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静 邓玉龙

摘要：在数字化生存中，社会行为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被重构。部分接触性的社会交往逐渐被非接触性的网络交往所取代，基于数字化的远程在场方式成为新的个体行为的基础。然而，算法这一刚性结构的中介，在给数据生活带来高效便利的同时也使数据生活更加“单向度”。算法控制了真实主体在数字化中出场的门槛，同时也控制了数据主体自我建构的过程，其模型化思考方式对情境化经验和人柔性属性的排除，是对数据生活加以批判性反思的立足之点。平台作为数字化生存的连接基础，也是算法构建数据生活的基础设施。平台通过算法技术实现宰制和垄断，形成“大他者”式的权力体系。对数字化生存的窥探，必须要从对数据及其建构的批判性反思开始。

关键词：数据;单向度;数据主体;主体际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21）06006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德勒兹资本批判视域下的西方平台资本主义研究”（20BZX011）

作者简介：吴静，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邓玉龙，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面对生活的全面数字化，不管是单纯的乐观，还是恐惑参半，都无法否认从个体存在形式到社会行为以及社会交往等诸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社会治理模式也在向着数字化方向发展。大卫·哈维对这种变化给予了极高的历史评价，认为在疫情防控下非接触性的网络交往逐渐取代部分接触性的社会交往，将会导致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英]大卫·哈维：《新冠时代的反资本主义政治》，2020年3月20日，https：//mp.weixin.qq.com/s/byeZnMxXjNFt_5HNffN1zw，2021年6月3日。而与此相反，阿甘本则极度不认可“保持社交距离”的新型交往方式，对前疫情时代的“邻人”状态倾注了无限留恋，他只认可“当前的紧急卫生事态可以被视作一间实验室，用以研究施加于人类的新型政治与社会规划模式。”[意]乔吉奥·阿甘本：《论社交距离》，2020年4月6日，https：//mp.weixin.qq.com/s/0w6ZAjIZh2ehhpqRbeCYDw，2021年6月3日。当数字化成为时代发展的主要推手，全面渗透进生活领域，人们在一夜之间被迫突然面对数字化时代的几乎所有问题和利好。狂飙突进的数字化大潮中，算法建构起主体的数字化存在方式，掌握算法技术的平台和普通用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主体际落差。如何看待数字化世界中出场的数据主体？如何分析信息（技术）鸿沟带来的主体际落差？必须要从数据及其建构谈起。

二、朝向单向度的数据生活建构

数据生活并不是由数据简单地堆砌而成，数据不会自然地产生信息。从零散、无意义的数据到建构起高效、便利的数据生活之间，存在着对数据进行筛选、提取、分析、建构等环节。“数据结构是构造计算机算法的基础。”[美]乌迪·曼博：《算法引论——一种创造性方法》，黄林鹏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44页。算法依赖于数组、链表、树、散列、图等基本数据结构，数据结构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可以是一维的也可以是多维的，但建构数据结构的过程不是自然化或自动化的过程，大量数据冗余需要被清理，有效数据被组织成算法可用的标准化数据，才可以被进一步分析。从存在论意义上而言，数据是（拉康理论中的）“真实之物”（das Ding），它存在于实在界之中，但不是实在界本身。拉康指认“真实之物”存在于意识、语言之外，既不可被想象，也不可被象征，但同时又是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动力之源，处于实在界之中的“真实之物”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性存在。拉康把“真实之物”形容为：“在表象的层面说，物并不是什么也没有，它事实上只是不在。它的特征就是它的不在场、它的陌生性”。Lacan J.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Ⅶ，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2，p.63.数据恰恰就是这样悖论性存在的“真实之物”，“数据真正的意义不取决于它的来源方式或本身，而取决于将它与其他数据联系起来的意义承载模型。”吴静：《算法为王：大数据时代“看不见的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7-12页。数据所能表达的信息和意义必须借由算法来实现。未经算法处理的数据本质上构成了一种悖论：它是一个有的无，一个存在的非存在，一个不可能的可能。当主体体验到它的时候，它仅以表象的方式出场却不在场;当它在场的时候，脱离了任何表象的方式，主体无法认识到它，仅能通过结果回溯的方式来把握它。

作为“真实之物”的数据无法直接认识，依赖于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算法算法实际上是数据使用的问题式，它决定了数据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信息。具体可参见拙作《算法为王：大数据时代“看不见的手”》。——来进行筛选、提取、分析、建构。算法处理过的数据已不是孤立、零散、无意义的原初数据，而是可认识的数据，这种可被认识是象征、建构的结果。算法不是中立的，它总是基于某种使用目的被创造，算法设计者预设了数据可被使用的目的。信息和意义没有办法从不具有直接可读性的原初数据中读取，必须经由被设计出来的算法进行解读。换言之，数据意义的生成取决于算法，因而从根本上取决于算法设计的初衷和算法设计者对问题的理解。算法设计者决定了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决定了哪些是数据冗余、哪些是有效数据，并最终决定了所呈现出来的信息。拉康用象征界的各种象征符号的组织来指称对实在界不可认识之物的缝合功能，算法也是作为象征界的一种语言符号系统，对实在界孤立、零散、无意义的数据进行了缝合，建构出了最终的意义，它使得数据不再是随机、无关联、任意的彼在，而是一种可以被分析、可以得出信息的此在。实在界的彼在作为不可达到的彼岸而存在，它映射在象征界中可被描述的此在，拉康如此形容这种映射的作用：“这些象征符号是从能指与所指的分节连接——即语言结构本身的对等者——出发来起作用的。”[法]雅克·拉康：《父亲的姓名》，黄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0页。此处拉康借用了语言学中的“能指”与“所指”概念，因为实在界是一个绝对不可到达和绝对的裂缝，所以必须要借由象征系统（语言符号）来描述和缝合，才得以作为客观世界的一部分被经验所把握。算法语言中的所指是基于能指筛选的有效数据，并且由于算法预设了能指所表达的方向，有效数据与数据冗余之间的对立就由预设目的而决定，数据之间的关联性也由预设目的而决定。但是，算法这一特殊的语言符号却颠倒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与传统的语言符号不同，算法语言缝合的目的并不是来自所指，而是来自预设的目的，它的功能源于创造者想要得到哪一方面的信息。尽管拉康指出了象征界的象征符号最终要向实在界返回，任何象征系统对“真实之物”的描述都会留下剩余，是回到实在界再进行一次象征化的动力之源。算法显然已经溢出了拉康这一表述，算法的动力之源不再来自实在界，而是来自创造者的预设目的，是否再次象征化、如何进行象征化都取决于预设目的。这种向实在界返回的断裂，决定了算法不再有绝对的大外部——实在界不再构成它绝对的、无法描述的大外部，而被算法排除在外的是数据冗余、无效关联，有效数据和数据冗余之间的界限是刚性的、绝对的，符合算法目的的数据关联性和不符合算法目的的無效关联性之间的界限也是刚性的、绝对的，但数据冗余、无效关联性不再像实在界一样会溢出算法语言的描述，被排除的绝对性构成了那道“叹息之墙”。

算法的人为特征使得数据本身意味着有被无限建构的可能性空间，数据生活本身也指向一个无限可能性的生活解读——算法赋予数据不同的目的造就了形式各异的数据生活。然而，算法的解读本身并不意味着对真实的准确再现，其反映的只是数据之间的相关程度，其建构的数据生活本身是一个概率。当算法掌握了数据提取和解释的权力，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权力对真实的凝视。福柯认为，现代医学体系是将人体作为权力的对象和目标来操纵、塑造、规训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55页。现代医学体系对人体形成了一种具体的、精细的干预模式，树立了一种理想的、正常的人体标准（例如士兵的身体），使用一整套技术方法将人体塑造成为符合这种标准的产物，而无法接受或符合这种标准的个体（例如麻风病人、疯癫病人）就被排除在社会之外。“这种严格区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又是一种精神上的重新整合。”[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第10页。这种严格的区分，是现代医学体系对肉体和灵魂的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个体的生命必须要接受这种权力的规训才能成为社会意义上的主体。而这与数字化的权力几乎是同构关系，算法作为数据的外在暴力，使数字化成为单一的标准模式，数字化存在代替了人的真实存在。

马尔库塞对工业社会意识形态和现代性现象的诊断并不是什么新鲜话语。但是，大数据时代基于算法建构起来的数据生活，使得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在数字化时代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非接触性网络交往对接触性社会交往的逐渐取代，更是加速了社会生活的“单向度”趋向。不符合算法目的的数据冗余、无效关联性被排除在数据生活之外，数据生活的界限也变得刚性而绝对。促使数据生活发展的原因在于它所带来的高效和便利，然而这种单向度正如马尔库塞批判的那样不合理：“它那在广阔范围内促进了效率和进步的合理性，其自身就是不合理的。”[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5页。这种单向度“暴力性”地强迫着人们进入一个算法法则规定的生活方式，因其本身排他性的单向度而体现着暴力——不允许人们采取（甚至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其本质因“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2页。而被掩盖，并导致了“一种新型的顺从主义”。当人们享受数据生活所带来便利的同时，忽视了被算法排除在外的部分，从而因其技术进步、生产效益的幌子而顺从了这一单向化的过程。技术对生活领域的扩散和渗透，使得技术合理性成为经济合理性、政治合理性、文化合理性的根基，从此算法技术建构了符合自身需求的意识形态。算法成为具有决定权的力量，非数字化的生活被排除在外，算法有效地窒息了任何对非数字化的要求。经由算法这一刚性结构中介的存在方式，成为人们唯一的“自由”选择。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有码走遍天下，无码寸步难行。有两个案例值得反思：杭州市卫健委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码知健”的渐变色健康码设计思路，主要是综合个人的病历、体检等数据，甚至包含了生活方式的数据，建立健康数据排行榜，通过大数据对个人和群体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价;苏州市推出全国首创的“文明码”，文明积分等级高的市民将会优先享受工作、生活、就业、学习、娱乐的便利，而文明指数低于下限的人员将会受到警示和惩戒。尽管这两个案例皆因遭到广泛的抗议而胎死腹中，但是这种潜藏在合理性中的不合理，正是对数据生活加以批判性反思的立足之点。一个值得被继续追问的问题产生了：算法提供的模型是否足以拥有对真实生活全方位的评价能力？

社会生活数字化带来的利好是毋庸置疑的，但数字化是否意味着纯粹客观和科学却是一个值得思量的问题。在数字化狂飙突进的进程中保持清醒，批判性地反思高效便利表象下的内在矛盾，却是极为重要的。马尔库塞用“潜化”一词来形容发达工业社会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在数据生活中，“潜化”的作用方式完成了向数字化的演进，最关键的环节就在于算法。算法逻辑“潜化”为人内心的自我逻辑，单向度的社会生活“潜化”为内心的自由选择。算法中介、数字化本是符合算法技术逻辑成立生效的假设，在与技术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影响下，这一假设不断重复以至于形成定义和命令。算法所垄断的社会秩序，拒斥了任何反对其“意识形态把个人询唤为主体”[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64页。的行为，主体必须以数字化的存在方式出场。也就是说，算法的力量也在“潜化”地影响着对数字化的抗拒，算法拒斥了一切不被数字化的可能。在算法建构的“自由世界”里运转的机制是自由的，超越这一模式的自由选择都是不被允许的。这是以算法为中心的极权主义逻辑，主体的自由被迫让位于算法的自由，主体的存在方式必须符合算法这一单向度。算法所建构的数据生活的内在矛盾在此显現：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合理性之中。技术进步带来的利好超出了其自身合理性的领域，限制自身的合理性，其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单向度反而抑制了主体的自由发展。那么，算法建构的数据生活合理性究竟何在？

三、生命政治维度下的数字符号秩序

算法创造的数据之间的关联性，使得本不连贯的数据构成对连贯性的经验现实的表征甚至替代。算法的规则构成了数据生活的规则，也建构了数据生活中的主体。在数据生活中，真实的主体是匿名的，而以数据主体的形象出场。根据算法调取的数据不同，不同的数据主体形象显现在数据生活中。数据主体是功能性的，它伴随着不同功能的算法而被建构，同时又具有多重可能性，它依据不同算法建立不同关联性而具有被建构的开放性空间。同一个体可以同时具有多重数据主体，这全部依赖于建构数据主体的算法的功能作用，算法控制了具有连贯性的主体自我建构过程。

生活在数据生活中的主体，实现的是算法建立的象征符号秩序。如果主体排斥、违反这一象征秩序，也就是拉康所形容的“主体由于无法以一种活生生的方式实现象征符号的秩序，他就实现各种无序之像”，[法]雅克·拉康：《父亲的姓名》，第25页。那么实现“无序之像”的主体必然会被排除在“有序”的数据生活之外。算法语言之所以具有“排除”的权力，在于“这一中介性言语在这一基本方面并不是不折不扣的中介性的……它不但构成这种中介，而且构成现实本身”。[法]雅克·拉康：《父亲的姓名》，第29页。算法并不仅仅是一种象征符号秩序，它直接架构了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人，构成了数据生活的门槛。社会生活的门槛和“排除”的权力，构成了生命政治学的理论焦点。阿甘本从词源学的意义上区分了两个希腊语单词“zoē”和“bios”，前者指称赤裸生命的存在，后者指称人作为有独立自我意识的群体的生存方式，即社会生活的存在。生命政治的话语指认出，原初的赤裸生命被纳入政治领域才有了作为群体生活的存在方式，即一种“纳入性地排除”，[意]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1页。这意味着赤裸生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动地或主动地对自我进行建构，政治性身体建构的完成才意味着进入社会生活。生命政治学对“纳入性地排除”的研究，让人们惊觉：在数据生活中算法正是这一过程的具象化形式，正是数据主体的建立才意味着个体真正获得主体身份进入社会生活领域，不符合数据生活秩序的部分则成为“纳入性地排除”中被排除的部分。拉康也同样指认出一个具有连贯性的统一自我并不是先在的，而是发展生成的。算法在连贯性的自我形成中，通过建构的数据主体完成了对原初主体的俘获，完成了对主体建构过程的控制。拉康如此描述象征界对主体建构的影响：“一种现实中介的可能性主要借助于如下角色就开启了，这一角色通过与主体的关系体现一种超越的角色，换言之，体现一种控制之像;而借助于这种控制之像，主体的欲望及其实现能够象征地得到实现。”[法]雅克·拉康：《父亲的姓名》，第32页。换而言之，算法“控制”了主体的纳入或是排除，“控制”了主体社会身份的建构过程，“控制”了数据生活的秩序和门槛。

生命政治学强调了外在的社会结构对建构主体的要求，精神分析则侧重于一个连贯性的主体的自我建构是对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反映，两者同样指认出数据主体和真实主体之间的距离。算法所造成的这种疏离并不是无立场的，而是伴随着对算法预设的目的的。

一方面，算法需要的不是真实的身体，而是符号化的身体，一种去情境化、去复杂性、抽象的身体。真实主体的缺席意味着代替其出场的是数据主体，而数据主体并不来自对真实主体的映射，而是来自被分析、可提取信息的要求。前文说到算法颠倒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能指的目的不再来自对所指的描述，描述变为符合能指预设目的的一种行为，同样当数据主体并不以映射真实主体而出场时，其目的则是为了符合数据生活的要求。可以看到这种抽象性的符号身体对真实身体的湮没，例如健康码的使用。健康码所筛选的条件并不依照于个体具象的生活经历——是否真实地接触过感染者，而是依照于一个抽象的区域——某一城市或者某一区县是否为感染的高风险地区。于是，可以看到一个悖论：尽管一个人不是感染者，但TA的健康码可能是红色的;尽管一个人的健康码是绿色的，但TA不一定是未感染者。健康码和健康之间并不是等同的关系，不是对个体真实健康状况的映射，只是为了防控疫情和社会运行的需要所采用的一种概率管理方式。借此可以看出，数据身体的建构来自作为悬设目的的需要，并不来自真实身体，而算法对抽象性符号的要求，决定了其必然对主体的经验生活进行去情境化。

另一方面，算法的模型优先法也同样决定了数据化主体形象无法完成对真实主体的完整映射，其抽象化的相关性确定排除了属人的柔性属性和经验现象的不同文化内涵。属人的柔性属性是与工具理性相对的一个范畴，包含了人类在各种情境下具有的人性的厚度。克里斯蒂安·马兹比尔格将算法所运用的数据定义为“薄数据”（thin data）——“剔除了情景的数字”，Madsbjerg C，Sensemaking： The Power of the Humanities in the Age of the Algorithm，New York： Hachette Books，2017，p.63.而像包含了情绪等经验性内容的“厚数据”（thick data）才能展现文化所具有的厚度。算法的运行规则来自形式逻辑，输入的数据按照形式逻辑的分析、计算得出最终的信息，但是社会生活并不单纯只有形式逻辑的一面，主体也并不会时时刻刻按照理性逻辑行事，理性逻辑不是主体的全部，也不可能满足社会生活的全部需要。然而，算法刚性的边界会把数据冗余和无效联系排除在数据身体的建构之外，被排除的既包含了人性中超出理性之外的抉择——主体不可预知的创造性、偶然性、意外性，也包含了无法符合、适应算法运行要求的弱势群体——无法操作数字化产品而获得数据身份的主体。在算法追求的理性、高效之外的，是使得社会生活更具人性化的部分;在算法追求的抽象化、精确化的数据生活之外的，是更具人文关怀的社会生活。

算法建构的数据世界实际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空间，它打破了以往象征界社会生活向实在界的真实返回的惯性，真实生活不再溢出数据生活，完全被涵盖其中。算法设计的目的指向计算机能够理解运行的程序，算法分析中“重要的一步就是确定该算法将需要多少诸如时间或空间等资源量的问题”，[美]马克·艾伦·维斯：《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C语言描述》，冯舜玺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11页。本质上是一种机器或者工具理性的逻辑。算法预设了不再向真实生活的返回，数据生活完成了一套符合“机器控制主义”（instrumentarianism）[美]肖莎娜·祖博夫：《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下卷）：机器控制力量》，溫泽元等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第605页。逻辑的自洽系统，拒斥了任何被排斥在数据生活之外的“事件”的刺破。可以说，算法构成了一种与齐泽克的“事件”（event）相悖的“逆事件”（anti-event）。齐泽克强调，“事件”是对既有稳定结构的破坏，即真实之物对象征结构的破坏，当真实界溢出并摧毁了现实生活之后，它造成的分裂和创伤会促使现实生活再次建构。“事件”的出现既毫无起因也毫无征兆，没有稳定的事物作为基础，是对因果逻辑链条的打破，是“超出了原因的结果”。[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4页。齐泽克对“事件”的阐发遵循着拉康精神分析的传统，是实在界对象征界的溢出，只能在事后通过结果来认识“事件”，并通过结果回溯的方式为“事件”设立原因。然而，原初数据尽管作为真实界的“真实之物”出场，但是算法颠倒了能指和所指的作用方式，禁止了实在界的溢出作用，算法所降下的铁幕阻隔了任何对其结构破坏的可能，预设目的作为算法的原因不再需要从结果回溯原因，而是原因预设了结果，算法的作用方式恰恰和“事件”相悖。因此，数据生活丧失了外部性和边界性，他者在这里缺位了。尽管数据冗余和无效关联构成了算法的他者，但是算法在有效数据和数据冗余、有效关联和无效关联之间设立的“叹息之墙”，使得数据冗余和无效关联对数据生活无法造成任何溢出的威胁，数据生活由此成为有外部的无外部、有边界的无边界。数据生活更需要的是为算法创造一种“事件”，为数据生活确立外部和边界，能够对数据生活进行更多的反思，让数据生活不再成为主体唯一的、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使社会生活更加多样化和人性化。于是，可以看到经过改进的健康码越来越向个体具象化生活靠近，从一开始以省、市范围划定健康码颜色，到以街道、小区范围划定健康码颜色;在火车站、医院除了设有刷健康码通过的闸机，也有为无法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体提供的人工通道;在疫情反复的冬天，上海采取更加人性化的防控措施，不仅更关注个体差异化的需求，而且还为不会熟练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推出了“长者专版”APP。对数据生活反思的目的，不是排斥和反对数据生活，而是在追求高效的数据生活之外，为数据生活确立边界，给主体更多样化的选择空间，对弱势群体更显温暖和包容。

四、数据权力重构主体际落差

必须承认，个体获得数字信息和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不同，因此在数据生活中不同个体之间存在运用数字化产品能力的主体际落差。数据生活是高度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依赖于不断加速发展的技术层面的支撑。由于存在着一定的技术门槛，对数字化技术的掌握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能够熟练操作数字化产品的群体与不能熟练操作的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数据生活的社会生态系统只针对能够熟悉这种生活的群体开放，不能够熟练掌握数字化软硬件设施的群体被拒斥在了数据生活之外。由数字技术社会化塑造的数据生活门槛，塑造了一种社会标准，其本身构成了一种权力，在这种权力的重构下，所有个体要么选择被迫适应数字化的生存方式，要么就被社会生活排斥在外。在全面数字化的社会中，技术掌握上的差距演变为社会权利上的差距，部分群体能够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各种利好和社会权利，无法适应数据生活的群体只能处处碰壁，丧失各种社会权利。数据生活中权利的落差，是数据权力重构主体际落差的结果，个体之间的数字鸿沟演化成为权利的不对称。但是，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主体际落差，不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而仍然是福柯意义上的设立社会标准的话语权问题的又一次上演。数据权力设立的社会标准造就了符合标准的群体和不符合标准的群体之间主体际的落差，然而这一社会标准的设立是以技术进步为唯一逻辑的，其设立的合理性是对数据生活种种现象反思的立足之处。

在平台和普通用户之间，存在着信息（技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普通用户大多不懂得产品背后处理海量数据的算法逻辑，只有平台才具有处理数据的能力，其中间环节存在着“算法黑箱”现象。由于社会的技术分工和技术本身存在的门槛，普通用户既不清楚算法的目的和意图，也无法对算法设计进行评判和监督，算法设计和使用的权力完全由平台掌控。权力不对称看似只是技术分工的结果，但正如阿尔都塞分析的那样：“劳动的纯‘技术’分工，只不过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分工——即作为阶级分工结果的社会分工——的伪装”，[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第109页。技术本身就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力。阿尔都塞在这里想指认的是，纯粹技术性的分工掩盖了其背后的“权威上的等级关系”。在数据生活中，“等级关系”体现为数据使用者对数据贡献者的技术垄断和支配关系。平台正是形成技术垄断和支配关系的关键，平台加大了对普通用户的宰制。平台资本主义作为“总体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互联网媒介社会推向垄断，不断扩展蚕食原先非资本化的领域。具体可参见拙作《总体吸纳：数字平台模式下的新特征》。数据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模式并不能有效地提取和使用这一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在网络技术的发展下，大量潜在的数据被开辟出来，尤其是后福特制的生产指向了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精益化生产，迫切需要全新的商业模式提取、处理这些数据，平台模式就应运而生。斯尔尼塞克在《平台资本主义》中指出，进入20世纪后平台成为新的商业生产模式，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心转移到能够提取和控制大量数据的平台上，并由此形成新的垄断。“平台通常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而产生，并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日益增加的数据量。”[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9页。平台模式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公司融入平台的生产模式，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完成了数字化转型。那么值得追问的是：平台是资本主义经济变革的产物，那么平台盛行的背后资本是如何利用平台这一权力的呢？

数字化带来快速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另一面是平台对数据资源的垄断。数据是平台进行生产的原材料，用户在平台上的活动是这一原材料的天然来源，平台根据自身的需要，通过算法对数据原材料进行提取、分析并以各种方式使用之。用户作为数据原材料的贡献者，既不占有自身活动所产生的数据，也不掌握可以建构数据各种使用方式的算法技术。无论原材料（数据）抑或生产技术（算法）都为平台所独占、垄断。平台具有的特性是共享性：使用平台的用户越多，平台的价值就越大;平台能够提取的数据量越大，其产生的使用途径就越多。这意味着平台谋求将越来越多的用户捆绑进其生态系统，以便攫取更大量的数据。表象上，去中心化和开放性是平台的主要特征，但实际上，平台作为社会资源整合的基础，成为剥削的新型数字化技术手段。在数字化的进程中，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成为新型的价值增殖模式，以数据为原材料，以算法为技术手段，以平台为基础设施，通过用户无偿的数字劳动，将数据的价值占为己有。平台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深刻影响着数字化时代的劳动结构和社会结构。平台不再扮演开放性中介的角色，而是市场中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仅通过数据库和服务器实现对数据的垄断，并且控制着生产与市场的游戏规则。

各类“大数据杀熟”案例就是其生动的体现：复旦大学孙金云副教授在调研报告中验证了“苹果税”的存在，苹果手机的用户被价格更高的舒适型车辆接单的比例是非苹果手机用户的三倍，在打车优惠上苹果手机用户获得的优惠明显低于非苹果手机用户;《人民日报》也曝光了在线旅游平台存在“机票价格越搜越贵、酒店起价越看越高”现象……相比早期的“大数据杀熟”依靠算法判断熟客卖高价，现在的“大数据杀熟”由于算法快速迭代和对消费者个人数据的全方位收集，转向基于个人信息的差异化定价。各类平台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采集大数据、分析消费者使用习惯、改进平台算法，对用户进行画像分析，从而达成“大数据杀熟”的目的。买卖双方拥有数据量的差异和利用算法能力的差异，造就了信息（技术）不对称，而正是信息（技术）不对称让用户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资本利用自身优势地位进行牟利。

资本比任何主体都更敏锐地察觉到权力不对称的存在，权力的等级关系更能保障资本的利益。肖莎娜·祖博夫在《監控资本主义时代》中指认了这种新型的主体际权力落差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大他者”的权力体系，“具有觉知、拥有计算能力、相互连结的傀儡，能够转换、监控、计算、修正人类行为;大他者结合了这些探知与执行的功能，实现了遍布各处、前所未闻的行为修正手段。”[美]肖莎娜·祖博夫：《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下卷）：机器控制力量》，第636页。当资本掌握了权力，架构起主体际关系，前资本主义式的主体际关系就被资本所摧毁，并建立起剥削与被剥削的主体际关系。并且伴随着资本的发展，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越来越隐蔽，大工业时代是通过利润掩盖了剩余价值的事实，大数据时代则是通过个性化、私人订制、用户利益等名词来掩盖权力不对称的事实。在资本通过平台侵蚀的全部数据生活中，数据使用者和数据贡献者之间存在算法黑箱，使得用户所享受的数据生活的便利性掩盖了事实上数据的无偿占有、数据价值的随意攫取。与公权力所能保障的数据所有权的公有和最终利益的共享不同，资本甚至无须经过数据贡献者的许可就可以将数据私有化，并作用于用户，独享最终的利益。央视“3·15”晚会曝光了科勒卫浴、宝马、MaxMara商店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采集客户信息，从而实施精准互动营销，针对新老顾客的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其关键就在于采集顾客的数据无须告知顾客、无须获得顾客授权，商家就可以将顾客的数据和个人信息占为己有，并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处理为自身的牟利行为服务。如果不明晰资本的边界，不规制数据的使用，那么权力不对称在资本逐利性的助推下，会使得主体间的裂缝更加扩张，数据贡献者受数据使用者权力更全面的宰制，数据生活中主体际的落差也就越大。

平台背后是资本的驱动，而资本架构主体际关系的影响还涉及时间性的因素——持存。拉康指认主体一旦参与到人类关系的领域中，人类关系的时间性构成问题就必须得到重视。“当对象不在那里时，这就是处于其时间之中、与其自身相分离的、具体化了的对象，而且，由于这一对象与其自身相分离，它对你们来说总是能够以某种方式在场。”[法]雅克·拉康：《父亲的姓名》，第34页。换句话说，在数据生活中，资本并不是时时刻刻以本真的面貌出场，它的在场借助于各种具象化的方式，通过具象化的方式完成资本的牟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分离，资本得以在时间中持存，它不出场但又时时在场。尽管拉康接下来想得出的结论是一切像人类一样的东西在某种永恒性中持存，即人类自身在某种永恒性中持存。但是当资本操控了算法的趋向时，象征符号成为资本的象征符号时，取代人类的特性在永恒性中持存的是资本的逻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蒂格勒抵触“第三持存”（rétentions tertiaires）的概念，第三持存是对“滞留有限性的超越”，[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16页。是以记忆外部的技术作为载体对记忆持存的物质性记录。也就是说，资本成为主宰记忆的力量，成为永恒持存的存在。斯蒂格勒借此批判了资本主义通过自身在时间性上宰制的力量征服主体，让主体潜移默化地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唤问”，成为资本所希望塑形而成的客体。也正是因为资本的持存，使得这种宰制无孔不入、随心所欲。斯蒂格勒最终非常悲观地认为，当资本掌控了时间的力量，主体就被剥夺了一切知识，剥削本质是对全部知识（技能）的剥夺，造成了知识的绝对贫乏。[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49页。当资本得以通过技术手段掌控数字记忆时，那么谁在讲述事实？

五、结语

全面数字化为人类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算法對数据的建构过程把不符合算法目的的数据冗余和数据关联性都排除在外，算法对情境化的漠视和对属人的柔性属性的排除是刚性的、绝对的，在算法构建的数据生活中主体被裹挟着接受了这种单向度的生活。如何更人性化地包容数据生活和数据主体之外的剩余，在数字化和非数字化之间保持平衡？如何限制资本通过平台利用主体际的落差对普通用户的剥削和宰制？当数字化生存意味着算法逻辑和资本逻辑对人本逻辑的消弭时，如何迎向数字化的未来是必须要被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责任编辑：李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