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洁玲

◆摘  要：受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多呈现负面的形象，具有强烈的“他者”排斥意识。“他者”与“自我”在镜像中是相互对照的关系，中国自我形象的建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受到西方“他者”视域的影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背景下，世界理应倡导“他者”与“自我”的相互交融。通过分析中国的国家话语，本文从“他者”塑造的角度，为中国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话语权提建议。

◆关键词：国家话语;他者;中国故事;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形象

“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中均强调了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家话语权的要求。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中国的世界格局的不断扩大下，中华文明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此种情况下，提升中国国家话语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不仅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更是文化自信走世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途径。福柯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是与权力挂钩的，同时布尔迪厄强调话语意味着主体具有权利发声。国家话语权具有内外双重性，既涉及中国在“他者”前自身的形象塑造和主体性确立，也涉及国际“他者”对中国的角色定义。陈岳和丁章春指出国家话语权利向内发力指的是中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声;国家话语权力向外发力侧重的是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纵观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中国国家话语权虽有了一定程度提升，“但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不少差距”。同时，中国在国家话语权竞争中面临着不少挑战。有学者概括为“西方国家官方话语的排挤与打压”“西方媒体的歪曲与污蔑”“发展中国家的猜疑与不信任”“国际话语规则的制约与限制”“中国学术话语的缺位与乏力”五个障碍与挑战，归纳为内外、“自我”与“他者”两种立场。实际上，对于中国而言，“他者”指的是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为“他者”，国际话语的竞争隐含着“他者”的话语体系。

人类的思考方式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区隔，既表现在“你们”与“我们”、“南方”与“北方”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之中，也表现在“西方”与“东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方面。比如，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内容展现，看似是西方对东方的解读与认知，实际是西方预设的符码展现，包含着刻板印象。选材于中国《木兰辞》的迪士尼动画片《木兰》在再现“他者”形象时以美国文化价值体系为依据，投射出西方人自我主观认识的东方的权力话语，即西方人对东方的刻板印象。 “许多刻板印象都是由大众媒介带来的”，一方面媒介创造并维护了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人们通过媒介获知并形成刻板印象。媒介指的是传播信息与获取信息的一个载体，媒体、电影、图片等均可达到此种效果。它在国际话语的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通过媒介展现自我的话语权和通过媒介了解“他者”。因此，在中国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背景下，分析中国媒介在国际上的传播，发现中国国家话语权在国际格局中存在的问题，探究适合中国提升国家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十分重要。

一、“他者”文献综述

“他者”是任何形式外在于“自我”的存在，是相对于“自我”而言的一切人与事物。他者的最先应用是伴随着欧洲的知名扩张行为而产生，是相对于欧洲国家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产生的“自我”而言的概念。前期关于“他者”的研究角度主要采用殖民主义观点，后来“他者”的概念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被赋予新的含义。

柏拉图认为同者和他者是相互依存的，同者的定位取决于他者的存在，而他者的差异性也突出了同者的存在，实质上这里的“同者”便是“自我”的概念。“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研究强调“他者”是相对“自我”而存在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从主体出发，强调外界对主体的压抑;第二，从他者出发，强调他者在主体建构中的意义。在拉康的精神分析镜像理论中，自我与主我是关联在一起的，他认为“自我”的建构离不开“他者”这一参照物。镜像中的“他者”还可以区分为“大他者”和“小他者”，前者指的是日常生活的话语体系和文化认同，后者指的是与主体存在着真实性区隔的镜像;黑格尔和萨特在后殖民批评理论中均强调了“他者”对主体“自我意识”形成的重要作用，都认为主体与他者的基本关系是冲突;福柯则认为“他者”是处于被观看位置的话语对象，“自我”对“他者”的认识本质是“自我”規范“他者”的“理性独白”;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书中把女性定义为他者，并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对他者的探讨扩展到种族与国家领域，指出“若此者没有树立对照他者，根本不可能成为此者”。

提升国家话语，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塑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关系到国家自我的认知和国际社会他者对中国的认知评价。国内研究领域中，“他者”视域常常用以分析国家形象的建构，且多从他国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呈现来研究。南雨辰基于新加坡媒体网站“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题作了量化研究，指出《联合早报》网对中国“他者”形象的呈现受到中国自身发展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徐阳则分析了西方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发现西方会选择“正面信息负面传播”“选择性传播”“负面信息多次传播”等方式来建构中国负面形象;徐明华等人从谷歌新闻的中印两国雾霾议题呈现角度研究，认为西方媒体将中国视为比印度更值得关注的“他者”形象，并且把中国“幻想”成“问题他者”。从已有的“他者”视域研究发现，中国是西方凝视的一个对象，并且中国形象多被扭曲化呈现，体现出意识形态领域下的“敌意”。亨利认为，“我”与“他者”同一内在本质是移情，动情能够成为生命共同体的基础。实际上，他者与自我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转换，“东方”与“西方”是一个概念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他者”显然不再是“恶”的代表，“他者即恶”的意识形态解构民族认同和国家形象的呈现是单一的。“他者”是影响主体建构自我形象的一个因素，能够帮助或促使主体接受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以确定自身的位置，换言之，人们对自我的感觉取决于他人凝视。主客体的并置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共通性可能，或许能够为当代中国研究的范式重构提供新的路径。在解读“他者”对“自我”的呈现时，首先要立足于“自我”。因此，本文在探讨中国国家话语呈现时，倾向于从中国“自我”的角度出发，分析“自我”面向“他者”的传播和探讨国家话语中的“他者”定位。

二、他者陷阱：媒介话语的负面问题

新闻生产是通过符号来传递社会现实的活动，它的整个生产过程都渗透着他者化的形象再现，如新闻素材的选择、新闻话语的组织。既有的西方眼中的中国“他者”形象的学术研究表明，西方媒体在涉及中国事件的报道中主要以指责和呈现负面形象为主，例如指责中国“无自由”“无人权”或展示“中国威胁”的“他者”形象。西方“他者”形象的展现对中国社会的舆论场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社会可能会无意识地陷入西方塑造“他者”的镜像中。其陷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媒体对“他者”形象的反抗，对西方进行“污名化”或“负面建构化”;一是民间在探讨中国社会时使用“西式”话语，忽视中国自身的价值观与文化价值体系。

十八大五中全会，国家强调指出“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面对着西方媒体的恶意“他者化”形象，中国应通过各种媒介渠道进行“自我澄清”和“反抗”。正如中国传统俗话而言，“冤冤相报何时了”，若中国媒体若同样以“诋毁他者”角度出发，反而会激化国家间的矛盾与不满情绪。以人民日报国际视频号为例，它在国际抗疫期间发布了一条以语音文字为主的内容，“我突然发现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高素质、自律，一直吹捧的医疗福利，好像都成了笑话。面对灾难，真正能做到全民自律的只有中国;真正为全国人民承担医疗费用的也只有中国。”截至2020年5月9日，该视频的点赞量达1.1万，但人民日报国际视频号关闭了该条动态的评论区，人们无法进行评论。国际视频号是中国国家话语体系的表达，在呈现自我形象时参合对“他者”的恶性批评，对他国抗疫进行污名化，可能并不能达到衬托自身国家形象的效果，反而有损大国气质的形象。面对恶的“他者”，中国要注重自身的话语体系，以免自我陷入“他恶”的形象中。例如，中国积极支援国外抗疫的事件中，中央媒体可以采取“自我形象”塑造的方式来反抗外国媒体镜像下的“他塑”，展现中国积极抗疫和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形象。习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央媒体要走出去，參与国际传媒市场竞争，在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时，要实施本土化战略。中央媒体在呈现中国国家话语时，理应立足于自身形象的展现，避免人云亦云，受“他者”叙事的风格所影响。

另一方面，国家话语领域中人民的“错误表达”，一些从西方历史经验派生出来的事实与模式直接被应用在中国的问题分析上，无视了中国的背景与社会环境是否合适这一现实问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部分西方国家把病毒隐喻为“中国制造”，对中国进行强烈对排斥。2020年1月丹麦首先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封城，我们不需要戴口罩，因为这违反人权、违背自由精神！”西方在建构中国“他者”形象的话语体系中，自由成为抨击中国的万金油，折射出西方对中国的“排斥”与“抑制”。在国际舆论场域的长期映射中，中国的形象主要是由西方主流媒体塑造，话语权力无意识地渗透西方思维，西方固有的“霸权逻辑”深入媒介生态。受西方话语体系，如自由、民主等影响，中国社会出现一种现象：通过抨击中国体制以达到较强的舆论效果。这种情况较为常见的是民间舆论叙事场域，比如微信公众号文章“404”的空符号现象。当此种情况出现时，人们可能首先考虑的是国家限制言论自由，文章谈及了不恰当的言论，但“404”这一空符号的出现还可能与文章真实性有关。

“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形象的塑造除开要避免陷入西方“他者”塑造的陷阱，还要通过自身的走出去的方式，在国际舆论场域中塑造自己的形象。

三、他者防御：中国故事的自我传播

王铭铭认为，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存在着一种天下观的观念体系，同时包含了对自我和对他者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在不断增强，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也在增强。但受中国近百年屈辱历史所影响，中国人存在着“急需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心理状态，并且西方国家长期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也勾起了中国的“他者”防御心理。社会区隔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故事的自我传播，中国在讲述中国自身故事时不仅展现国家形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进行“他者”镜像呈现。上文提及人民日报国际视频号对西方国家进行匿名化的暗讽实质也是中国对他者防御心态的一种表现。

当下中国以爱国为题材的电影也越来越多，如《战狼》《我和我的祖国》《红海行动》等，爱国主义电影也成为中国故事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刘沛阳基于中国影片《战狼2》与英国影片《敦刻尔克》的对比分析，发现《战狼》在爱国主义的定位上对西方国家存在这不同程度上的消极或敌对印象，并且《敦刻尔克》在表达国家情感时比《战狼2》更为“温情”。中国故事的讲述与传播对内需要塑造家国情怀，对外需要塑造人性最为共通的情感。中国爱国主义题材电影的英雄人物的刻画，是一种宏观层面的国家叙事，个人英雄是为了衬托出国家集体的伟大形象，传递出强大的正能量。李林和姚书志认为，爱国电影应注重影片中人物的心理、人性的表达，塑造有些有肉的英雄人物形象，展示以人为本的国家精神。中国故事的传播对塑造中国的形象和提升国家话语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中国故事传播的效果直接影响到国家话语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习总书记在2016年2月座谈会上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

四、他者塑造：主客转换与交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基础。在国家话语权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主客转换的倡导理念。在他者视域的影响下，中国的国家话语应该立足于他者和侧重与他者交流，而不是单纯采取抵抗和防御的话语体系，主要有三个方面：他者叙述、他者对话、他者融合。

第一，重视外来视角，借用他者叙述的方式来传播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中央的同志要讲，而且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而且实际工作部门都要讲、各条战线都要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提出讲好故事要整合各类资源。除开中国自我讲述的叙事角度，他者的讲述也是讲好故事的重要方面。王鑫在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研究中指出，他者叙事的“新变”能够为自我讲述提供契机，两者是讲述中国故事的两个维度。在国际传播中，“以我为主”的“自我澄清”和“他者塑造”同样重要。例如，随着中外学生的交流机会的扩大，中国可以在高校教育中征集或倡导在中国的留学生讲述其自身的留学经历。从自我叙述转换到他者叙事，这样的方式对于国际而言更有亲切感，能够在互动中建立中国形象。

第二，重视与他者对话，立足于人的共性，以情动人。“虽然民族文化的差异很大，但核心部分是相互重叠的，这些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都是敞开的，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在自我与他者的交流中，情感与人的身体体验是无国界的，并不存在着社会区隔。电影《刮痧》讲述的是在美国的中国青年许大同的儿子因被爷爷刮痧留下的痕迹被美国控告“虐待罪”，影片中许大同面临了夫妻分居、失去工作等困境，但影片最后通过身体实践与情感展现跨越了文化的障碍——律师自己是体验了刮痧，从自身身体实践经历来向美国法官证明刮痧并不是虐待儿童，而是中国古代的治疗手段，这部电影反映出中国与他国之间必然存在着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差异，但是通过交流，自我与他者能够达到互相理解与包容的境界。

第三，探索适合中国的国家话语体系文本，注重自我与他者的统一性而不是二元对立性。自我与他者同属在一个系统内，只有在两者的互动对话中才能建构一个系统化的世界。在建构人类多元共生的语境下，应该要注入兼容“他者”的世界主义气概，尊重差异化和多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统治阶级总通过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以维护自身利益的合法性。面对着西方将自身价值强加在他国身上的情况，中国要学会巧用国家话语，将自我和他者结合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所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国在建构国家话语时将自我与他者相结合，有助于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

姜智芹在研究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指出，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套话反映出西方人的贪婪与恐惧，倡导西方要意识到东方“他者”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尊重东方的自身话语权。但在中国国际话语传播中，中国无法要求西方国家与中国达成意识，首先需要从自我做起——讲好中国故事，向西方传导东方国家的历史故事和社会现实，提高国际话语权。“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说。

作者简介

陳洁玲，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9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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