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员 张立群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表明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根本目标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核心是要在极其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坚持抓牢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坚持谋划好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

我国经济保持平稳恢复态势

上半年中国经济持续平稳恢复。以2019 年为基期的同比两年平均GDP 增长率为5.3%，较一季度提高0.3 个百分点。生产和供给能力持续恢复，2021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两年平均增长7.0%，比一季度加快0.2 个百分点；二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两年平均增长5.1%，增速较一季度提高0.4 个百分点。工业增长已高于2019 年同期水平。需求方面，上半年出口保持高增长，消费持续平稳恢复，投资恢复相对最慢。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1.7%，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9.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9.1%。与一季度比较，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1.7 个百分点，资本形成贡献率下降5.3 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率提高6.9 个百分点。内需恢复相对缓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

但三季度GDP 两年平均增长率为4.9%，较二季度下降3 个百分点。经济下行趋势开始显现。供给侧看，7 月—9 月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两年同比分别为5.6%、5.4%和5.0%；服务业生产指数两年平均分别为5.6%、4.4%和5.3%（散发疫情影响减弱），总体看呈下降态势。

需求方面，上半年出口保持高增长，消费持续平稳恢复，投资恢复相对最慢。上半年出口（美元）两年平均增长率为14.9%；消费和投资两年平均增长率均为4.4%。但7 月—9 月，除出口继续保持强势增长外，国内投资、消费增速呈持续下降态势。7 月—9 月，出口（美元）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2.7%、17%、18.3%；投资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3%、4%、3.8%；消费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6%、1.5%、3.8%（散发疫情影响减小）。2021 年11 月，剔除价格因素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0.5%；按照可比口径计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左右。总体看，需求增速低于供给，内需增速低于外需，需求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在能耗“双控”压力下，全国多地出现大面积的“拉闸限电”问题，对企业生产和产业链稳定形成冲击。对两高（高能耗、高排放）产能的严格控制，还引起大宗原材料供给紧张，价格大幅上涨。产业链和供应链循环出现堵点。

需求收缩使中国经济增速长时间下降

2010 年以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出口增速持续大幅下降。国内看，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影响，特别是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矛盾制约，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下降，进而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下降，从而导致投资增速持续大幅下降。投资和出口需求在我国总需求的占比超过60%，其增速大幅下降，必然引起经济增长率持续回落。这些具体表现为企业营业收入增速持续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受其影响，用于保证基本生存的支出在全部支出中的占比提高；用于改善和发展的支出占比下降。这些也表现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速下降。

现阶段，消费较高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活动大体同步；投资较高增长与基础设施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住房体系、产业体系建设更新大体同步。消费与投资增速持续下降，意味着基本生存保障性需求占比提高，发展改善性需求占比下降。与之联系，社会生产和供给规模会通过去产能实现适应性调整，进而形成以保障基本生存为主的供求平衡状态和经济增长模式。可将其定义为生存型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之一，是要素利用不充分，特别是就业不充分。这会制约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需求增长，进而从需求方面约束经济增长率提高和更充分就业的实现。受疫情冲击，2020 年以来需求收缩，特别是内需（国内投资、消费）收缩更为明显。这就使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与此同时，受运动式减碳等问题影响，在产业链、供应链中居于重要位置的能源和大宗原材料的生产和供给，数量减少，进而形成对供给增长的直接冲击。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大面积拉闸限电等。这就使经济下行势头更为明显。受供应链不畅、市场需求不足等困难影响，企业的预期必然会转弱。进而形成经济内生性收缩的循环：需求收缩-企业预期转弱-生产经营活动收缩-经济增速下降-各方面收入下降-需求进一步收缩。综上，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严峻复杂，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急需巩固。

正确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伴随经济增速下降，判断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和经济发展潜力下降的观点趋于增加。当前认为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分析体系，一是用既有数据，比如从改革开放至今的主要经济数据，通过生产函数包括面板数据等分析方法得到结论，判断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自2010 年以来显著下降；二是通过要素供给分析，比如人口老龄化，比如技术供给从后发优势到后发劣势等，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三是国际比较，也就是通过发达国家的一般情况归纳作出判断，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下降。

这三种分析体系都是有问题的。第一，依据已有的经济数据，通过不同的方法来测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这个方法有不完善的方面。如前面指出，2010 年以后正是由于需求约束加强，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因此，基于这些实际经济数据进行的模型测算结果，会误将需求变化导致的经济增速下降，归结为要素供给水平下降的结果。会作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误判。

第二，从要素供给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确实对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有影响。但仍然是比较小的边际变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存量巨大，第七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还有8.94 亿人。目前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在4.4 亿人左右，农业劳动人口约8000 万人左右。农民工2.9 亿左右，还有7000 万左右的在校生。2021 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909 万，应届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500 万人左右。因此当前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这表明我国现在仍然有丰富的人力和人才资源。技术供给方面，2020 年，我国研发支出2.44 万亿，占名义GDP 的比重达到2.4%；2020 年有效注册专利超过1200 万件，高于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全部注册专利的总和。可以认为由市场引导的应用技术研发是非常活跃的，产业技术更新是普遍的。这表明，经过几十年的对外开放，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国已经形成了应用技术方面的供给能力。如果再考虑新型举国体制未来的潜力，对我国的技术要素供给能力必须要实事求是地判断。综合研判，我国目前的要素供给能力并未明显下降。

第三，使用国际比较，则必须要注意中国特殊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现代化所依靠的制度模式、发展模式和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国际比较，要特别注意样本的可比性，否则就可能犯错。中国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是发达国家当时所没有的，我国有6亿左右人口每人月收入在一千元左右。按照统计，2020 年最低收入20%的人，人均年收入7900 多元，每个月还不到1000 元。因此，中国发展的潜力和能量，不能和发达国家按照人均GDP 进入高收入国家时简单比较。不能因此误判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

综上，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在8%以上。当前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间，应在7.5%-8.5%之间。

加快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

针对三重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全面安排部署。三重压力主要源于国内大循环还没有全面畅通。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从供给端看，受运动式减碳等问题影响，在产业链、供应链中居于重要位置的能源和大宗原材料的生产和供给，受到较大冲击，形成了新的断点和堵点，制约了循环的畅通；从需求端看，外需和内需恢复不同步，投资、消费等内需增长比较缓慢，且存在下行压力，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并使国内大循环面临速度持续递减的风险。

充分释放生产和供给潜能，必须保证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动态畅通。中国当前仍然处于工业化持续较快推进阶段，从产业结构特征看，重化工业、重加工业等制造业，在工业中仍然占有较大比重。这就意味着还不能比照那些以服务业为主的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能源消耗指标；也不能为了减污降碳过度压缩两高（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生产。否则就可能阻断产业链、供应链的内在联系，形成断点和堵点。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我们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切实协调好减污降碳与畅通国内大循环、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关系。

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最关键的是要突破需求不足的制约。通过需求特别是内需的显著回暖，支持企业订单明显增加，营业收入明显增加，进而畅通资金循环，提振企业扩大生产投资的信心。进而促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需求扩大。这样就会使发展改善的需求占比明显提高，使社会生产活动普遍活跃，进而支持更充分的就业和民生改善。

中国有包括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和14 亿多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相联系，中国也有巨大的投资需求。要充分发挥好内需的巨大潜能，尽快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围绕扩大内需更好地形成合力。由于企业和居民都是顺周期行为特点，市场形势不好，企业会谨慎投资，居民会谨慎消费。因此，扩大内需必须充分发挥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必须通过提振政府投资，带动企业投资，带动就业和居民消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为此要着力抓好绘蓝图、补短板、强基础的工作。面向第二个百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保设施的水平要全面提高。在城市地下管网，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体系，大江大河水利治理体系；以及教育、医疗、卫生这些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等方面，都要高标准高水平起步，为第二个百年以及更长远的发展奠定高水平的基础。要通过多方面努力着力提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企业投资、带动就业和居民消费，使扩大内需效果显著增强。要抓紧做好长远发展规划，科学指导重大项目选择；通过发行专项债、长期建设债等形式，充分用好中国经济长期高成长的红利，既有效提振当前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又为长远发展奠定高水平基础。

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安排和部署，真抓实干，切实在扩大内需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由此，中国经济必将摆脱2010 年以来的增长下行周期，开启稳步回升向好的新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