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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入门书《近思录》读解

2022-01-06罗鸿

中华瑰宝 2022年1期
关键词:理学朱熹

时至二十一世纪,宋明理学仍有诸多智慧留待我们去发现。而要了解程朱理学,除了元末的官修正史《宋史·道学传》、明末清初黄宗羲的《宋元学案》,以及后世的各种教本之外,还有一本上佳的入门书—《近思录》。

宋代思想学术灿烂辉煌,陈寅恪先生就曾评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以天水一朝为中国文化的顶峰。在流传后世的卷帙浩繁的宋代著作中,究竟哪一部最值得一读呢?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答案是—《近思录》。

197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先生学术讲座”系列演讲中,钱穆先生为后辈学子开列了七部能代表中国思想文化的国学必读书。这七部书是先秦时代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以及中古之后的《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其中《近思录》是唯一一部宋代的著作。我们不禁想问:这部书究竟有何特出之处,令钱先生如此青眼有加?

《近思录》其书

《近思录》一书,是宋代大儒朱熹与其友吕祖谦于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夏在福建武夷山的寒泉精舍共同编撰,得名于《论语·子张》中子夏的名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书中素材来自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位北宋大儒(以下简称周张二程)的著述,分为14卷,共622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语录体。《近思录》被称为“集理学之大成”,可谓明清后世官方所编《性理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之蓝本。

《近思录》的特点之一是其鲜明的体系性,其清晰的条理首先体现在目录中。当今的通行版的目录是:(一)道体,(二)为学,(三)致知,(四)存养,(五)克治,(六)家道,(七)出处,(八)治体,(九)治法,(十)政事,(十一)教学,(十二)警戒,(十三)辨别异端,(十四)总论圣贤。(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全书可谓包罗万象,从宇宙生成的世界本体到孔颜乐处的圣人气象,从本体到工夫,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从弟子求学到授徒教育之法,从掊击异端到成贤成圣,皆有拾级而上之阶梯。

朱熹本人就曾表示:“《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朱子语类》)也就是说,在朱熹眼中,从《近思录》到“四子”(即“四书”,《大学》《中庸》《論语》《孟子》的合称),再到“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构成了层层递进的学问的大系统。我们求学不能贪多求快,亦即古人说的“学不躐等”“登高必自卑”;读圣贤之书,也不宜好高骛远,应从浅近处着手。无疑,《近思录》就是这样一本上佳的阶梯之作。

《近思录》中的内容大体上与“近思”的题目相埒,都是与生活切近的平实话题。作者是理学开山的周张二程四位北宋大儒,又经朱熹、吕祖谦两位南宋大儒手订,作为理学乃至宋代思想文化史的入门书再合适不过。

《近思录》与儒家道统论

《近思录》的谋篇布局颇具匠心。从编者之一的吕祖谦所作之序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有人对将“道体”放在卷一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这部分因义理精微而显得略为抽象。宋代时人尚且如此,那我们不妨从更为平实的后文开始阅读之旅。

《近思录》全书14卷,其中最后一卷“总论圣贤”值得特别关注。该卷列举了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再到孔子、孟子、荀子的圣贤特质,然后是对后世的扬雄、诸葛亮、王通、韩愈的评陟,最后部分则是《近思录》四位主角周张二程的材料。这一系列基本可视为儒家道统论的话语。

“道统”一词源于唐代韩愈的《原道》,得到系统阐释则是在朱熹晚年所作的《中庸章句序》中。朱熹拈出《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即后世习称的十六字心诀),并发展韩愈的道统为“(孟子)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朱熹以二程兄弟直接孟子(跳过了汉唐诸儒),承先王先圣之道统。关于儒家的道统概念,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曾有较合理的翻译,他将道统译为“对道的重新把握”(the repossession of the way),这大概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程朱理学(宋明理学)会被后世称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

在晚年作《中庸章句序》之前,朱熹宗主二程以立正学的态度就很明显,除了学案体的《伊洛渊源录》之外,在这部中年与吕祖谦合撰的《近思录》中也可得窥一二。末卷第17条为程颐为其兄程颢所撰的《明道先生行状》其中有对理学奠基期学思历程与精神系谱的勾画。程颢首先曾“泛滥于诸家”,出入释老(佛教和道家)几十年,而最终博观约取,归于儒家礼乐人伦之道,以振兴儒门、承继往圣先贤之道为己任。而其早年曾受周敦颐指点,亦为不可忽视的机缘。

于是就有了由周敦颐肇其端,以“体贴”出天理的二程兄弟为主干,以张载关学为羽翼,为我们形象展现了理学奠基期的概貌。从我们后世看来,朱、吕二夫子正是借《近思录》一书的编纂,实现了从尧舜到孔孟,再到周张二程这样的理学道统叙事。更往后,在朱子学跻身正统官学之后,更是有了从孔孟到程朱的道统,这在元末官修正史《宋史·道学传》中有清晰的展示。

《近思录》第13卷“辨别异端”可视为道统论的反面表达。道统论一方面是立正学,另一方面则是辨异端,这也是接续孟子“辟杨墨”的事业。该卷的第一条就记录了程颐的名言,曰:“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只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为害尤甚。”

由此可见,理学家二程确立道统的重要方式就是与佛、老这样“近理”而实非理的异端展开辩论,从根本处驳倒对手,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来捍卫儒家。理论对话的话题无非阴阳、昼夜、死生、古今、动静、感应、理气、心性、仁爱等,亦即《近思录》首卷“道体”的主要话题,也最为后世聚讼纷纭。

内圣外王之道

儒家的学问是本体与工夫的合一,从政治哲學的角度看,研究修己治人之学的儒家,也讲求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儒学的实践除了内圣(即个人的修身),还有外王事业(即齐家、治国、平天下)。《近思录》全书讲内圣工夫居多,但也有相当篇幅在讲外王。如果我们相信这部书藏有宋儒的微言隐义的话,那第8卷“治体”,也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近思录》第8卷“治体”共25条,其中最后一条是张载答弟子范育(字巽之)的书信,信中说:

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巽之谓孔、孟可作,将推其所得而施诸天下邪,将以其所不为而强施之于天下欤?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谓之王道,可乎?所谓父母之心,非徒见于言,必须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设使四海之内皆为己之子,则讲治之术,必不为秦汉之少恩,必不为五伯之假名。巽之为朝廷言,人不足与适,政不足与间。能使吾君爱天下之人如赤子,则治德必日新,人之进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学与政不殊心而得矣。

此处可见宋儒政治上的用心,以及对王道理想的坚持。张载此信主旨常被概括为“学政不二”,即学术(道学)与政治(政术)二者不可分,王道(儒家推崇的好的政治)是统治者推其父母之心于百姓,爱护天下百姓如赤子(刚出生的婴孩),所以关键和根本仍在于正君心之非。如果学与政不隔,士君子的道学能应用于外王的政术,那王道理想自然不难实现。

至于具体施政的方式方法,《近思录》第8卷第17条记录了程颢的观点:“为政须要有纪纲文章,先有司、乡官读法、平价、谨权量,皆不可阙也。人各亲其亲,然后能不独亲其亲。……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程颢认为治理国家须有“纪纲文章”,即好的礼法制度。然后选贤举能,乡官履行好职责,办好教育,管理好物价,一心为公,那最后就能实现《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大道之行”的大同社会理想。

理学家并不仅是讨论明心见性的“空谈者”,更是实干家。张载特别关注用宗法(如修族谱、建祠堂、立家法、设族会等方式)来重建乡村组织的问题,他的弟子蓝田吕氏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宗旨,制定了中国最早的成文乡里自治规范《吕氏乡约》。朱熹则修了《家礼》和《古今家祭礼》,并将《吕氏乡约》重新加以修正、扩充,使之更具实践性。王道理想在理学家身上始终熠熠生辉。

理学特重“四书”,尤重《大学》的三纲八条目。但理学家不仅关注自身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内圣工夫,也同样关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宋代不仅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担当,还有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翻开能将我们带回宋代思想现场的《近思录》,宋儒的真知灼见千载之后仍能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明末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认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他将他之前的中国历史分为三段—先秦、汉唐、宋明,认为宋代的制度、礼法乃至思想学术奠定了后世的基本规模。即使到了“天崩地解”之后的清代,就连常被认为是对宋学的反动的乾嘉汉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吴派惠士奇,家中的楹联亦为“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仍把程朱理学视为伦理的典范。

罗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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