历代画坛有哪些画虎名家，他们是如何用画笔表现中华民族对虎的认识，进而阐释虎所代表的精神内涵的呢？

作为十二生肖之一的虎是人们所熟悉的山中之君、百兽之王，自古以来便受到中华民族的密切关注，成为勇猛、威严、权势的象征。在上古传说中，虎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周易·乾·文言》曰：“云从龙，风从虎。”虎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图腾，在汉代位列“四神”之一，地位尊崇。因此，军事上调兵遣将所用之兵符、出国使臣所持之节常以虎为名，曰“虎符”“虎节”，是权力与威望的象征。另外，人们对虎的敬畏和喜爱也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充分体现，民间传说、戏曲、工艺品都将虎作为反复刻画的对象，以虎为主题的年画，儿童穿戴的虎头帽、虎头鞋，都寄托着人们以虎来驱邪避灾的美好愿望。

中国古代画家很早便将虎作为描绘对象，唐代《史通·六家》之句“画虎不成反类犬”因生动形象而渐成流行谚语，反映出虎画的悠久传统。宋代画家包鼎是名扬天下的画虎能手，在当时流传着“韩幹能为大宛马，包鼎虎有惊人威”之说，可惜他的虎画并没有被保存下来。包鼎之后，历代画坛不乏画虎名家，他们的作品从多个角度展现了中华民族对虎的丰富认识。

天性自然的牧溪《虎》

牧溪（1210—1281年），僧名法常，四川人，是浙江余杭径山寺住持无准师范的弟子，被视作中国“禅画”的开山鼻祖。牧溪的绘画多用蔗渣、草结随笔点墨而成，借助水墨以疏简之法来表现禅的境界，具有启悟心智的功用。元代庄肃在《画继补遗》中称他：“善作龙虎、人物、芦雁、杂画，枯淡山野，诚非雅玩，仅可僧房道舍，以助清幽耳。”尽管在宋元时期牧溪不受正统画派的重视，但是他的部分作品被其日本同学僧人圣一带回日本后，在日本赢得了极高赞誉，牧溪本人更是被视为日本“画道大恩人”，对日本绘画的发展影响深远。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幅牧溪的画作《虎》。其笔下的虎纯以水墨点染而成，却十分生动，有些呆萌可爱。这只虎蹲坐于斜坡之上，全身的斑纹以浓墨勾绘，再以淡墨细笔画出周身柔软的绒毛，眼部和嘴部的虎须则以瘦硬的墨笔写出。粗细得宜的线条表达方式将虎的神形表现得栩栩如生，其双眼怒瞪，且凶且萌，仿佛一个爱生气的“虎头虎脑”的顽童;也有人称这是一只刚睡醒的虎，摆出一副惺惺然的姿态，令人忍俊不禁。清代法常画了一幅正在打哈欠的《睡虎图》，与牧溪的《虎》一睡一醒，皆憨态可掬，堪称姊妹篇。

《虎》赋予了猛虎人格化特征，传递的是牧溪一贯所要表达的禅的启思，水墨的表达技法更让画面干净简洁，意味悠远。在牧溪生活的时代，虎被视为灵物，画家对虎的刻画亦是对自然天性的抒发。

人虎和谐的《弘农渡虎图》

众所周知，虎是一种大型食肉动物，少有天敌。在古代，虎也常因残暴凶猛而为祸一方，令人心生畏惧，以至出现“谈虎色变”一词，虎也因此与强权恶势相关联。明代朱端的《弘农渡虎图》（故宫博物院藏）即表现虎为人所惧的一面。

此画反映的是东汉刘昆的贤政传说。刘昆在河南任弘农太守时，因为官贤明、政绩突出深得民众爱戴，以至猛虎都不忍留在此地为非作歹。画面右方，一只成年老虎正驮着幼虎渡河远去，它背上的幼虎毛发略淡，画家以颜色区分长幼。刘昆身着红衣骑于马上，经手下的指引正在观看猛虎渡河这一奇景，周围的随从无不讶异兴奋。画家着意将人物和虎远远地分隔开来，似乎是为了表达人与虎和谐共处、互不侵犯的美好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此画原款被挖去，后人根据画上印章和绘画风格判定为朱端所绘。朱端在明正德年间以擅画山水知名，正德皇帝曾赐给他一方“一樵图书”印章，时人称他“可方辋川（王维）之誉”，可见朱端的绘画技法深得宫廷喜爱。在《弘农渡虎图》中，画家运用侧锋以粗简的线条勾勒出山石轮廓，以纷乱的浓墨点染树叶，笔势恣肆纵横而富有动感，运用景物衬托出人物活动，将观者的目光推向画面中心，采用的是明代院体画的常用技法。

中西融合的《刺虎图》

有虎患，则必有人制虎。中国古代有很多记载“制虎”的文献，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西汉名将李广“射虎中石”的故事，而最为人熟悉的要数《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情节。对于勇士制虎的咏叹，往往成为寄寓壮志、歌颂英雄的一种方式。

《乾隆皇帝刺虎图》画的是青年乾隆皇帝与两名侍卫手握长戟刺向猛虎的精彩场面。画家运用对比的艺术手法，通过表现猛虎在乾隆的威势下止步不前的犹豫情态，衬托出乾隆临危不惧的帝王霸气。为了烘托乾隆的高大形象，画家将虎的比例缩小，全然一副畏懦可怜之相。全图笔法细腻，准确地描绘出不同身份的人物所具有的不同举止及表情。作为游牧民族出身的满族皇室成员，乾隆皇帝自幼便随祖父康熙皇帝前往热河、南苑打猎，即帝位后，骑马射箭更是成为其宫廷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对此，乾隆皇帝谕令宫廷画家创作了大批表现其行猎瞬间的作品，以为纪念，彰显帝王威相，这便是《乾隆皇帝刺虎图》的创作背景。

此畫无作者款印，根据学者考证，应为擅长写真的宫廷画家郎世宁（1688—1766年，意大利人）所绘。画中的人物、虎、马主要运用了西画的表现手法，均生动立体，作为背景的山石、树木则运用的是传统宫廷画技法，因而，《乾隆皇帝刺虎图》被视为清中期宫廷画院“中西融合”这一流行风尚的历史见证之一。

别具一格的《蜂虎图》

与虎一贯的威猛形象不同，清代画家华喦笔下的虎则显得有些瘦弱可怜。

华喦，字德嵩，后字秋岳，生于福建上杭的布衣之家，因上杭古为新罗地，故自号“新罗山人”。他寓居杭州，往来于杭、扬之间，仰赖砚田笔耕维生，因画艺超群被纳入“扬州八怪”之列。华喦的画艺初期受恽寿平、石涛诸家影响，尔后自出新意、不落尘俗。其作品《写生册》是台湾板桥林氏家族于2002年寄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精彩画作。此册分上下两册，每册十二开，每开表现的内容均不相同，从花虫翎毛至兽畜水族，可谓一图一境，完全流露自家性情，大异于纯粹追摹物象的拟真之作。

华喦《写生册》下册第四开是一幅《蜂虎图》，描绘了一只与日常认知的壮硕猛虎完全相反的瘦虎形象，画面新奇富有想象力。这只老虎饥肠辘辘，形体异常消瘦，一只爪子掩面，表情痛苦，神情怯懦。在老虎的右上方有一只蜜蜂，中国传统画题中蜜蜂往往有“封官”之吉祥寓意，此画则立意不同，似乎是表现一只被蜜蜂蛰了的老虎，真可算得上“虎落平阳被蜂欺”。此图将老虎受到攻击后的狼狈模样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因其新奇的视角引发人们的思考。画面并无作者题字，观者只能通过想象来揣摩其寓意。

华嵒所绘花鸟画涉猎题材十分广泛，并且能大胆表现前人未曾尝试的题材。《蜂虎图》一反常态地表现瘦虎的落魄场景，似乎暗喻画家对自己壮志未酬人生境遇的愤懑和委屈。他把物象描绘和主观抒情结合起来，在技法上强调了空间留白，突出重点，让这张《蜂虎图》在诸虎画中独树一帜，别有趣味。

为虎添翼的《飞虎图》

近现代画家中，徐悲鸿、齐白石等都曾画过虎，但以画虎闻名的第一人，要数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孖。张善孖爱虎极深，自号“虎痴”“虎髯”，人称“虎公”“张老虎”。张善孖兄弟在移居苏州网师园期间，友人得到幼虎一只，知张善孖对虎情有独钟，热情相送。张善孖如获至宝，悉心照养，并给其起了个昵称“虎儿”。张善孖每日与虎为伴，并进行了大量的写生创作。因有这段奇特经历，故其所画之虎能在众名家中脱颖而出。前人画虎多为臆想，着重于表现虎威，至于虎的形体结构则不免有失精准。而张善孖通过长期近距离观察，熟悉虎的习性，他笔下的虎不仅结构精准、体态多样，而且神形兼备，可谓写生传意的范例。

张善孖的虎画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具有特别的意义。“七七事变”后，张善孖为宣传抗日救国精神，创作了多幅虎画作品并在全国巡回展览，为抗日活动筹措资金。1940年，当他听说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的陈纳德将军组建了援华抗日的空军自愿队（即“飞虎队”）时，兴奋之际挥毫画《飞虎图》相赠。画面上方是两只生着翅膀的老虎，有“如虎添翼”之意;下半部分是城市高楼，寓意“飞虎”能保一方平安。飞虎形象在画坛并不多见，这幅画不仅是抗战时期“飞虎队”的写照，也见证了伟大的国际主义友谊，反映出张善孖的爱国热忱。时人评述其“抗战虎”开国画界抗日宣传画之先河。

除了以上画作，明代雪中觅食的《松荫雪虎图》、群虎嬉戏的《虎豹欢乐图》，清代高其佩所作觅食归山只见背影的《猛虎图》、马负图所作独踞山间略显呆萌的《虎图》，也都别具情态，为虎畫精品。历代虎画还有上山虎、下山虎、虎啸山林等表现形式，虎虎生威，形态多变，从不同侧面表现了虎的生活情态，诠释了虎的精神内涵。

由古及今，虎画的传统在继承中不断增添时代精神。从野趣盎然的猛兽，到与人产生互动的“神兽”“灵物”，再到被赋予人类情感的变形之虎，虎的形象随着画家的想象不断丰富。人类对虎的认识不断深化，虎画也将继续成为新时代艺术家创作的重要题材。

汪映雪，任职于浙江省文物鉴定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