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翌，张 宣

（西安文理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陕西西安710065）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农村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多地出现不同程度的“空心化”，带有“留守”印记的社会问题随之日渐突出。“留守”的突出表现是农村家庭成员结构的变化，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原本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固定的联系体，“在社会把个人从这种联系中揪出之后，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变得生疏”［1］143，而留守儿童处于个体在社会化发展中认知、情感、思维、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尚未定型的成长时期，其对于留守家庭人伦关系变化的主客观原因、现象或特征缺乏理智理性的认识，即在“明伦”这个层面缺乏认知，久之，种种心理矛盾直接反映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与人交往沟通出现问题，严重者影响社会文明、人际和谐，成为个体社会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

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和思维工具，也是社会文化的缩影和写照，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着历史文化的内涵，显示着大众文明程度的提高，反映了人们语言伦理观念的变化。农村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语言交流出现问题，诸如同伴之间出现语言暴力；家庭成员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语言冷暴力；与社会人员发生矛盾时出现语言的非道德与非理性事件及言语道德失范现象。这种语言的表现超出社会伦理规范，并深刻影响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发展的健全性，在多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农村留守儿童因口角发生群体伤害的案例较多，引起学界关注到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并思考其产生的内在原因。

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是指由于留守儿童身份及生长环境的特殊性，形成其性格及行为习惯的不良反应，在与人相处及语言交流的过程中，丧失言语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严重阻碍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人际合作，对乡村文化氛围和言语道德秩序产生不良的影响。

作为未来农村的主要建设者，农村儿童的价值取向与素质水平不仅关系个人学习与发展，还关系国民整体素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十四五”规划中，国家将农业农村工作要点指向推进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积极探索乡村文明建设新方式，将加快实现乡村振兴作为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乡村文明建设、提高农村儿童成长素质、为农村儿童营造文明健康的成长环境，成为加快建设农村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2］。农村儿童的发展，包括精神风貌、思想道德和知识结构的培养，与国家形象息息相关，与下一代农民的素质息息相关。“语言的健康与规范程度充分体现整个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是社会和谐发展最直接的外在表现形式。”［3］

如何解决留守儿童话语实践中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是否可以从言语行为和交际对象之间的伦理关系入手，研究留守儿童的语言伦理失范问题？“语言伦理”是从语言学和伦理学角度来阐释言语行为中的道德伦理现象，探究言语交际中的道德伦理原则等问题［4］。以此为研究抓手，希望建立干预机制帮助农村留守儿童改善语言环境，保障其健康成长。

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如果从语言学和伦理学的理论角度出发，借用黑格尔的“伦理实体”的概念［5］，可以理解为留守家庭既是伦理实体又是特殊的社会实体，这种特殊家庭伦理实体在人伦关系离散的语境变化下是否对农村留守儿童语言要素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是多方面、多因素？留守儿童言语行为的伦理失范问题，是否可以通过言语的主体，即留守儿童自身，对“伦理”的体认进行内部干预指引，在“明伦”“通理”“持道”的相互支撑和促进的通道中，落实符合道德原则言语行为的“执言”，再配合外部机制的干预，即留守家庭成员话语角色定位指导，达到语言伦理秩序的重新建立。

二、语言伦理理论对分析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的理论支持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能脱离社会意识而独自存在、发展，因此它必然与社会伦理道德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语言伦理问题实际上是指道德和语言问题在相交融的情况下而产生的问题，它实际体现的是语言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道德问题，也是语言交际过程中的语言规律问题。

从语言学和伦理学的双重视角来阐释言语交际行为中的道德伦理现象，探析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的道德准则，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角色话语主体进行评价和研究，通过培养公众的言语道德素质，使之知晓言语交际中的道德原则，构建良好的言语道德规范系统，从而有效提高公众的言语道德素养。这些理论对研究如何提高农村留守儿童们整体道德素养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对于解决留守儿童交际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有很好的理论支持。

在黑格尔的“伦理实体”思想中，将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的内涵作为“伦理实体”的重要的支撑。伦理就是人伦道理，就是人之为人之理，也是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家庭社群“在一起”之理。作为家庭的伦理关系本身是家庭结构体系中的纽结，各个纽结协调稳定，表现在宏观上就是社会伦理生活的秩序，微观上就是家庭和谐稳定，彼此契合有体，社会家庭伦理关系就呈现出有秩序。

农村留守家庭当前正处在伦理关系、伦理秩序变化时期，从留守家庭人伦关系变化角度上观察，则会发现现实存在的伦理关系体系存在着内在秩序、外在秩序、规范要求彼此错位的现象。当农村留守儿童面临常年不能与父母在一起，其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时，本有的伦理秩序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根据，留守儿童被迫接受新的伦理秩序，在这种新旧伦理关系的更替过程中，不仅会产生矛盾，也会伴随着某种暂时的秩序紊乱，这种紊乱是发展过程中的暂时失范，留守儿童的语言伦理失范就是一种反映，其失范失德的语言如果被激化，便会引发社会的冲突。

三、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的表现——以秦岭南部陕西境内农村为例

以川、陕、鄂、豫的交界地带的秦岭南部地区汉中、安康、商洛三地为例，作为陕西省劳务输出的重地，一些县成为留守家庭数量最多的县，留守儿童数量占到当地义务教育人数总量的38.4%。我们对当地中小学教师和家庭看护者、留守儿童共838人进行访谈及问卷调查。

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在与家人（照看者）沟通、或与同伴交往中，言语表现都出现过激或冷漠的现象。

（一）语言的冷暴力伤害

留守儿童的语言冷暴力常常被认为是留守儿童性格所致。在与留守儿童家中照看者、邻居、学校老师的访谈中，有48.45%的被调查者（家长看护者、学校老师、邻居）认为留守儿童在语言交流上表现出冷漠、无话语交流、疏离、漠不关心、故意躲避，沉默寡言，表现出与家庭成员人伦关系的疏离。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会受到很大程度影响，尤其对于3-12 岁的儿童，其语言、心理、性格正处在未稳定的发展期，缺乏语言的沟通，形成语言的闭塞，对成长中的儿童造成极大的危害，问题会在其成年后愈发显现。

（二）农村留守儿童语言的暴力伤害

与语言冷暴力相反的现象是语言暴力，调查中有36.04%看护者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语言交流容易冲动、任性、用词粗鲁、习惯用出言谩骂来解决问题。与祖辈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明显表现出缺乏教养，不听教导，我行我素，顶撞祖辈的言语行为成为习惯。有54.77%的教师认为，留守儿童与同伴产生矛盾时习惯使用方言大声争吵，校园里频频发生矛盾摩擦，严重者有打架斗殴事件发生等。

纵观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的各种表现，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背景和产生的原因。一方面留守儿童自身对留守家庭人伦关系变化的认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对留守家庭伦理教育断层；第三，农村社会的语言文明伦理规范的缺失程度被忽视；第四，政府部门干预机制不够健全等多方因素。

四、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原因形成的逻辑推理

（一）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的主体根源

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的主体根源是指留守儿童自身体认的问题，它涉及到对“明伦”“通理”“持道”的认知，体现出留守儿童语言伦理方面的言语觉悟、言语自主、言语自律等诸多问题探究。

1.自我角色认知——对于“明伦”的缺乏认知

对“伦”的定义，传统概念上指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6］896，而普遍“家庭”的定义是指生活在一起带有直系亲属关系的组合，家庭便成为这种“人伦”关系的“实体”。“人伦”是人自我肯定即“肯定自己是一个人”的根本，但由于横向文化的多样性以及纵向家庭结构类型的变迁，构成“家庭”概念的层面应该有现实和意识两个方面，“现实”表现为家庭的实体形式，而“意识”则是凝聚家庭形式与内容的核心［7］4。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实体”由于父母长期的外出而显得支离破碎，家庭成员话语角色定位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原本是父亲、母亲的话语角色变成了祖父或祖母或其他亲属。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标准家庭结构被解构，人伦关系实体表现为离散状态，但由于距离和时间不一定能阻断留守儿童对家庭自我意识的紧密相连，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依然很强。例如，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想念自己的父母，希望父母回家陪伴，渴望与父母经常联系，这就使留守儿童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与传统上视为家庭“实体”的东西之间出现了偏离［8］46。

由于缺少父母陪伴，人伦关系角色缺失，导致留守儿童人伦道德认知上产生断层，即人伦道德的体认渐渐淡薄。断层致使留守儿童对人伦秩序的认知混乱，不认同、不接受或被动接受的心理长期存在，表现在人伦交际中，言语沟通能力丧失，人伦道理在言语交际应用中缺失。从调查的结果看，一部分留守儿童沉默寡言，不善交流，有强烈的自卑感，保守封闭自我，无法很好地与人交流，即形成内向性的非社会性行为表现［8］102。另一方面，一部分使用方言争吵成为普遍现象，访谈中58.35%成人认为留守儿童存在文明礼貌用语问题，缺失理解和沟通，没有正确的释放途径，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交流表现为外向性非社会行为非常突出。

2.对“通理”的偏差，言语行为理性缺失

留守儿童因之对“明伦”的模糊，产生不理性的措施和行为，即导致言语行为违背道德规则的“理”。正常关系的家庭，儿童与父母的亲子关系是要靠道德本分因子维持家庭的伦理情感，同样在对待他人时，也会将之作为对待他人的一种自觉伦理要求，这是使整个家庭和社会良序运转的必然要求，这种要求在正常家庭中是潜移默化的培养，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成为其固定的意识。道德本分就像康德所说的“为道德而道德”，不仅合乎道德律，而且要本乎道德律，并且是首先要本乎道德律［9］76。康德强调的是这种道德本分只能是伦理主体自己的一种自觉要求，是自己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一种道德自律，而不能演变为或理解为外界、他人对自己提出的一种伦理要求，只有道德规范由外在的他律上升到自律阶段，才能真正体现出道德不同于法律的特殊性。也就是说，要求个体以道德本分来对待他人，这只是从个人自己的角度讲的，而非从他人或社会的角度讲的。而这种道德本分在留守家庭儿童成长的过程中认知缺失。

如果农村留守儿童没有将变化后的家庭成员关系视为融为一体的、并吸收伦理情感因子，没有把留守家庭结构视为一种共同体，而只是把它看作被动的孤立集合，那么就不能自律规范，甚至出现违背道德规则“理”的言语行为。

3.持道的缺失——缺乏坚持道义的判断力和坚定的信仰

从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的表现上看，对明辨是非、判断真假善恶的能力薄弱，大部分言语的表述内容及言语行为反映出农村留守儿童思想中的“人伦”道义是空白、模糊、不稳定，所持有的“德”规范缺失，所谓“立德树人”，“德”的培养在于一个人从小树立培养的“持道”信念，究竟坚持什么？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是不确定不清晰。

“人伦”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历史起点与逻辑始点，中国哲学将“伦理”与“道德”相接相联，“伦理道德”是从“伦”开始的。所以，如果借用孔子的话语，“伦”或者说“人伦”就是中国传统伦理与伦理传统的“一以贯之”之“道”。农村家庭本该有的传统的人伦道义的教育在“空心化”的家庭结构变化之后，也随之弱化，“道义”“信仰”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中模糊起来，通俗地讲，就是在留守儿童心中没有清晰和坚定的所要坚持和遵守的东西，那么表现的言语行为就是无规范可言。

（二）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的社会影响

1.家庭成员人伦关系的五个断层是家庭环境对留守儿童语言直接的影响

访谈中，通过对不同类型留守家庭的调查，深度了解造成留守家庭成员话语角色定位变化的原因，即五个方面的断层问题：人伦关系的断层、人伦道德的断层、人伦情感的断层、人伦秩序的断层、人伦交际的断层。

人伦关系的断层是指在留守儿童家庭中人伦角色的缺失。隔代抚养的家庭，父母角色完全缺位；假性单亲家庭，大多父亲角色缺失；寄养家庭一般亲戚代为照看，父母、祖辈角色缺失，这类留守家庭的儿童问题最突出。

人伦道德的断层是指留守家庭环境对人伦道德的体认淡薄，家庭成员对儿童的人伦道德教育是空白，无论看护者还是远在外地务工的父母，少有意识到在家庭人员结构变化下如何引导和教育儿童面对家庭的变化，如何健康地适应家庭成长环境。

人伦情感的断层指留守儿童与异地父母人伦情感的长期疏离。

人伦秩序的断层指人伦秩序的认知混乱，越是年龄幼小的留守儿童对家庭人伦秩序的变化越是认知不清，比如会把祖辈完全认同为父母，这样的认知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人伦交际的断层是指人伦道理在言语交际应用中缺失，主要表现在成人的言语交际习惯对儿童的言语交流产生至深影响，部分留守儿童在与同伴产生矛盾时，言语的不理性与不道德完全出自留守家庭看护者的言语影响。

2. 家庭成员对留守儿童语言发展关键期的忽视

日本心理学家诧摩武俊提出：当我们考虑性格形成的问题时，不可忽视的是，有时仅仅是一次偶发事件，就会给一个人留下强烈影响［10］。面对留守家庭现状，我们思考的是留守儿童是否适应留守生活、是否存在较多的负面感受？在本次调查中58.6%的儿童第一次被留守的年龄在6 岁以下，说明一半以上的儿童是在学龄前就被留守，而这个年龄段正是儿童语言、心理、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而留守家庭外出打工的父母及在家看护的祖辈都没有考虑或者无法顾及错过这个关键期会给儿童带来的不利影响。

学前阶段的儿童正需要父母陪伴、关注吃饭穿衣，在父母面前撒娇，但农村留守儿童却远离父母，正常的血源亲情隔得较远，寄人篱下的感觉从小根深蒂固，说话做事小心翼翼，有的留守儿童常常望着远方发呆，说不出话，语言能力错失了更好的发展关键期［11］65。

另一方面，隔代抚养使家庭原有父母的话语角色转变为祖父母，调查显示祖辈的娇惯、缺乏监督和管教的能力，致使留守儿童自律道德水平偏低，道德意志薄弱，在语言伦理问题上表现为在家中不听祖辈教导，或以粗暴语言顶撞，或保持沉默，或我行我素，说谎、吵架、谩骂甚至在学校欺负同伴，做出违背道德的事件。

3.社会对留守儿童语言伦理问题的忽视及“语言伦理”教育的缺失

首先，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长期以来被社会、学校认为是留守家庭个体问题，社会可管可不管；教育则是主要学习，管理者在学校；作为留守儿童监护者的父母、祖父母、亲戚则对课程学习、道德教育、身心健康教育普遍实行能管则管、有空则管、无空不管的办法，尤其对语言发展过程中的语言态度和语言选择更是极其忽视。调查显示，88.3%的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方言交流，而学校、家庭、村镇政府对这一现象并未有指导和纠正。

其次，由于乡村文化习惯中，一些陋习仍然存在，致使家庭、乡镇社区的语言群体未能形成良好的语言交际环境，未能给留守儿童树立良好的语言榜样，语言伦理教育不仅对农村留守儿童缺失，对留守家庭成员、乡村社区成人、学校老师等也长期的缺失，这是乡村未能形成语言文明氛围的关键因素。

五、留守儿童语言伦理问题干预机制的建立

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不是个体的问题，通过个体能够折射出群体存在的问题，它是一个包括生活、教育、心理、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单一部门不能彻底解决，需要较为完善的体系干预指导，不仅有政府的指导和监督，更要充分发挥家庭的重要作用、学校的基础作用以及社会的补充作用。

构建科学、客观、合理的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的干预机制，实现机制的有效性，集合社会各方力量与政府相关部门的长期有效沟通，明确社会力量介入的正确方式、方法及渠道，只有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更好解决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

（一）建立“明伦—通理—持道—执言”的系统性的干预机制

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失范问题干预机制由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构成，内部机制是指从言语主体——留守儿童自身对“伦理”的体认进行干预指引，在“明伦”“通理”“持道”的相互支撑和促进的通道中，落实符合道德原则言语行为的“执言”。在配合外在机制的留守家庭成员话语角色定位指导，达到语言伦理秩序的重建。如图1所示。

图1 农村留守儿童语言伦理问题干预机制

1. 内部干预机制——言语道德规范的自身体认系统的建立

“明伦”即明白人伦关系、人伦情感、人伦道德、人伦秩序。留守儿童语言伦理问题首先要解决儿童的心理问题，对留守家庭结构的理解、家庭成员角色话语的接受、自身角色在家庭、社会中的认同等，这是留守儿童自身体认的一个过程，也是心理成长的必经之路。

加强角色话语的认同感，有助于留守儿童对社会形成积极、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能够正确理解个人角色、家庭结构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12］125。

“通理”即通晓道理、理性等语言所体现的信息。要达到留守儿童“明伦”的目的，就必须采取“通理”的措施，进行优秀的传统文化中“长幼有序、礼义廉耻”等教育，加强对人伦道德层面知识的知晓度，懂得语言信息的表达需要通过道德伦理来规范。

“持道”即坚持道义、规范、道德、文明。用正确的“明伦”之心，通晓“理”的素质积淀，指引留守儿童具备真假善恶的判断能力，自觉遵守语言规范，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坚持文明用语的好习惯。

“执言”即依照心中所想用语言表达，语言伦理秩序的建立。在“明伦”“知理”“持道”的培养和教育，最终落实到言语行为的“执言”上，言语道德、言语觉悟、言语自律、言语理性、言语自信、言语自主、言语意志、言语文明、言语和谐的语言伦理秩序才能建立。如图2所示。

图2 内部机制

2. 外部干预机制——通过留守家庭成员的话语角色定位指导的，能够为农村留守儿童建立起和谐语言生活环境。

外部干预机制通过政府、村镇社区的介入，对留守家庭成员的话语角色的定位指导，如政策扶持、教育宣传、专家指导等，对目前无法改变的家庭结构，进行社会角色称谓的认知和职能的认可指导，对家庭成员人伦关系的重新认知，每个语言体系中的话语角色定位的确立，都是同其伦理道德密切相连的，任何言语交际行为都不可能超越社会道德的约束，因此使家庭成员人伦关系断层衔接、家庭成员语用行为的相互认可，是政府应该采取措施进行干预指导的必经之路。

外部机制干预的结果，使言说者言语行为的实施负有一定的社会道义责任，并受公众道德规范制约，最终帮助留守家庭、村镇社区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

（二）结语——语言和谐与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融合

和谐的语言社会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文明和善的语言人，规范纯洁的语言体系，平等互惠的语言关系，井然有序的语言发展和恰当有效的语言运用［13］。乡村振兴，文化教育不能缺位，对于农村的留守儿童，尤其做文明和善的语言人其意义更加重要。不仅要教育留守儿童，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语言能力，同时也要通过恰当的手段引导、宣传、教育，只有各个层面的不同社群的人都成为有素养的文明人，真正的语言和谐才能实现［12］125。

因此，倡导农村乡镇环境下的家庭、社区、村镇、学校的不同语言社群和谐共进步、互相促进、建立文明的语言关系，正确的语言伦理教育能够推动农村留守儿童的语言健康发展和乡村文化的文明进程繁荣，增进社会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