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宇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政策话语之后，它显示出强大的话语动员力量。在区域和组织层面，不同主体应声而和，复制概念，传导话语，调整修辞，校准目标，设计行动。从当下的治理现实到未来的治理理想，有一个“现代化”的转换过程。由现代化的动态变化反推，必然涉及到对当下治理现状的评价问题。“善治”是值得追求的，而“劣治”则是需要克服和改变的。“善治”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下合称治理现代化)具有同等意义上的理想价值。差别在于，概念背景和概念主体有所不同。善治是一个输入性概念。它始于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对政府治理水平的评价。其背景是发展项目的执行效率对国家治理水平的依赖。(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对治理提出的要求。现代化国家当然是基于治理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对于国家现代化是工具性的。相对于不同层面的主体责任和任务而言，又是目标性的。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吸收和借鉴外来经验是应有的开放态度。但是，治理毕竟是本土的实践，对输入性理念和工具的应用，需要保持清醒的边界意识和条件意识。此外，从宏观层面的治理到微观层面的治理，因为存在层级和规模的差异，治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样态和特性。宏观层面的治理现代化处在开放的理论论域和实践探索空间。微观主体也有其独特的治理现代化任务。无论是从国际坐标观察还是从国家系统审视，文化的因素在治理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和探索中都是不能缺席的。如果忽视治理与文化的关系，不能从文化的视角看治理，不能从治理的角度看文化，就不能正视并发挥“本土实践”的“大文化”和微观组织的“小文化”在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大学层面讨论治理现代化，需要有对大学置身其中的大文化的“文化关怀”，也要有对自身小文化的“文化观照”。

一、治理质量评价：从宏观到微观

(一)国际治理评价存在“文化盲点”

高等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大学治理相对于宏观治理而言，是组织层面的微观治理。大学治理受高等教育治理的影响。高等教育治理也受国家治理的影响。大学组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大学治理不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孤岛”。讨论大学治理不能不考虑国家治理。讨论大学治理现代化，不能不关注国家治理现代化。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质量是两个意义关联的概念。对治理现代化的评价，就是对治理质量的评价。对不同层级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测量，就是对相应层级的治理质量的测量。上世纪80年代，出于对国际援助项目的执行效率的把握，世界银行关注受援国的治理质量，提出“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概念。根据世行的定义，治理是包括传统和制度在内的权威之运作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政府的选择、监督和替换；也包括政府有效制定和执行合理政策的能力，以及对公民和政府之间开展经济社会互动的制度。随后，世界银行还开发了世界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确立包括“声音和问责(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没有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No Viole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治(Rule of Law)、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在内的观察指标(2)“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此外，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将单一的主权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开发了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发布世界报告。而波·罗斯坦因(Bo Rothstein)领衔的治理质量研究院，认为公平性(impartiality)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体治理质量。他曾经做过面向136个国家和欧盟的172个地区的治理质量测量。显而易见，在各个国家内部，无论是从政府的专门职能看还是从地域看，政府质量都千差万别。许多问题是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引起的。在国家层面的糟糕政府可能会削弱一个好的地方政府的表现，反过来也一样。国际组织对国家治理的评价是有局限的。世界银行的善治概念，仅仅从政治上提出，是发展理论在援助方面的具体体现。一国政治和本国的文化具有必然的联系。没有离开特定文化背景的政治，也没有不包括政治因素的文化。有鉴于此，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现有的治理测量工具有很大缺陷。他批评透明国际，其清廉指数给中国排75位(2011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没有考虑中国内部各种各样的产出和成果。他认为，政府质量是能力和自主性的混合物。政府本身就是由各种组织构成的复合体。在国家层面，“治理即政府制定和强制执行规则和提供服务的能力”。政策的公正性和政策执行的公正性之间是有区别的。政府是一种组织，它可以很好地行使其职能，也可能做得很差。集权的政体可能治理得很好，正像民主政体也可能会管理得很烂一样。能力和自治是观察治理质量的两个重要维度。“治理质量不同于治理企图实现的目标。治理关涉代理人在实现委托人意愿的表现，而不是委托人确定的目标。”对任何层级的组织而言，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规范、组织文化、领导力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官僚制产出的不仅仅是资源投入的结果，也包括源自诸如组织文化的东西。”(3)Francis Fukuyama, What Is Governance? -CGD Working Paper 314(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2013), http://www.cgdev.org/content/publications/detail/1426906.文化系统一方面是行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行动的条件性要素。(4)Alfred 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Massachusetts: Harvard Printing Office, 1952),181.不考虑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而作所谓世界性的整齐划一的格式化治理评价，其可信度是需要审慎考量的。治理结构、治理能力、治理行为和治理结果是相互联系的动力学系统。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治理质量，就是要考虑到治理的每一个方面和程序，特别是需要从相互作用的动力学关系加以监测。一切结果都是行为施动的结果。就行为的内涵而言，个体层面即个体行为，在组织层面就是组织文化。世界银行治理评价的缺失在于“文化盲点”。即，一方面对治理置身其中的大文化形态未加考虑，一方面对治理主体在组织层面的小文化形态未加考虑。大学治理质量评价，当然也不能不考虑大学的组织行为，特别是大学组织文化。

(二)霍夫斯蒂德跨国文化研究与“测量悖论”

通过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行为表现研究所在国家的文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世界银行的治理质量评价的不足。霍夫斯蒂德(Geert Hofstede，以下简称霍氏)就是开展跨国文化比较研究的代表性人物。霍氏的调查源于IBM在1950年开始的跨国员工调查。IBM的调查目的是为组织发展提供管理工具。1967年霍氏参与调查。到1973年，调查得到11.7万份反馈，涉及66个国家的8.8万雇员。1980年他出版了《文化影响——与工作相关的价值国际差异》(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他还根据这项调查开发了文化指数(culture indices)。原初文化指数由四大指标构成：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s.Collectivism)、刚毅对温柔(Masculinity vs.Femininity)。通过对中国等儒家文化圈的研究，提出第五维度：长期对短期(Long Term vs.Short Term)。在保加利亚语言学与社会学家闵可夫(Michael Minkov)的影响下，新增了第六维度：放纵与节制(Indulgence vs.Restraint)。此后，霍氏还开发了组织文化的六个维度：过程导向对结果导向(Process-oriented vs. results-oriented)；工作导向对人员导向(Job-oriented vs.employee-oriented)；专业性对地方性(Professional vs. parochial)；开放系统对封闭系统(Open systems vs.closed systems)；严格控制对宽松控制(Tight vs.loose control)；实用对规范(Pragmatic vs.normative)。(5)Geert Hofstede,“Dimensionalizing Cultures: The Hofstede Model in Context,”Online Readings in Psychology and Culture 2, no.2(2011). https://scholarworks.gvsu.edu/orpc/vol2/iss1/8/.霍氏在国家层面和组织层面给出六对不同的文化维度。同时也提出这样的问题：首先是文化的可测量性，即文化是不是可以通过数量化的方法进行测量？其次是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在什么意义上并在什么程度上，国家文化和族群文化、组织文化乃至职业文化(霍氏认为，相对而言职业文化还缺少深入探究)具有一致性和差异性？对这两个问题，霍氏的文化指数受到批评者的质疑：第一，不能把国家和国家的文化划等号；第二，对文化作数量化测量存在困难和局限。(6)Rachel F.Baskerville,“Hofstede Never Studied Culture,”Accounting,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28,no.1(2003):1-14.一个国家可能包含许许多多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文化。文化应该是复数。很难用一国的一种文化来代表以复数形式存在的诸多文化。霍氏等也承认，文化就其特性而言，是与价值、信念和知识有关的观念性存在，它与历史传统联系密切，为一定群体共享，带有整体性和主观性特点，所以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参与性的理解和解释加以把握，而难以通过纯粹客观的外在性理性分析获得认知。(7)Geert Hofstede et al.,“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s: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udy across Twenty Cas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5,(1990): 286-316.虽然通过数量化的测量可以获得一定的描述性认识，但是，以局部测整体，简单测复杂，以有限测无限，以静态测动态，以可测项测不可测项，凸显文化测量的“测量悖论”。文化的可评价性和可测量性存在差别。评价的话语体系是包容性的。数量化的测量是评价的一种方法、一种话语类型，但不是评价的全部。此外，霍氏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开发的文化维度差别明显。这种差别究竟是研究者分析视角的主观建构，还是对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类别属性之差异的反映，尚值得推敲。无论如何，在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之间，或大文化和小文化之间，统一性和差异性的问题、一与多的问题，是文化研究不可回避的。

(三)大学评价中需要警惕“文化空场”

在微观层面，上世纪90年代中期沙因(Edgar Schein)就发现组织研究中缺少对文化的关注。他指出，由于忽视组织中的社会系统，研究者们大大低估了由共享的规范、价值和假设构成的文化的重要性。组织学习的失败可以通过组织成员对变革的典型反映而识读。他们由运营人员、工程师和经理人等类型的角色构成。每一类分别代表一种职业文化。(8)Edgar H.Schein,“Culture: The Missing Concept in Organization Studi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1,no.2(1996):229-240.沙因对组织文化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事实是，过去20多年来，组织文化研究吸引了大批学者。在我国高教界，本世纪初即有学者从组织文化的视角研究大学(9)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1.。虽然如此，大学的组织文化在治理中的地位没有引起更广泛更足够的重视。在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如何评价大学的治理质量，面临国际治理评价相似的境遇。目前关于大学的评价，最吸引眼球的是世界大学排行榜。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WTO助力教育服务贸易，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很快。在国际社会，人们对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和表现了解不多。高等教育发展的信息不对称。家庭和社会具有了解“质量”的信息需求。国际性的大学排行榜因此应运而生。在一定意义上说，大学声誉是大学的“命门”。表面上看大学参加不参加排行榜排名属自愿，但实际上没有哪个大学能够承担得起“榜上无名”的社会误解的后果。即使并非所愿，也只能“合作”。所谓自愿，实为“绑架”。(10)2008年笔者曾经访问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吉哈德·加斯伯(Gerhard Casper)。当问及如何看待大学排行的时候，他曾明确表示对每年变化的排行位次的质疑。但是出于对榜上无名的顾虑，最后还是选择合作。有的排行榜以经济利益为驱动，诱使大学就范。从评价的观察点看，各类排行榜多聚焦投入和产出，以一头一尾评价大学，大学内部以及大学和外部环境的互动过程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除了声誉调查有一定主观判断空间外，其余指标主要是“客观性”的刚性指标。看上去很客观，但是基于结果的排行将许多重要因素排除在外，大多存在“文化空场”或“文化缺席”的倾向。即使是为高校极为重视的学科评价，为其基于投入产出开展评价，对大学的组织文化也鲜有考虑。大学治理质量评价不能只问收获不看耕耘。如果说个人的产出取决于个体的能力和行为的话，作为组织的大学的产出对应于大学的能力和行为。而大学行为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大学的文化。大学评价不能不考虑治理的作用。大学治理质量评价不能悬置大学的组织文化。

(四)教育界理论语境的“文化反思”

大学治理处于教育与治理的交域。大学是一种教育组织，既应服从教育的规律，也应服从治理的规律。就教育而言，教育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在一个多世纪来持续受到学者的关注(11)比如，钱穆先生有一本《文化与教育》的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9)，就是将文化和教育联系起来取名的。。传承和创新文化是教育的基本功能。一切教育又都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实施的。顾明远先生曾指出：“教育犹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就只知道这条河的表面形态，摸不着它的本质特征，只有彻底把握住它的源头和流淌了五千年的活水，才能彻底地认识中国教育的精髓和本质。”(12)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序言[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8.该书2004年首版后，曾译成日、英、法语。顾先生对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具有积极的启示性价值。不过，在其论域中，教育以价值观、目标、内容、方法和体制等为焦点。涉及教育组织和制度的治理维度未多关注。我国学者还有的从文化的角度对教育学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性做过阐释(13)石中英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对教育问题、教育概念、教育习俗等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做了理论阐释，强调教育学非价值中立和文化无涉；并对德国、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及教育学特点进行了讨论。项贤明的《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从“我”的身份反问出发，在“我-你-他”的结构中，讨论教育现象差异的文化根基。该书以“东方-西方”与“民族-世界”为轴，在文化视野下对比较教育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方法论探索。石中英和项贤明分别从两个教育学分支学科讨论教育理论的文化基础问题，他们在主张“自主性”“本土意识”和“自己的话语体系”建构的旨趣上，具有一致性。，也有以“教育文化学”的名义做出理论建构(14)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本书对文化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讨论文化和教育的关系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学校文化、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此外，高教界已有学者认识到文化和制度的密切关系，从文化视角讨论现代大学制度(15)张应强,高桂娟.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文化取向[J].高等教育研究,2002,(6):28-33;龚静.组织文化:现代大学制度建构取向[J].教育研究,2005,(7):55-58.。由现代大学制度到大学治理现代化，无论是从话语发展的时间轴上看，还是从理论创新和实践改革的角度看，都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教育界对文化基础、文化性格、文化向度、文化指令、文化逻辑等“文化+X”之概念以及诸如学校文化、大学文化、校园文化、质量文化等“Y+文化”之概念的使用，都以对文化的理解为前提。我们究竟如何理解文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一旦进入这样的问题语境，纷繁驳杂的文化概念本身就需要不断梳理澄清。

二、文化行动：身份、符号互动与意义生成

(一)价值是文化的原点，文化是主体身份的价值坐标

“价值是文化对象所固有的，因此我们把文化对象称为财富，以便使文化对象作为富有价值的现实同那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并且可以对现实性不加考虑的价值本身区别开来。自然现象不能成为财富，因它与价值没有联系。” 在价值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两种联系：“一是价值附着于现实对象之上，由此使对象变成财富；另一类是价值与主体的活动相联系，并由此使主体的活动变成评价。” “就文化对象而言，在自然和文化的对立(一方面)与自然和精神的对立(另一方面)之间是有联系的，因为文化现象就是财富，因此同时与精神生活同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作为评价的必要前提的心理中，而且甚至要在可以一同联想到一种普遍有效的价值的时候，价值本身才能给文化概念下定义”。(16)亨利希·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M].涂纪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27.“价值能够作为‘应做之事’与我们相对立。”(17)同上,23.价值既关“存在”(to be)，也涉“生成”(to become)，还有与二者相对的“占有(to have)”。人之不同于其他动物，就是因其具有“真善美”的价值意蕴、价值向往和价值行动，也有创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工具价值或技术价值支撑真善美的价值行动，从而助推“人的上升”。文化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是人类生存的工具。不管是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宗教还是语言，都扎根于人类的需要。文化各种要素彼此联系，扎根于人类需要这个共同基础。人们的需要分不同的层级、不同的类型，与此相关，生存价值也分层分类。在特定文化场域内，各种要素相互联系。任何单一的文化要素只有放在整体背景下观照才能把握其意义。如果文化的某一局部发生变化，文化整体也跟着变化。每一种文化的变化都是对人们生物心理需要的地方化的适应。对文化变化的判断，不应该是按照绝对价值，而应是根据具体的地方性需要做出的。“在任何文化中，这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时间、空间、变化、原因、结果、数量、可感与超感之间的关系、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相互作用并形成一个独特的世界模式，这个世界模式就是一个坐标网，这一文化的承受者们就是以此来观察现实并以此在大脑中建构他们的世界图景。”(18)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M].庞玉洁,李学智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13.组织文化是集体的意义结构。组织成员根据组织文化理解和解释他们生活世界的性质，澄清模糊认识，控制不可控制者，预测不确定性，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文化是一种社会控制系统，它为成员提供共享的规范和价值，影响成员的注意焦点，形塑成员对事件的解释，引导其态度和行为。(19)Charles A.O’Reilly and Jennifer A. Chatman,“Culture as Social Control: Corporations, Cults, and Commitment,”http://faculty.haas.berkeley.edu/chatman/papers/30_CultureAsSocialControl.pdf.文化是隐形力量和社会能量，推动组织行动，影响组织成员的工作行为，为组织成员提供意义、指导和规则，影响成员对世界的感知，也影响他们与世界关系的感知。蒂尔和肯尼迪甚至形象地比喻为是将组织凝聚在一起的“社会胶水”。

文化与身份有关，但文化不是身份，不能将文化和身份搞混。身份是人们所具有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即，对“我属于谁”或“我属于哪个群体”的回答。在身份和价值观之间有一定联系，但这种联系不一定是统一的，或同构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并不必然是以价值为划界标准的。同属于一个群体，具有相同的情感形式，但是可能具有很不相同的价值观。反过来，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但是却属于不同的群体。人群之间的争斗，有可能是价值观的差异所致，也有可能价值观相同，但是仅仅因为不同的身份认同。共享的身份需要有共享的“他者”。如霍夫斯蒂德举例所言，“在家，我是个荷兰人，不同于其他欧洲人。比如不同于比利时人和德国人；但是在亚洲或美国，我会觉得我们(荷兰人、比利时人、德国人)都是欧洲人”。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以及同一机构内的不同人群之间，都有类似的身份归属差异存在。在大学，一个人属于某个学科(专业委员会)，同时属于某个学院，还属于学院所在的大学。身份是多重的，不同身份归属的情感依赖甚至利益关联也是有差异的。人们常常“可以看得清自己拥有的东西，却看不清他自己”(20)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M].许海峰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92.。由身份(依附-独立-依存)(21)参照史蒂芬·柯维(Stephen R.Covey)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提到的三种范式：你范式(依附)、我范式(独立)和你我范式(相互依存)。和价值(占有-存在-生成)(22)在弗洛姆(Eric Fromm)和皮特格鲁(Andrew M.Pettigrew)的基础上综合而成。弗洛姆在《占有与存在》(To Have And To Be)中区分了存在和占有两种哲学观，皮特格鲁在研究组织文化的时候，对存在(to be)和生成(to become)又做了区分。Pettigrew, Andrew M.“On Study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4,no.4(1979): 570-581.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CSO)正在做一项大规模的面向未来的教育研究，其方向是“教育的未来”(Futures of Education)。未来用的是复数。核心思想也是“生成”(to become) 。由身份和价值构成的这个分析框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建立坐标，可以描述个人置身其中的文化形态。(见表1)反过来说，文化是主体身份及其价值的观念参照。主体既有单数性的，如主体之“我”，也有复数性的，如主体之“我们”。与“我”相对的是“他”，与“我们”相对的，就是“他们”。而在“我”和“我们”之间，不仅仅是人数的变化，还有更为复杂的意向和身份的变化。由“我思维”到“我们思维”，涉及到从个体的人格心理学到文化心理学的飞跃。(23)Richard A.Shweder, Thinking Through Cultures: Expeditions in Cultural Psychology(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二)文化研究中个体的身份立场与其观察视域密切关联

以文化为主题的研究有多重路径。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人类学起步的时候，以对域外世界的了解为驱动力。(24)如博厄斯所言，早期人类学科学的发展“源于人们对外国及其居民的生活形态的兴趣。希罗多德(Herodotus)向希腊人讲述他在许多国土看到的事物。凯撒和塔西佗(Tacitus)撰写了高卢(Gauls)和德国的风土人情。中世纪的马可·波罗、威尼斯人、巴图塔人(Ibn Batuta)、阿拉伯人，讲述了许多关于远东和非洲的各式各样的奇怪人种。后来，库克(Cook)的旅行唤起了对世界的兴趣。由此，人们逐步兴起了对各种各样异域人们生活方式的一般意义发见的欲望。18世纪卢梭、席勒、赫尔德努力从旅行者的报告勾勒人类历史的画卷。19世纪中叶，以克莱姆(Klemm)和魏兹(Waitz)的综合性著作为代表，这样的探索变得更加扎实了。”Fritz Boas,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40),243.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学研究者站在旁观者的身份立场，在科学的旗号下，以所属族群之外的“他者文化”为研究对象，形成独特的学科传统。人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应该依据什么理解(understand)别人的理解(understandings)，并且将别人的这些理解和我们的理解进行比较？”(25)Richard A.Shweder, Thinking Through Cultures: Expeditions in Cultural Psychology(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113.将这个问题进一步切分，可以得出两个研究文化时需要面对的问题：在“我”和“他”的关系中，一是与身份有关，带有政治性和伦理性，涉及如何看待你和你的研究对象——“他”。二是主观性和客观性问题，你通过什么方法才能获得关于“他”的现实。对于第一个问题，如果说博厄斯提及的早期人类学研究是出于对“域外生活”的好奇心，那么到了殖民地大扩展的时期，如何更好地对殖民地或占领地进行统治和管理，就成了一种新的驱动力。就西方学者而论，既有居高临下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拥趸(26)费孝通先生在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的译者序提到，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人类学者受进化论之浸染，每以探索猜测社会生活之原始状态为能事，其对于非白种人之文化，不斥之为野蛮，即贬之为半开化，观自傲之态，溢于字里行间，此种论断不能以科学视之”。(华夏出版社，2002，1-2)，也有更为开放的世界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

如何看待他者文化与如何看待包括自身在内的文化的品质和文化的变迁有关。斯威德(Richard Shweder)以多样性和平等性为观察点，就人们对不同文化中的心智理解的认识特征加以区分，总结概括了普遍主义、进化主义和相对主义三种立场。普遍主义的口号是“表面的差别并非实质不同”。其基本主张倾向于文化同质性。各种文化本质上并非不同，而是平等的。进化主义认为多样性和差异不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也是可以想得到的并且是分等级的。其口号是“虽多种多样但不平等”。相对主义者也是多元主义者，将多元、平等和民主联系起来。其口号是“虽然不同但是平等”。多样的观念系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对之妄加判断。(27)Richard A.Shweder, Thinking Through Cultures: Expeditions in Cultural Psychology(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114.斯威德所及三种立场针对的是人类理解问题。这确是文化中重要的基础性构成。由理解推广到文化，固然会遮蔽或牺牲文化的丰富性。但就研究者的政治伦理立场而言，对文化整体的研究是有参考意义的。普遍主义的思维层次是高度抽象的。抽象性以具体生动性为代价。文化现象确实有超越性的一般的人类总体特征，但是抽象到“一”的程度到“一切都没什么不同”的地步，就会彻底脱离“多”的具体。文化研究需要抽象的思维品质和概念工具，但是不能 “以一代多”。就人类学研究的大量实践观之，进化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乃是多数。

阿诺德将文化看作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难题的有力助手。文化即对完满的追求。通过了解人们对各色事务的思想和言论，掌握解决问题的知识和办法，使鲜活的思想注入日常观念和习惯。文化的生命和本质在于人们内在的心智运算，是特定的智力和艺术努力及其产品。(28)Matthew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https://www.fulltextarchive.com/pdfs/Culture-and-Anarchy.pdf.用当代的话来说，就是与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或习俗folkways)相对的“高级文化”(high culture)。照此界定，只有少部分群体有文化(阿诺德意义上的)(29)我国日常交谈中也有“某某某没有文化”的调侃或戏称，其中蕴含着文化的“门槛”标准。，其余的则是无政府状态的根源。阿诺德所谓的文化是在美学意义上说的，而非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文化。文化进化论者认为，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文化是逐步进化的连续体，后一阶段的文化高于前一阶段。进化论者强调单一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具有普遍的特点，经历从蒙昧到文明的演进过程。刘易斯·摩尔根提出七个人类发展阶段(低中高级的蒙昧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与社会进化同步，文化也是不断演进的。不同阶段的文化形态有所不同，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形态。(30)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张东莼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3-13.七项发展发明的观念：生活资料(与技术有关)、政治(government，氏族组织、政治制度、政治社会)、语言(顺序是思想、姿态、言语)、家庭(亲属制度与婚姻习俗)、宗教(想象、感情、不可知、怪诞)、居住方式和建筑(窝棚、院落、单门独户的住宅)、财产。与摩尔根的思路相似，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31)庄锡昌等.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99-100.。文化是从蒙昧、野蛮到文明发展进化的连续体。文化为所有社会群体的所有人所有。没有离开文化的纯粹独立存在的人。泰勒不像摩尔根对文化进化的不同阶段区分那么细，他也不同于阿诺德从美学角度对文化作高低区分。如果说阿诺德的文化旨趣是美学性的，泰勒的文化研究旨在建立科学基础。直到现在，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还受泰勒的影响。如何看待泰勒的文化内涵与文化进化的历史关联？平行地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日益频繁，相互影响渗透日益普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比较西方与非西方，南方与北方的文化性格？世界各国都整齐划一地进入了“文明阶段”，还是长短不一，有的国家或地方仍处于蒙昧或野蛮的状态？抑或这样的区分从一开始就失之武断？对于人类学家曾经研究过的地方，诸如特罗布里恩群岛、巴芬岛、萨摩亚、爪哇，以及研究过的人群，如易洛魁人、爱斯基摩人、阿瓦纳克人等，他(它)们的现状如何？或许麦当劳已经挺进，当地人感受到“麦当劳化”的力量，但他们是不是真的已经搭上了西方文明的“通行列车”？“果真如此的话，取代‘殖民地化’的将是‘可口可乐化过程’！它不言而喻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统一了，但同时又更贫乏了：在亚洲、非洲、欧洲丰富的传统中如此之多的多样性都消失了。”(32)冯·皮尔森.文化战略——对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持的一种观点[M].刘利圭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斯宾瑟·奥悌在总结文化概念的时候提出文化是价值无涉的。文化并非为某些成员独享而将其他人排除在外。它和全社会所有成员相关。不能说有些文化是高级的，有些是落后的。或有的文明礼貌，而其他的粗俗无礼。(33)H.Spencer-Oatey, “What is Culture? A Compilation of Quotations,”http://www2.warwick.ac.uk/fac/soc/al/globalpad/interculturalskills/. 关于文化的价值无涉，本文持谨慎态度。文化必涉价值，至于文化的价值是否能够评价，那是另外的问题，是涉及到评价标准的问题。文化中的价值和评价标准需要参照的价值不是同一个层级的概念。但是，文化本身就是因价值而存在的。对文化的价值内涵，很难以中立态度评价。毫无疑问，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泰勒文化的诸多方面，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从19世纪到现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不断趋同，一方面进一步分化。尽管科学技术横扫世界，“上帝死了”的呐喊者查来斯图拉到处游荡，但有一个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文化的标准化与多样化之间关系如何？

与文化进化论的认识不同，文化相对论者博厄斯认为每种文化都是独特的。人们不应该将多种多样的文化进行价值判断，分出譬如野蛮和文明这样的高低等级来。(34)H.Spencer-Oatey,“What is Culture? A Compilation of Quotations,”http://www2.warwick.ac.uk/fac/soc/al/globalpad/interculturalskills/.就个体而言，个体发展是身心一体化的成长过程。心智反应和身体构造具有内在的关联。但是在群体特别是人口总体层面，群体性心智反应取决于为大家共享的文化形式，而非人体结构。文化的形态需要从历史演进中把握。个体心智生活当然要从文化形态的历史发展中寻找解释线索。不同群体的文化各有其来源。文化是个整体，是整合而成的，虽然整合的程度有所不同。同一种文化的各个方面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对某一方面的改变不能不对其他部分产生影响。文化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而个体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更是文化形成的动力学基础。所以，任何从单一原因推断文化形成的企图注定要失败。对文化中某些方面的过度强调，往往体现出研究者所持的某些主导态度。(35)Fritz Boas,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40), 256.许多行为看似基于人类本性，但实际上是我们的文化表达，并且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标准并不全是由我们作为人之本性决定，而是随变化的环境在变化。发现人类共同的特性是我们的一项任务。对普遍性和多样性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有助于形塑人类未来的轨迹。(36)Ibid.,259.

人类学家常犯的错误是以偏概全，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克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论缺陷，就涉及到与第一个问题纠缠着的第二个问题，即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复杂关系。马林诺夫斯基曾提出人类学研究文化的三个着力点。一是研究文化的“骨架”。通过具体详实的统计文献对部落的组织及文化准确记录，并加解剖。二是研究文化的“血肉”。对于实际生活中不可计量的现象和行为，通过细致的观察加以填充。三是研究文化的“魂”。通过收集本土人的心智语料，包括报告、代表性叙事、典型的话语表达方式、民俗、民间故事等，超越研究者自身的视野局限，呈现本土人的“本真”面相。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指南具有普遍性意义。站在科学的立场上看，人类学家对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寻求是基本的使命。同时，以第三只眼睛的视角为“他者”画像，对于“他者”的自我理解也是不无益处的。但是，其局限性在于，眼光向外不向内，研究别人不研究自己。将人类学局限在对“他者”的研究。没有“刀刃向内”，对研究者“我”自己“所处、所属、所是、所能”的文化加以反思性剖析，就不是完整的人类学。对此，格尔兹保持了学者应有的警惕。他指出，研究者的注意力由孤立的“那是什么”的追问，转向从伪科学的囹圄中解放出来。或许，一些学者正是因了伪科学而获得名人的身份。(37)Clifford Geertz,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New York: Basic Books,1973),17.人类学家并不总能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尽管文化存在于商栈、山丘要塞、大牧羊场，但人类学却存在于书籍、物件、讲义、博物馆的陈列品以及电影之中。在文化分析中，表现模式和实体内容之间的界线不像绘画那样可以画得出。这反过来又威胁人类学知识的客观身份。人类学的知识来源可能仅仅是“学术欺骗(scholarly artifice)”而非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38)Clifford Geertz,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New York: Basic Books,1973),30.

斯宾格勒是对西方文化具有自省意识的代表。他将西欧中心的历史体系比作“托勒密体系”。他的使命是提供替代性的历史领域中的“哥白尼发现”。在哥白尼体系中，西方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占有任何优越地位。所有文化都是动态存在的个别世界。斯宾格勒在对西方学者对普遍知识的追求的反省中提出一种“按洲思考”的思维倾向。西方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给我们指出的概念和眼界，自以为是普遍地有效的，实则其最远的视界也没有越出西方人的智能气氛之外”。与这种立场不同，未来的哲学应该“了解其作为某一存在且限于某一存在的表现的史实的历史相对性；懂得它们的有效性的必然限度；相信他的‘不可动摇性’的真理和‘永恒的’见解只对他是真理，只对他的世界观是永恒的；他有责任在这以外去发现别种文化中人同样确切地得出的真理和间接”。西方人关于时空、财产和科学等问题的“所谈所想的，都是狭隘而不足信的，因为人们总想对总问题获得总解决。殊不知发问的人有许多，答案也就有许多；任何哲学发问实际上是一种掩藏的愿望，想为问题本身所隐含的东西获得明白的肯定；任何时代的大问题都是流动于一切概念以外的；因此，只有获得好些历史地有限的解决，并按纯粹非个人的标准加以衡量，才能发现最后的秘密。真正研究人类的人不把任何观点堪称是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在别一些文化中，现象另有自己的语言，对另外的人来说，真理又另是一个样子。”(39)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41-44.斯宾格勒的“世界历史”计划是宏大的。他持文化多元论，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明”。也持文明归宿论。文明和文化有所不同，文明就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归宿。与此同时，他还看清了文化与文明动态演进的动力学特质。文明虽然是一种文化的终结，“不可挽回，但因内在的需要，一再被达到”。“认识和判断是活人的行动。过去的思想家认为外界的现实是认识及能动的伦理判断所产生的，但在未来的思维看来，更重要的是，它们全是表现和象征。世界历史的形态学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普遍的象征论。”(40)同上,54-76.

斯宾格勒世界历史形态学视野下的“大文化观”纵横捭阖，恣意汪洋，具有开放性和战略性。其“有机地活着的诸文化”的平行论立场，不仅是大文化研究所应谨守的原则，对于组织文化的小文化而言，也具有启发价值。斯宾格勒的自省对当下的文化研究，无论是对西方学者还是非西方学者，都有借鉴意义。问题是，文化包罗万象，如何从“多”中把握“一”？如何从时间的横截面把握时刻变动的文化与人的行动？身份立场和观察视域相互联系。“目击所是”不一定就是“对象所是”，可能仅仅是主体身份的“镜中画像”。而无论居什么身份立场，讨论与交流之可能，首先在对话语对象的理解上达成基本的共识，哪怕只是有限的共识。

(三)符号互动、意义建构与“活文化”的行动意蕴。

文化到底是什么？1952年克罗博(Kroeber)和克拉克洪(Kluckhohn)对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文献进行了比较全面细致的考察，总结了164种不同的界定。顾明远先生在《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中和江小涓在《数字时代的技术与文化》中提到200多种。艾伯特(Apte)在编撰的十卷本《语言与语言学大百科》中指出，“尽管经历一个世纪的努力，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学家仍然没有达成关于文化定义的一致意见。”(41)H.Spencer-Oatey, “What is Culture? A Compilation of Quotations,”http://www2.warwick.ac.uk/fac/soc/al/globalpad/interculturalskills/.文化不是人类学的专属领地。文化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为不同学科开辟探索空间。安弗拉齐认为仅仅从人类学那里借用文化观念是有不足的。具体而言，其不足体现在同质化、物化、均匀化、身份、习俗和固化六个方面。(42)这六各方面包括：(1)文化是同质的。假定一种特定的文化内部没有悖论或者冲突。对内而言，它为个体提供清晰而不模糊的行为教导，是一项如何行动的教程。对外而言，一旦外来者掌握或习得，就会相对明确地对其特征加以概括。(2)文化是物(thing)，文化被“物化”或“具体化”，是独立于个体行动者而行动的东西。将文化看作物，其隐含的意思是这里不存在个体行动者。文化的物化会忽略同文化内部的多样性。(3)文化在群体成员中均匀分布，所有成员具有认知、情感和行为的一致性。同文化内部个体或群体的变异，或者被忽略，或者被作为异常行为而遭抛弃。(4)将文化和群体身份相混同，将民族国家作为整体分析单位，认为个体拥有单一文化，研究国家文化就是研究国民性格。这种错误观念源自人类学对部落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国家文化赋予的优先研究地位。事实上，对每个个体而言，文化是复数。个体同时拥有多重文化。(5)文化是习俗。文化在结构上是一致的。你所见即你所获。你所看到的不同于自己文化的域外文化，乃是一种习俗。文化是传统或习惯性行为方式的同义词。如果你是外来者，重要的是正确行为的习惯规则。文化因此被归结为一种表面化的礼仪和规矩(etiquette)。文化差异因此就成了礼仪规矩上的差异。个体行动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被低估了。按照这种文化，不存在斗争，假如有也是对不正常的人的斗争。所谓不正常，就是不遵守传统和习俗。礼仪规矩的存在就是要消除差异与减轻斗争。(6)文化是永恒的。文化具有不变的特点，尤其是传统文化。Kevin Avruch,Cultur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1998),12-16.尽管人类学研究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人类学及其他领域中积极的方面还要继承。尽管先前的思想家们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是，在象征、互动和变化这几个方面，对理解文化现象(大文化和小文化)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正是看到这样的意义，本文以符号互动、意义建构和“活文化”对文化的特征和内涵加以把握。我们认为，文化是符号系统，是符号互动中生成意义的过程，是活着的面向未来展开的可规划的行动。

首先，文化是符号系统。泰勒对文化的经典界定采取将文化诸方面罗列的策略。文化诸方面无论怎么罗列，都会挂一漏万。特别是将不同方面并列平铺，无法解决相互重叠交叉的问题。泰勒的定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为群体“共享”。关于“共享”，这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成员关于心灵、自我和社会建构的问题相关。既涉及认知也涉及情感。共享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共享？在多大范围内共享？这是对文化概念界定需要考虑的问题。克罗博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的根本在传统观念，尤其是它们负载着的价值。文化由显性和隐性的行为模式构成，也因行为模式而存在，亦即文化对个体的未来行动创设条件。行为模式是通过符号传递和获得的。文化还包括人类的突出成就，体现为人工制品。(43)Alfred 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Massachusetts: Harvard Printing Office, 1952), 181. https://warwick.ac.uk/fac/soc/al/globalpad-rip/openhouse/interculturalskills_old/core_concept_compilations/global_pad_-_what_is_culture.pdf.符号是一个关键词，它将一个多世纪不同国度的思想家串联起来。“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都可以而且也应该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符号体系看待。”(44)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M].庞玉洁,李学智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10.最为根本的是将符号作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界限，符号行为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性行为，是人之为人的根据。文化方式是唯独人具有的生活方式。直白地说，人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指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45)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35.。一切表达人类的精神活动的文化都是在运用符号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的种种经验。“各种符号形式的生成，就是一部人类精神成长的史诗。”符号行为的进行，给了人类一切经验材料以一定的秩序；科学在思想上给人以秩序，道德在行为上给人以秩序，艺术则在感觉现象和理解方面给人以秩序。(46)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4.所以，符号和文化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符号是人类行为和文明的基本单位。全部文化依赖于符号，没有符号，没有某种形式的符号交往，就没有文化。语言也是一种符号形式。概念是符号的特殊运用。没有清晰的言语，就没有人类社会或组织。人具有创造符号和使用符号的能力。这是人类文化生生不息的基本条件。(47)莱斯利·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M].曹锦清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1-33.在文化的概念家族中，符号是包容性最强的一类。同样的物理世界，在特殊的文化规划和符号系统中，可以获得不同的意义。人正是通过符号来解释和改造世界的。“文化，甚至人本身，正是在使用符号的改造活动(人所采用的政策)和展现出来的前景(周围现实中的趋势，无论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的)的相互作用中，获得其存在的功能方式的。”(48)冯·皮尔森.文化战略——对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持的一种观点[M].刘利圭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57.物、机构、权力配置方式、行为动作、人际关系形态、语言、意识形态、信仰、仪式和神话等文化的诸多面相，本身就具有符号的形式。此外，符号分析还是一种基本的分析框架和分析类型。符号在动态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框架内得以系统化。符号富有复杂含混的意义，具有激发和调动人们情绪和推动人们采取行动的潜势，符号的建构充当着形成群体或组织的思想观念的工具。(49)此处吸收了安德鲁·皮特古的观点。Pettigrew, Andrew M.“On Study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4,no.4(1979): 570-581. http://www.jstor.org/stable/2392363?origin=JSTOR-pdf.“符号是显示人类历史中实际发生的那些过程的一种线索。”符号是对文化诸多方面的抽象。符号是文化的要素，是传递文化信息的载体。在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说，符号就是文化本身。

其次，文化是符号互动中生成意义的过程。文化是历史传递下来由符号体现的意义形式、观念系统和生活知识。符号与信号有关，但是不同于信号。符号是有待挖掘意义的信号。符号的世界是充满意义的世界。但符号的意义不是自动展现的，而是在主体之间存在，并在主体互动的过程中建构的。“一切都生活在影响世界之中，这些影响的世界并非单纯地反映经验给定之物，而是按照各自独立的原则造出给定之物。这些功能中的每一种功能都创造出自己的符号形式，这些符号形式即使不与理智符号相似，至少也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而与理智符号享有同等的地位。”(50)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09.只有把握制度化了的动机、情感和价值等内容由以表现的背景，并依据这种背景认识具体的被选择行为的意义，才可能对文化的模式加以把握。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一个“文化化”或“符号化”的过程。“人处于他们所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就是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在作科学实验，而是寻求对意义的解释。”(51)G Clifford Geertz,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New York: Basic Books,1973), 5.

人的意义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认知的世界，或知识的世界，还是情感的世界，更是符号的世界。意义的生成，乃是自我和“泛化他人”、符号世界互动的过程，也是其结果。符号既是社会互动的载体，也是互动的内容。抽象而言，社会互动就是符号互动。角色的扮演、模仿、获得、颠覆、消退，始终在意义建构中发生、强化和演变。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语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语言，经验被典型化和稳定化，并将这些经验整合到意义的整体。语言不仅仅是外在于我们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和历史遗产赋予我们，语言就在我们内部。我们创造语言，语言也推动我们。通过语言的分类，我们获得群体的结构性“方式”。与语言一道，我们习得这些方式的价值意义。米尔斯说：“语言不仅仅是词串，作为制度和政治坐标(coordinates)的社会结构(societal textures)蕴含在语言之中。词汇后面蕴含着集体行动。”(52)转引自：Pettigrew, Andrew M.“On Study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4,no.4(1979): 570-581. http://www.jstor.org/stable/2392363?origin=JSTOR-pdf.语言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是有声姿态和表意符号，是符号体系的源泉，也是心灵的源泉。个体的一切动作，无论是在非语言的还是语言的交流水平上的动作，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如米德所言：“个体决不是社会的奴隶。”“自我虽以一个先在的社会过程为前提，但反过来又使组织一个独特的人类社会成为可能。”(53)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19.个体和社会是双向建构的。在双向建构的过程中，建构了个体，也建构了社会，还建构了文化，并使意义的生成成为可能。意义是思想的对象，也是思想的产物。意义通过符号互动而富有“生机”。互动是一个刺激反应的过程。但是，这种反应不是简单的动物行为层面的联结。它和普遍性概念相关。普遍性概念使由不同视野获得的认识达成一致成为可能。在互动过程中，个体以姿态等表意符号在互动的主体之间传递信息。刺激者被刺激，反应者被反应。意义指向别人，反过来指向自己，具有施予与自反的性质。通过主体之间视界的相互“进入”并“分有”实现视界融合，个体获得共同意义，实现个体主体的超越。

第三，文化是活着的面向未来展开的可规划的行动。文化是符号互动的过程，也是互动的结果。文化是名词，更是动词。文化不仅是为人们的行为定向的结构，还具有面向未来展开的生成性功能。“文化不仅是传统，而且是任务。”(54)冯·皮尔森.文化战略——对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持的一种观点[M].刘利圭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8.“文化概念的内容是不能脱离人类活动的基本形式和方向的：这里，‘存在’只能在‘行动’中得到理解。”(55)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12.文化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其“活文化”(living culture)特征。(56)“活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卡西尔和本尼迪克特都曾用到这个概念。卡西尔认为文化研究最要紧的任务就是研究现存的活文化，研究它的思维习惯及其制度的功能。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8.128。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的模式》中提到了斯宾格勒的命定论。“古典世界的阿波罗型人”和“现代世界的浮士德型人”代表两种不同的命定观。对前者而言，没有意志可以存在的余地，而内心冲突则是他的哲学所要谴责的一种罪恶。对于后者而言，冲突是生存的本质。少了它，人的生命就毫无意义，充其量也只能得到生存中更为表面的价值。详见：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32.交互性、动态性、生成性，是活文化的基本特征。没有离开个体的活文化，但活文化更是在群体层面存在的。个体不是孤立的纯个体，而是经过泛化他人感染后的个体。文化的活性在于个体和他者的互动，群体间的互动，群体和环境的互动。稳定与变迁、统一与多样、一致与矛盾、和谐与冲突，如此等等是活文化的真实面貌。这样的特性在开放系统中演进，需要开放的思维体认。“人们关于生命意义和恰当社会秩序所提出的问题，影响到人类生存的每一个方面并且如同渗透到艺术表现和实践行为中那样，也渗透到了思辨性质的思考中。这使所有文化都带上了一种极其动态化的倾向。”用皮尔森的话说，“凡封闭系统都不可避免地会变得陈旧过时，并苦于‘动脉硬化’。”文化的演进发展就在于其面向未来的动态性和开放性。而“只有当一种文化不仅仅准备在物质或经济方面，而且准备在伦理道德和精神方面向其他文化学习并求得自身的发展，它才能变成一种开放的文化”(57)冯·皮尔森.文化战略——对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持的一种观点[M].刘利圭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6.。

前文提到的“那又怎么样”(so what)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面向未来采取行动，是行动导向的问题。正是在开放、互动、变革、生成的意义上我们说“文化是文化行动”。大文化有大文化的文化行动，小文化有小文化的文化行动。“那又怎么样”的文化行动面向未来敞开。无论是在国际互动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任何行动都是由具体的个人及群体这样的主体发动和实施的。一旦落到具体的群体或组织，就会发现，文化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在同一个组织内部，其成员既属于该组织，承载该组织的文化，也承载组织外部的文化；既体现组织整体的文化，也承载组织内部的次组织或亚群体的文化。所谓承载，乃是作为外在情境因素和内在心灵因素化合的行动过程。组织内外的文化结构，使行动者置身其中，受行动者影响，也影响行动者的“文化圈”。对组织模式的理解，戈尔斯·摩根(Gareth Morgan)总结了“机器”“有机体”“大脑”“文化”“政治体系”“心理监狱”“转换器”“统治工具”等类型。(58)Careth Morgen, Images of Organization(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7).对任何一个具体的组织而言，各种模式强调的侧面都有存在，只不过是在群体意识中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对特定的组织而言，毫无疑问，任何单一的隐喻描述或解释都是有局限的。比较而言，摩根所提及的文化隐喻，具有基础性和总体性的意义。

三、大学治理：价值澄清与文化行动

(一)大学组织的“知识鸿沟”与文化冲突

对一般性的文化概念的讨论，为从文化角度探讨大学治理提供了理论背景。鲍德里奇曾在分析大学组织特性的基础上对大学治理模式做三分化概括。“学府模式”“官僚制模式”，以及“政治模式”。学府模式和“学者社区”的大学意象关联，为一些学者所推崇，也常常唤起一些人的乡愁式情感。该模式看到了大学组织的“统一”(Uni-versity)的属性，以及“共同”(Co-llege)的特质，也突出以学术为业的“学者”主体群落。就组织的特殊性而言，这种模式所揭示的无疑是大学的根本。大学不是“自然村落”，不是“世外桃源”，而是人造的“智者之城”(City of Intellectual)。大学人虽然具有鲁滨逊在遇到“星期五”之前的寂寞，但有了星期五，人际互动就有了，分工出现了，身份问题也就无法回避。韦伯的“官僚制”是任何组织得以运转的结构性前提。大学也不例外。大学不是机器，也不是孤岛。鲍德里奇的“政治模式”为大学内部治理绘制了真实的动态画像。但如果不从更大的社会气候和宏观政治环境审视，大学内部治理中的政治面相也难得看清。理论上来说，大学治理对大学成员来说是“我们治理”。当问及“我是谁”“我们是谁”的问题，就涉及到大学的主体身份。由于身份认同不同，一方面自我定位不同，另一方面组织和社会的角色赋予和期待不同。学界从权力视角所作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划分，从主体身份的角度来看，也是对“行政人”和“学术人”的划分。事实上，行政人和学术人也只是笼统的划分。行政人群体内部还有不同的类别和组别，正像学术人群体内部也有不同的类别一样。在韦伯那里，政治是和学术相对的。他在《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对政治人和学术人做了划分(59)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在他的视域内，政治和行政是密不可分的。但在威尔逊看来，行政研究的目标是发现政府如何能够适当和成功履职，其次，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将钱和能量用在刀刃上。行政科学是政治科学研究的最新产物。尽管政治科学已有两千多年之久，而行政科学却是19世纪的事情。(60)Woodrow Wilson,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no.2(1887):197-222. https://www.jstor.org/stable/2139277.政治和行政是不同的，行政人当然和政治人有所不同。鲍德里奇在讨论大学治理的时候提出政治模式，使大学人的“词典”里，在学术人和行政人之后，添加了政治人的“词条”，使政治人从封尘的记忆中恢复过来。细究起来，政治有宏观与微观之别(Pa宏观政治，Pi微观政治)。就个人思想认识和实践行动而言，分宏观先于微观与微观先于宏观两种情况。(见表2)

学术是学术人的劳动和果实。学术人无法超越其政治属性，也不能推卸道德责任。无论是宏观政治还是微观政治，学术人都无法置身事外。认为大学是纯学术的“高冷”场域是一种思想观念中的组织幼稚病。早在现代科学艺术启蒙发展的那个时代，卢梭就提醒科学艺术发展会带来恶果，也注意到了经济力量对道德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将人的心灵的衰败归咎于科学艺术的日益完善。认为科学是道德的破坏力量，发出“随着科学的光辉升起在地平线上，我们的道德便黯然失色了”的哀叹。他将好人和学者相对立。指出“自从在我们这里出现众多的学者以后，好人就被埋没了。”他总结罗马人的经验说，“在此之前，罗马人是厉行美德的，但是，自从他们开始研究美德以后，美德反而全都消失了”。公民是社会的基石。“金钱固然可以买到一切，但却不能培养风尚和公民。”他批评道：“我们有许多物理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音乐家、画家和诗人，但就是没有公民。”“为了学者们的利益而设立那么多机构，反而模糊了科学研究的目的，使学者们为搞科学研究而搞科学研究”。(61)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风俗日趋淳朴[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4-38.卢梭这篇获奖文章里的一些观点现在看来有些令人咂舌的偏执，但就学术的社会责任、社会良心和公民道德而言，它从反向为学术人树立了为学和为人的标杆。

此外，看似学术对政治保持着必要的距离，实则并不尽然。以英国为例，二战期间党派纷争影响科学判断。帝国理工学院化学家亨利·逖扎德(Sir Henry Tizard)和牛津大学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林德曼(Frederick Lindemann)的党派分歧为科学界涂上政治色彩。他们在英国科学界位高权重。林德曼是丘吉尔的顾问。他倾向于轰炸德国市民。逖扎德是工党政府的顾问，他相信抵抗纳粹德国的空战通过投资雷达这门新科学而可获胜。每个人都提供了数据。结果，还是政治说了算。当工党主政的时候，逖扎德的观点占了上风。可是，当保守党执政的时候，林德曼则是碰不得的。斯诺在《科学与政府》中所作的这样揭露，使人们对重大决策的秘密制定有了一些了解。一些重要决策之出台，有时和真理或流行的科学共识没有丝毫关系。斯诺在《科学与政府》中所描述的科学家之间的较量，折射了科学所置身其中的政治拼板。比较而言，作为对科学和文学两个圈子彼此接触和态度的体味，他的《两种文化》影响更为广泛。他提到，“一极是文学知识份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相互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由文学家和科学家代表的“这两种文化对我们大家只能造成损失。对我们人民、我们社会也是一样。同时这也是实践的、智力的和创造性的损失”(62)斯诺.两种文化[M].纪树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4-11.。如此说开去，大学治理无法回避文理两种文化的彼此隔绝。这种隔绝，源自科学大发展之后的知识分化，也源自走向“知识世界”的智力挑战。符号越复杂，难度越大，挑战越大，知识系统之间的鸿沟越大，由此产生的学科之间的误解和鄙视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所谓文盲比较普遍的时候，“识字人”因文字和文盲划出界线。在以数学符号为支撑的现代科学发达之后，不懂数学符号的普通人与以数学符号构筑的自然科学王国中的“科学人”之间产生隔阂。有的学者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做了这样的箴言式区分：前者是“寻求简单化，然后加以怀疑”(63)Alfred North Whitehead, The Concept of Na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0),163.，后者是寻求复杂化，然后使其秩序化。其实，知识的鸿沟不仅仅在文理之间存在，在文科内部、理科内部也同样存在。差别仅仅是深度上的。(64)学科对学术人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和行为无疑具有一定影响。但是高等教育研究界对学科文化的意识不够。托尼·比彻(Tony Becher)认为主要原因是高教研究本身还够不上学科。其次，高教研究者对保持舒适的一般化水平具有一定偏好，而不愿意对学科做硬的人种志研究。三是高教研究者偏向于对学术行为做理性化解释，而不大考虑其他解释的可能性。他指出学科也是文化现象。它们表现为相似心智的人们的集合。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价值体系，以及独特的智力任务。从知识的结构和性质上看，由“软硬-纯用”组合，有四种学科文化：纯的硬学科文化(科学)、纯的软学科文化(人文与社会科学) 、应用性的硬学科文化(工程技术)以及软的应用社会科学文化(如教育与社会工作)。见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M].唐跃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知识鸿沟的消弭是可能的。交流、对话和辩论是必要的前提。从道理上说，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大科学的发展，跨学科之间的沟通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不过，在学科规制下，各行其道、自行其是、“老死不相往来”，做一个学科“单面人”也是过得去的。但是，对于组织而言，就有一个协作的问题。就大学治理而言，由知识鸿沟而可能引起的“知识贵族观”“学科分层观”“学科优越观”“学科霸权观”“学科歧视观”是必须要严加警惕的。卡西尔曾提醒：“每一种基本文化形式都趋于不是把自己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表现自己，却都要求某种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有效性，都不满足于各自专门的领域，而寻求把自己独特的印记烙在存在的整个领域和精神的整个生活上，……从每个特殊领域中固有的寻求绝对的努力中，产生了文化冲突，产生了文化概念的二律背反。”(65)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13.

组织文化深藏于个体共享且常常以为理所当然的深度假设，反映在行动之中，涉及到做什么、怎么做、谁参与，体现为故事、独特的语言、规范、态度、制度及意识形态。因此，对大学组织文化的把握，不仅仅需要从组织结构上进行，还要从人们的意义建构和阐释的角度来加以考量。大学治理以人为对象，也以人为主体。每个人有双重性。从组织目标的实现上说，人既是工具也是目的。在大学组织内部的学术与政治、政治与行政、“文学与科学”之间存在的文化分歧和冲突，是大学治理走向“善治”需要正视的客观现实。大学组织在“一”的统一体下包容“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对大学核心价值的共建共享和对大学组织身份的认同。在“学科丛林”，大学处于看似 “无政府状态”的时候，大学行政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将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是什么？是使命吗？是价值吗？是官僚程序吗？是坚强的人格吗？大学组织是如何运转的？人们对大学领导有什么期待？为什么一项看上去理性的、设计很好的计划无法实施，遇到难以想象的阻力？(66)William G.Tierney,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Defining the Essentials,”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59,no.1(1988):2-21.鉴于知识鸿沟和文化冲突的存在，大学如何驾驭几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相互干扰的“文化乱码”，如何走出“文化孤岛”，消除“文化藩篱”？大学价值的坚守、创造与共享何以可能？

(二)大学价值澄清：“传奇”“仪式”与理想类型

1.价值的逻辑判断与叙事表达需要相互补充。一般地，组织文化影响组织的发展方向。文化不同，对人们的影响方向、范围、强度和程度也有所不同。(67)Ralph H.Kilmann et al., Gaining Control of Corporate Culture(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Inc.,1985).大学文化受人们的互动影响，也从多方面影响人们的行为。有的人对文化比较敏感，有的则相对迟钝。如果对组织文化的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大学管理就会处于被动。蒂尔尼认为大学的行政人员不见得比传统村民对文化了解更多。要了解文化，就要面对真实的整体性情境，对大学的结构性和操作性矛盾、冲突和紧张等有所了解。考察决策的制定、传播、实施和评价，既要看到工具性特征，也要看到象征性的意义维度。蒂尔尼从环境、使命、社会化、信息、战略、领导六个方面对大学文化建立观察和解读坐标。六维模型涵盖了组织文化的正式的总体性和结构化要素，在大学的管理性制度文本中可以识见。当然，他也借格尔兹的名言提醒，人是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的动物。仅仅从结构和规则上考察文化是不够的，还要看行动者对“意义之网”的理解和解释。共享的假设和理解存在于个体的意识层面的下面，通过故事、特殊的语言和规范才能识别。(68)William G.Tierney,“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Defining the Essentials,”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59,no.1(1988):2-21.基于对文化是“心灵编码”(mental programming)的认识，霍夫斯蒂德认为文化体现为符号、仪式、价值和英雄。符号包括文字、图画、姿态、物件、言语或非言语的语言等形式；仪式是社会性集体活动；英雄是已故的或活着的、想象中的或真实的行为楷模；价值是未加公开讨论的关于对与错、美与丑、正常与不正常等的感觉(feelings)。(69)霍夫斯蒂德等总结了十一对价值感觉：邪恶对善良、肮脏对干净、危险对安全、禁止对允许、得体对不得体、道德对不道德、丑陋对美丽、不自然对自然、不正常对正常、自相矛盾对逻辑、理性对非理性。Geert Hofstede et al.,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Its Importance for Survival(New York: McGraw Hall Companies, 2010),7-9.如果单纯地从概念的语词属性考察，将价值、使命、战略等概念并列，或将价值、符号、仪式和英雄并列，都面临概念层次上的困难。显而易见，这些并列的概念不在同一个层面。沙因以有形与无形、有意识与无意识为标准，对文化做器物、价值和深度假设的分层划分。他将深度假设看作价值的终极源头。当然，价值选择的精神活动在器物上也有所体现。活文化是一种实践智慧，一种诗化智慧，一种特殊的日常知识，而不是普遍真理。实践智慧是建立在社群意识的基础上，它由集体意义和理解构成。日常知识是不能够完全通过科学的方法发现并通过科学的术语表达的。它不是基于数学逻辑和笛卡尔的理性建构的，而是通过诗化语言建构的。就意义之网的特性而言，很难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对文化的概念做绝对彼此独立的切分。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解剖整体性的意义是不完备的，所以需要叙事的手法加以补充。传奇和仪式就是典型的叙事形式。

2.“传奇”是大学价值的一种源泉。大学价值是大学组织文化的原点，存在于组织传奇的故事中。大学不只是物理存在，更是充满意义的无形空间。大学意义空间不是外在于大学人的物质世界，而是大学人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联通世界。意义空间因人而存在，更因人而生成变化。但是，意义不是自明的、给定的展现，而是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获得生命。意义建构是大学组织文化的动力形态。人是意义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在考察日常的组织任务和目标时，非理性的和非工具性的方面常常容易被遗忘。而恰恰是这些方面赋予任务以意义，它们具有更强的象征力。(70)Andrew M.Pettigrew, “On Study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4,no.4(1979): 570-581.大学组织身份的获得，与富有意义建构功能的组织传奇密切相关。组织传奇是“一套统一的正式群体公开表达的信念。源于历史、独特成就，为情感所维系。”传奇是对大学独特成就的叙事和集体理解，涉及到组织生活和成就的非结构化和非理性的面相，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和公共性。也就是说，传奇是在对独特成就不断重述、重写和传诵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在组织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美化润色。传奇容情感于理性之中。大学成员因传奇的鼓舞既感受到理性化目的的冷静，也感受到共同身份与情感牵引的温暖，在理性与情感的统一状态中献出激情与力量。(71)Burton R.Clark, “The Organizational Saga in Higher Educ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7,no.2(1972): 178-184.传奇是大学组织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

大学内部人对大学共同价值的理解和分享，大学外部人对大学的了解和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了大学的传奇。大学从创校之前、之初到后续的发展变化，都是大环境、组织和“主人公”的互动过程。每个大学有其独特的孕生及演进的历史脉络。大学的信念、目的、愿景、承诺、语言和秩序，凝结了创始人的情感、意志和行动。如洪堡与柏林大学的创建和德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再如张百熙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立与中国教育环境的关系。从大学发展史的纵向上观察，大学校长、著名学者以及大学的杰出校友的特殊成就和贡献，编织着大学的传奇故事。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黎锦熙之于北京师范大学、查尔斯·艾里奥特之于哈佛大学、丹尼尔·吉尔曼之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威之于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都是比较典型的大学组织传奇的例子。历史积淀越深，传奇可能就越多，影响也就越广。大学传奇的生命力不在于静躺在古板符号中，而在于口口相传的富有生命的大学故事和大学叙事中。他以大学成员为“存在之家”。不走进大学成员的“叙事世界”，就无法感受大学传奇的文化力量。当然也就感受不到大学活文化的价值源头和不竭脉动。

3.“仪式”是大学价值的一种装置。仪式是形式和内容相融合的集体行动。重形式轻内容和重内容轻形式，反映了人们在形式与内容关系上的认识偏差。内容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讲究形式，内容的传播效果也会受到影响。形式本身就是仪式的一种内容。但是如果只关注形式，不考虑因时、因事、因势而变化的内容，形式也就会流于纯粹的形式。仪式的必要性看似无可争议。事实上，对“仪式为什么必要”、“仪式为什么重要”的问题，不是所有的大学成员都能在同一个层面或同一个深度理解。

仪式是大学文化的重要展现平台，也是大学价值的一种“装置”。仪式是对大学在认知、审美、道德、实践等方面价值追求的宣誓和承诺。仪式具有重要的组织社会化和教育教化的功能。没有仪式的组织是不可想象的。仪式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泛化意义上的仪式无处不在。诸如校长的就职典礼、开学和毕业典礼、节日表彰活动、主题座谈会、运动会、艺术节等等的活动，是典型的大学仪式。各种活动的地点选择、会议符号(会标、徽标、标语等)、会议程序、会议讲话和报告、座次安排和会场布置、会议交流方式、会歌等，构成仪式的可见场景。在会议串词和讲话内容中，蕴含着富有教化意义的价值陈述和价值动员。可见场景仅仅是总体场景的外在形式。在总体场景背后，还蕴含着审慎选择的价值意蕴和因袭的未加反思的传统和程式。正是这种总体场景，使有形和无形、有声和无声的意义连通起来，形成既有秩序又混乱、既澄明又混沌、既协调又矛盾、既和谐又冲突的复杂意义空间。意义不限于字面意思或可见的场景铺陈和符号组合，其活着的生命力在于从符号互动中得到体会和理解。一方面仪式的形式仓库远远超出大型的集体活动界定的范围；另一方面，仪式所意在传达的和无意中传达的内容存储，只有进入一个个鲜活个体的注意圈，才可能获得理解并发挥作用。如此说来，“仪式感”是仪式的“意义仓库”被打开的“钥匙”。无论是言说者还是听众，真正的意义共享、感情共鸣需要心无旁骛的“参入”(participation)。仪式感是参入的基本条件。缺乏仪式感，仪式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和“剧场效应”，就不能抵达意义的深层。如此，情感不能被唤起，想象力不能被激发，认知水平不能被升华，诗化智慧缺乏实践的力量。重视普遍意义上的仪式，以“仪式感”撬动深度假设和价值世界的大门，是大学需要补习和训练的“文化健身操”。

4.“理想类型”是大学价值的一种观察坐标。大学有没有传奇，既是一个历史发生的事实问题，也是一个意义建构的叙事问题。大学所特有的仪式感，和传奇的形成发展具有源流相生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意义建构不是孤零零的“意义沙粒”自然堆积的过程，而是在特定“世界模式”的结构化坐标系中发生的动力学过程。世界模式是“体验世界的方式”。“这些体验世界的方式反映着社会实践。但同时，这些范畴也对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起决定作用。因此，它们也影响着社会实践，使社会实践过程由此而具有反映‘世界模式’的特性，而那些范畴也正是组合到那个‘世界模式’之中的。”(72)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M]. 庞玉洁,李学智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15.古列维奇所谓的世界模式，和皮亚杰的“认知图式”、彼得·圣吉的“心智模式”、库恩的“科学范式”等属于同一类概念家族，是一种“理想类型”。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表达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心理结构。人类学、组织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也以通过“理想类型”来建构文化模式。(73)前文提到的霍夫斯蒂德关于跨国文化的比较建立的模型就是一个例子。此外，查尔斯·汉迪还建立了四种文化的组织模型(以四个神的名字命名：宙斯-权力文化、阿波罗-角色文化、雅典娜-任务文化、狄奥尼索斯-个性文化)。(查尔斯·汉迪.管理的众神[M].闻健，焦建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1)。对于澄清大学的价值而言，建立大学文化的理想类型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班德利兹等人提出的大学治理三模式，虽然不是在大学组织文化的旗号下论述的，但是他所阐释比较的三种模式和组织文化之间具有一定关联。学者社区的治理模式对应着“学府式文化”；“官僚制(科层化)治理结构”对应着“行政文化”；“政治模式”对应着“政治文化”。伯恩鲍姆在班德利兹三种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无政府模式”。(74)Robert Birnbaum, How Colleges Work: The Cybernetics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San Francisco: Jossey-Bass,1988).博奎斯特在从组织是一种文化形式的立场出发，认为应该对学术性机构从内部成员和社会的内外视角进行文化分析。由于社会深受学术机构的影响，从社会的视角对学术组织进行文化分析会获致与内部视角互补的效果。通过案例研究，他就意义发现、价值支点、未经检验的假设坚持以及组织的事业使命四个方面，总结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学府型文化(collegial)、管理型文化(managerial)、发展型文化(developmental)和商谈型文化(negotiating)四种模式。(75)William H.Bergquist, The Four Cultures of the Academy: Insights and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Leadership in Collegiate Organizations(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2), 4-6. 学院型文化以学科为根据，以理性为根基，重知识生产、阐释与传播，以培养未来社会领袖为己任。管理型文化以治理为中心，聚焦围绕目的的组织、实施和评价。财务绩效和有效监督是工作重点。看重组织目标的清晰界定和测量。事业导向是培养成功的负责任的具有特殊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社会公民。发展型文化重视促进组织成员的人格发展和专业成长的项目设计。其价值支点为开放性人格培养、系统性的制度研究和课程规划。所有大学成员在认知、情感和行动中的成熟，是该模式的事业导向。商谈型文化源于对大学内部冲突的体认。对该模式而言，权力占有重要位置。其侧重点在于引导利益主体正视矛盾冲突，公开公平地辩论谈判，建立公平公正分配资源和利益的政策和秩序，必要时请外部力量调停。诸多文化模式作为一种理想类型，起着文化分析的视角作用。尽管意在全面深入揭示大学文化，但是，鉴于组织文化的复杂性，每一种模式所能起到的解释和分析作用，都是有限的，当然，也是有益的，有帮助的。以博奎斯特的四模型为例，大学成员何以判断文化倾向是学院型的、管理型的、发展型的或商谈型的？有所了解之后，又该如何行动？文化限定人们的行动，行动也影响文化的演变。有的行动是在明确的理念和意图指导下实施的，有的行动先于意图或理念。价值是理念中上位的指引，是行动的“总开关”。并不是所有的行动都有清晰的价值指令，也不是所有的价值指令都能够转化为行动。所以，关于大学文化的理想类型，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和任务，就是帮助人们澄清价值，实施行动。如前所述，文化以价值为原点，是一个符号系统，活文化是符号互动的过程。将前面提到的三模式或四模式同时作为观察对象，以价值澄明度和行动力度作为两个维度建立文化坐标，可以得出另外一个观察大学文化的四象限理想类型：直觉混沌型(I)、坐而论道型(II)、技术工程型(III)和创价行动型(IV)。(见图1)直觉混沌型的特点是价值模糊，行动为惯性所驱使。坐而论道型追问形而上的价值立场，或行动的价值基础和根据，但是“问道”而不见行动。技术工程型不关注形而上的哲学问题，重视行动的技术和流程，“管用”是行动逻辑。创价行动型有明确的价值自觉，但不墨守既有的价值规范，以面向未来、勇于挑战不确定性和创造价值为驱动力，以做好事(good for)且做成事(good at)为行动逻辑。大学成员的角色和岗位不同，责任和任务不同，工作的侧重点和卓越表现不同。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坐标找到自己的位置。当不同岗位、不同职能、不同部门、不同学科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如果停留在利益的计算上而不看各自的价值立场和更高层面的组织的乃至社会和国家的价值向往，就会使文化失调，整体性的文化价值就会在陷于丛林之战，从而个体价值进一步迷失，组织聚合力遭到破坏，“组织胶水”失效，整体性的组织变得支离破碎，山头林立，“组织”成为空洞的概念和没有生命力的“治理结构图”。

(三)大学治理行动：大学组织内外文化的双向建构

1.大学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交互性关系。国家治理包含对大学的治理，大学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构成部分。同时，国家也受大学的治理。一方面，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大学为国家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这些人才走上社会，走上国家治理的各种岗位，以公职人员的身份治理国家和社会。就其思维模式、心智模式、行为模式的塑造和形成而言，大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间接地在治理国家。另一方面，大学是一种组织，国家治理的机构也是由特定的组织来履职的。就国家治理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而言，国家机关具有强于大学组织的权威。国家机关和大学组织各有其分工和职责，各有分内的工作规范。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国家机关面向大学行使权力的时候，不是单向的权力强制，而是交互性的权力制衡。“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讲的就是对“滥权”的防范与限制。一方面在法治(rule of law)精神的指导下对权力的边界加以界定，另一方面通过组织之间、行为主体之间、代表人之间的互动，实施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并推动“善治逼近”。国家权威是通过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行使的。治理体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结构性合理性的问题，即怎样的安排会促进高质量发展。机构臃肿、职能重叠、责任缝隙、单向施令、越俎代庖，是必须要面对的系统性结构性问题。与此同时，任何组织都是由人构成，组织目标是依靠成员之间的协作实现的。对成员的激励性制度，乃是体系、能力和绩效表现之间的“关节”。各种代表国家的组织机构之能力和表现受其组织文化和人员的能力的影响。组织由特定的人群构成，受特定的组织文化的影响，并且不断生成新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治理能力建设是所有组织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中的必修课，也是核心课。就各种机构履职的权力空间而言，理论上讲，自由裁量权、能力和问责的关系应该是平衡的。能力越大、自由裁量权越大，责任就应该越大。如果垄断大行其道，如果仅仅强调自由裁量权而不顾能力，也不问责任，就会出现功能失调，甚至产生腐败。用罗伯特·克里特加德的公式表达就是：腐败=垄断+自由裁量-问责(Corruption=Monopoly+Discretion-Accountability)。(76)Robert Klitgaart,“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ainst Corruption,”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1998/03/pdf/klitgaar.pdf.“放管服”改革，既要解决自由裁量权和问责的问题，也要解决对腐败的防治问题。

2.大学治理必须要反思其文化基础和价值主张。人是文化动物。“文化是人的活动，它从不停止在历史或自然过程所给定的东西上，而是坚持寻求增进、变化和改革。人不是单纯问事物是怎样的，而是问它应该是怎样的。以这种方式，他能够通过确立超出实际状况的规范(超越性)，而突破自然过程中或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确定条件(固有性)。”(77)冯·皮尔森.文化战略——对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持的一种观点[M].刘利圭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建构大学文化的理想类型的目的既有对大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批判性的评价，也旨在提供一个面向当下组织文化理解的观察坐标，以及为面向未来的改造、建构和发展提供政策工具。大学组织文化的任务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调节超越性和固有性之间的关系。文化的世界是一个评价的世界，一个处于不断解构和建构的意义世界。治理和文化具有必然的根本的联系。在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文化的因素，既要考虑大学置身其中的“大文化”，也要考虑大学自身的“小文化”。将组织的符号系统与更大的符号系统联系起来，将组织特有的传奇和仪式与宏观系统的传奇与仪式联系起来，通过不断的交互作用和深度反思穿越意义的迷雾，深入符号系统的深层次价值立场和未加验证甚至未曾注意的深度假设，突破表面的信号化、口号化、形式化的文化表白，坚守文化真诚，聚焦行动中的文化表现和意蕴。大学治理现代化需要由直觉混沌走向价值澄明，既重视技术工程的行动力，也关注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和理论意境，通过创价行动由善治走向至善，最大限度地实现大学的最高价值。

3.大学治理需要坚持内外文化双向建构的行动立场。文化是动词。大学治理与大学文化同构。治理的对象和内容，大学治理本身也呈现文化特征，即“治理文化”。大学活文化在大学内外多重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变化。大学不是“文化孤岛”，也不是“桃花源”“象牙塔”，大学始终和外部环境进行人员、能量、信息和其他资源的交换和互动。大学内部也始终处于复杂的人事运动之中。从治理的角度观察文化与从文化的角度观察治理，都需要行动的立场，而不是一般性的描述。大学对社会价值的塑造、大学内部共享价值的凝聚、大学内外文化冲突的解决，都需要实实在在的文化行动。

首先要看到，有些文化现象是不分高下、多元平等、不可比较的，差别仅仅是差异；而有的文化现象则是可比的，也有优劣之分，因此差别意味着差距。在一般的价值意义上，以真善美为向往的文化品质，以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文化行动，当然是对优秀文化的界定。具体到特定的大学文化而言，社会责任与学术卓越、法治精神与商谈伦理、组织认同与事业协作，如此等等的价值理想，都是值得汇聚和共享的组织密码。

其次要看到制度在符号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价值澄清包括对制度背后的价值的澄清。制度既有可能是对声称的价值实现的工具，也可能相反，是价值实现的障碍和阻力。内外制度的衔接和协调，其效果不仅仅在于是不是衔接和协调一致，更在于制度本身的质量。活制度是活文化的具体体现。制度的制定不是为了制度本身，而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实现理想的价值。虽然比起大学成员的深度假设而言，成文制度处于较为外显的层面。但是，制度还有其不成文的类型。潜规则就是一种不成文的制度。大学文化行动必须要比较内外制度的协调性，要对制度做出评价，还要对成文的制度背后深度假设进行批判性反思，对不成文制度本身要深度挖掘、公开评价，并且存优汰劣，促进其转化。

第三要看到文化的交互性特征。文化的世界是意义的世界。意义的世界不完全是给定的，而是取决于人们的理解、解释和建构。主体间性是共享意义的基础。活文化以动态的交互形式呈现，时时处在运动之中。制度对人们的行为无疑具有重要的定向作用，对大学的共享意义空间而言起着建设者的作用。但是，仅有制度，特别是成文的制度是不足以唤起大学成员的共有组织情感、组织身份荣誉感和组织发展激情的。大学叙事是对大学文化建设的必要途经和基本形式。大学传奇和大学仪式是大学的重要文化符号。大学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部门，都有挖掘传奇和建立仪式的空间。大学文化行动必须要高度重视大学传奇和仪式建设。

第四要看到大学文化行动的复杂性。大学本身具有所谓“有序混乱”和“松散耦合”的组织特点。大学与外部世界边界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清晰。大学和外界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在虚拟空间，大学的边界更加模糊了。大学政治、行政和学术的相互关系超出传统媒介状态下的复杂程度。原子式的、单向的、线性的还原主义管理模式越来越不管用了。对于复杂系统而言，为了特定目的越是优化系统的个别的构成要素，系统的韧性和弹性就越会降低。从而，看上去是在优化结果，实际上是损害系统应对突如其来的震荡的韧性。组织的鲁棒性和韧性或弹性是相对的。鲁棒性通过强化系统的组成部分而获得。而韧性则是系统的要素联结，为它们应对变化和损坏留下自适应空间。(78)Stanley McChrystal, Team of Teams: New Rules of Engagement for a Complex World(New York: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2015),92.

大学组织不是机器，而是“文化”。大学固然需要在韦伯“官僚制(科层制)”意义上进一步强化科学的精细化管理，但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超越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标准化控制的“韧性思维”(Resilience Thinking)对大学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不是相反。韧性思维的一个特点是：对我们所不知道和不可预料的，保持开放的和学习的心态。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也能对自己进行革命。”(79)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M].许海峰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83.《中庸》告诫我们，“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尊重历史而不被历史封锁，面向未来而不满足于“坐而论道”，在历史进程中创造未来，乃是大学文化行动应有的逻辑。文化行动乃是永无止境的学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