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年俗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儒家文化的体现和延续。其所承载的中国人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永远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围绕这一节日，几千年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年俗。这些年俗最初源于古人祭祀天地神祇，先秦时期发展为“腊祭”。“腊”本义为“干肉”，岁末农历十二月的气候最适合制作腊味，故十二月也被称为“腊月”，此时庄稼已被收割入仓完毕，气候处于新旧之交，祭祀活动较多，此时举行的祭祀被称为“腊祭”。

春秋时期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在周礼基础上，构建了以“仁义礼智信”和“孝悌”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西汉时期，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创建了太初历，将岁首改为元月一日，确定了“年”的概念。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传统年俗。可以说，年俗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由后代不断传承并延续至今的。

过年—儒家文化的体现

年俗是古代祭祀仪式的延续，其内涵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爱。在儒家的观念中，对父母的爱是第一位的。如《论语》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为孝顺父母、顺从兄长是仁的根本。子游向孔子请教孝道时，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为尽孝不是指只给父母吃喝或者给钱，即使狗和马也都有人饲养，如果不是从内心尊敬、关怀父母的话，用什么来区别孝敬与饲养呢？

在中国人看来，孝敬父母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回家和父母一起过年，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规矩，也是长年在外的游子们共同的愿望。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维持家庭和睦幸福的纽带是血缘与亲情，家庭和谐才能百业兴旺、国家安定。

孔子所讲的“仁爱”和“孝悌”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也是中国人年俗中关于祭祖、团圆、尽孝等习俗的文化基因。两千多年里，这种理念已经被深深地根植在人们心中，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

按照传统，年俗大致分为“家祭”和“社祭”两个阶段。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开始属于家祭阶段。二十三日要祭灶神，送灶君灶母上天，请他们吃糖瓜，让他们“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农历腊月二十四日起开始除尘，打扫卫生，贴窗花，淘米打糕，磨面蒸馍，生豆芽，做豆腐，卤肉，写春联，等等。这是过年前的准备工作，让家里焕然一新，迎接新春的到来。

除夕这天，出门在外的游子们必须到家，按规矩要去祭拜祖先。这是年俗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蕴含着中国人敬天尊祖的传统观念，也是加强家族团结和凝聚力的一种方式，是我们特有的仪式。《论语·八佾》记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意为祭祀祖先就如同祖先在跟前一样，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由别人代祭）就如同不曾祭祀一样。除夕日，全族或全家人要集体祭祖，诵读祭文、焚香叩首，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和感恩之情。

除夕晚上的团圆饭和守岁是家祭的高潮。团圆饭要丰盛、讲究，北方人要吃八碗，就是说最少要八菜一汤，以猪、牛、羊肉为主，这是古代祭祀中供品“太牢”（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时，牛、羊、猪三牲全备为“太牢”）的简化和延续。还要有鸡，寓意“大吉大利，吉祥如意”。南方人的餐桌上还要有鱼、莲藕和年糕，寓意“连年有余步步高”。就餐前，挂红灯笼，放爆竹，燃篝火驱除传说中的“年”这种恶兽。就餐时，长辈给小辈发红包，意为“压岁”;在外归来的子女陪父母叙家常、包饺子，汇报一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征求父母的意见和建议。团圆饭和守岁是合家欢，长辈以此表达对儿孙的慈爱，儿孙们也借此表达对长辈的孝敬。

初一早晨，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吃过饺子后再去族里、邻里互相拜年，表达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这些年俗都是从孔子倡导的“仁爱”和“孝悌”理念中发展出来的。

“闹春”—群体性祈福活动

年俗的第二阶段是“闹春”，即由家祭发展为社祭。社祭是一种古老的民俗活动，最早是一种对天地万物的群体性祭祀活动，以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国人素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季羡林将其解释为大自然和人类通过相互理解而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闹春”就是由这样一种沟通天地万物的群体性祭祀祈福活动演化而来。

孔子曾担任鲁国的司寇，当他看到人们跳傩（傩是一种古代驱疫逐鬼的仪式，是原始巫舞的一种，后演变为傩舞、傩戏）“闹春”时，是何等地高兴！《论语·乡党》曰：“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孔子穿着朝服站在东面的台阶上观看百姓们跳傩。歌舞升平，是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的表现，是国家繁荣富强的体现，也是儒家“仁政”追求的目标之一。。

“鬧春”体现了儒家“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意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的理念。中国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闹春祈福的年俗，而且经常由官方组织，有时皇帝也亲自参与。

按照传统习俗，初七后开始闹春，一直延续到元宵节。闹元宵是一年里最大、最集中的群体性文娱活动汇演。宋代辛弃疾曾这样描述临安府的“闹春”场面：“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青玉案·元夕》）如今，各个城市会举办庙会、灯会等，供人们娱乐赏玩。广大农村和有条件的城市机关团体也会组织秧歌等表演团队，走街串巷演出。这大概就是孔子在《论语·述而》中倡导的“游于艺”，即宋代理学家朱熹解释的“玩物适情”。

我国地域广大，北方“闹春”的主要文娱活动是秧歌舞，尤其以陕北秧歌、东北秧歌、山东海阳秧歌、河北秧歌较为知名。特别是陕北秧歌动作幅度大、排场大、场牌多，其中很多动作是源于古代将士布阵战斗的场景和民众劳动场面，演绎了古代边塞地区人们的战斗和生活场景。广东潮汕一带“闹春”的主要形式是舞龙、舞狮。西南地区主要是演出傩戏，其剧目来源于宗教故事，以迎神驱鬼、因果报应为主题，演员头戴面具，服饰奇异，动作夸张，间以爆竹助势，这是由古代驱鬼逐疫的傩舞发展而来的。

总之，“闹春”是传统祭祀和祈福文化的延续，体现了儒家的天地人和、固国安邦的观念。

年俗—在传承中与时俱进

年俗文化同样存在着传承和发展。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不断塑造着中国人的年俗，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

各种祭祀、庆祝活动由家庭、家族转向社会。20世纪30年代，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倡文明过年，和当地群众一起美化环境卫生，发动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创作出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秧歌剧，改变了群众的年俗观念，春节扭秧歌开始风靡全国。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部门大年初一给离退休老同志和军烈属拜年成为年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电视的普及，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全国人民的年俗之一。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很多社区组织群众建立业余文化团体，举办群众性年节文艺活动，拉近了城市中的人际关系。

近年来，春节年俗逐渐走出了国门。2019年春节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全球华人拜年并送上了新春祝福，迪拜哈利法塔也披上鲜艳的“中国红”。阿根廷、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民间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赏花灯、贴福字、逛庙会、穿唐装……年俗扮演着文化大使的角色，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在网上拜年、发微信和红包、视频聊天，和天南海北的亲朋好友无缝交流。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的自觉选择，看起来似乎偏离了传统年俗，但笔者认为其核心还是儒家的“仁爱”和“孝悌”观念，改变了的只是形式。

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国的传统年俗，文化部门已将春节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对一些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年俗进行专题保护。可以说，年俗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儒家文化的体现和延续，其所承载的中国人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永远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

刘劲挺，退休媒体人，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