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隆 马 文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卓尼贡巴寺建成于清光绪年间，在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中是历史较短的一座寺院。 但该寺规模之大、僧侣之多，在甘南地区仅次于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而所处之地自然环境之优美，则较拉卜楞寺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具特色的是，贡巴寺是安多藏区唯一一座由清朝政府出资创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名刹，光绪帝御赐“万寿寺”寺名，寺内长期供奉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长生牌位，故有皇家寺院之称。 该寺的创建者第一代活佛棍噶扎拉参，与一般寺院高僧活佛的发展道路不同，他不是走研读佛经、攻取学位、梵封名号、毕生致力于弘扬佛法的途径， 而是以游方僧的身份在新疆带兵，为边疆地区的稳定而东征西讨，为清朝收复新疆做出过重要贡献，因军功而获得朝廷赐封的察罕呼图克图名号，是一位具有高度爱国精神与国家认同感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

考察贡巴寺的创建历史及其相关问题，对于认识与弘扬甘南藏族的爱国精神与国家认同感，对于进一步推动甘南汉、藏等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对于当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贡巴寺院坐落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车巴沟河畔高地上。 车巴沟河是洮河支流之一，多条清澈的溪水从雪山上流下，汇集成车巴沟河，在河谷中曲折迂回，绵延百余里，向北汇入洮河。 河谷两面群山叠嶂，松、柏参天，灌木丛生，河边绿草遍野，鲜花朵朵，有如绒毯，风景极为优美。 丛林中生有熊、苏门羚、岩羊、马鹿、山豹、蓝马鸡、雉鸡等多种动物。 20 世纪20 年代，美国生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在当地考察，称赞这里是动植物王国。 在这种自然生态环境中生活的藏族人以健壮俊美著称，当地尼巴乡有不少百岁老人，被称为长寿村。 居住在车巴沟各村落的藏族人笃信藏传佛教，但在贡巴寺建立之前，当地只有一些被称为静修院的小寺院。

贡巴寺的创建者棍噶扎拉参出生在车巴沟刀告乡石矿村（意为木头多）普通藏族家庭。 其父名才旺瑙布，母名南娟措，他俩生有三子四女。①棍噶扎拉参出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 年），又名罗藏丹弼望舒克，十三世达赖喇嘛梵赐名嘉穆巴图多普。［1］清朝赐封察罕呼图克图号，察罕蒙古语意为白色，呼图克图蒙古语意为有寿者、有福者。 贡巴寺及其属寺尊棍噶扎拉参为第一世活佛， 称第一世喇嘛噶绕，今贡巴寺活佛为第五世喇嘛噶绕。

棍噶扎拉参自幼在卓尼的夏卧地方出家，为他授沙弥戒的楚丞达吉是一位具有格西学位、能“演说显密百种大论”的当地高僧。 在出家之前棍噶扎拉参曾拜师学习过一些藏文书法并接触到佛教经典、仪轨和活动程序。②他跟随楚丞达吉学习的时间并不长，13 岁时他就离开寺院加入了卓尼僧人外出化缘的团队，开始了前往西蒙古部落做法事结善缘的活动。

清代，卓尼涌现出了不少精研佛学、造诣高深、名扬藏区的高僧。 他们大都是先在本地寺院中学经，然后赴西藏著名寺院中学习，取得学位后在西藏大寺院中任教职， 甚至出任达赖喇嘛的经师，担任西藏地方的摄政。 如拉萨甘丹寺第二十九任赤巴曲聂札巴、第四十五世赤巴粗臣达尔吉、第四十九任赤巴罗桑达尔吉等，都出生于卓尼境内。 西藏四大林之一的策墨林活佛系统也源于卓尼：第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出生于今卓尼县洮砚乡，在西藏色拉寺取得格西学位，后在京师雍和宫任法台，受到乾隆帝器重， 派赴西藏担任摄政和达赖喇嘛经师，开创了策墨林活佛系统；第二世策墨林楚臣嘉措出生于今卓尼县柳林镇， 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后受到册封，迎请到西藏入色拉寺学经，两度出任摄政，并担任达赖喇嘛经师；三世策墨林罗桑坚赞出生于今卓尼县城附近唐嘎川地方，在禅定寺坐床，成年后赴西藏色拉寺学经多年，考取格西学位，也曾两次受命出任摄政；四世策墨林凯珠嘉措出生于今卓尼县城附近奤盖村，时已民国，他在禅定寺学经，以后也赴西藏色拉寺进一步深造，也考取格西学位，他于1948 年圆寂。③

然而，藏族出家为僧学经者人数众多，但最终能够取得格西学位，跻身高级僧侣阶层，成为高僧大德者毕竟还是少数人。 大多数出家学经者因生活等各种原因，学习到一定程度后，就中断了学业，从事其他行业谋生。 其中，有不少中断学业的僧人走上了外出为人念经作法事谋生并为自己的寺院化缘的途径。 由于卓尼高僧大德辈出，僧人群体声誉远播蒙古各部，这批外出化缘的僧人在蒙古地区自然受到欢迎。 棍噶扎拉参13 岁时即加入了外出化缘群体，④18 岁时即独自前往新疆阿勒泰、塔城一带的土尔扈特蒙古部落中化缘做法事。

同治元年（1862 年）棍噶扎拉参第三次外出至塔城土尔扈特部化缘，此时他在塔城额鲁特营及土尔扈特部中已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治三年（1864 年）爆发的新疆社会动乱， 给他提供了施展才干的契机。同治四年（1865 年）正月初一，塔城陷落，参赞大臣锡霖殉难，继任参赞大臣武隆额檄调土尔扈特蒙古兵救援塔城， 土尔扈特亲王策林拉布丹畏惧不前。 棍噶扎拉参目睹寺庙被毁、生灵涂炭的惨状，毅然于弥勒佛像前奉还所受梵行戒律， 召集军民，祭祀战神，率众出征。⑤三月十九日，他率众击退反清势力，解救了塔城被围军民。 武隆额询问他的来历，他直率的回答说：我是卓尼土司的属人，既没有任何佛教名号，也没有什么神通，作为一名小僧人来此地化缘，名叫衮噶嘉勒赞。［2］武隆额尊称他为转世喇嘛，在给朝廷的奏报中提到：“转世喇嘛棍噶扎拉参率兵援塔，转战无前。 ”［3］“转世喇嘛带领马队，奋勇攻剿……打仗勇往。 ”奏请优奖。 这年十月，朝廷下令赐给转世喇嘛呼图克图的名号。［4］并颁给关防，办理军务。

同治五年塔城再度失守，武隆额阵亡，棍噶扎拉参与领队大臣图库尔带领军民七千余人东撤至科布多境内，收集溃散军民，准备反攻塔城。 六年夏，棍噶扎拉参亲率额鲁特、索伦、锡伯、满、汉等营官兵二千余员西进，至土木尔绰尔湖一带击溃在当地抢掠的哈萨克部落，科、塔边境地区暂时得以安宁。［5］同治七年（1868 年）五月，溃兵、难民在布伦托海与驻军发生大规模械斗，参赞大臣李云麟束手无策，棍噶扎拉参正在病中，接到谕旨：加拨马匹、火器等项，令其带病领军前往，报效国家。［6］八年（1869年）夏，棍噶扎拉参大获全胜，叛乱头目张敖、张兴二人皆被擒献，⑥布伦托海动乱平息。 接着，喀尔喀蒙古地区发生动乱。 同治九年（1870 年）秋，乌里雅苏台城被围，朝廷调军救援，棍噶扎拉参奉命率蒙古兵、索伦兵赶赴乌里雅苏台城，［7］驻防于该城迤西地方。十一年（1872 年）六月，因塔城驻军不足，棍噶扎拉参又奉命率所部索伦、额鲁特马步官兵及民勇喇嘛等一千四百余人返回塔城，驻防阿勒泰山后布伦托海东北一带。［8］光绪三年（1877 年），将军金顺出北路，进逼玛纳斯。 棍噶扎拉参应金顺之请，将收取的驼千峰、马五千匹、羊二万五千余只转送清军，［9］支持西征。 在十多年的转战中，棍噶扎拉参的才识胆略获得了上下的认可与敬仰。 参赞大臣李云麟奏称：“其额鲁特蒙兵惟与棍噶扎拉参生死相从，他人皆不能驾驭。”［10］伊犁将军锡纶奏称：“该呼图克图向来用兵有法。”［11］上谕中也多次称：“棍噶扎拉参平日办事实心，”［12］“该呼图克图向称奋勇。 ”［13］直至光绪七年（1881 年）新疆局势逐渐稳定后，棍噶扎拉参才获得清朝的准假，回到内地。 此时，他已在新疆逗留了将近二十年之久，从一位外出化缘的托钵僧成长为朝廷赐封的呼图克图并长期执掌带兵关防，以英勇敢战闻名朝野的传奇式人物。

二

棍噶扎拉参以游方僧身份率众在新疆平乱，受到朝廷的倚重， 由此也激发了他的赤诚报国之心。但同时，作为一名僧人，化缘葺刹建寺是他的使命。他在新疆期间，曾创建承化寺等多座寺院。 早在青少年时期， 他就怀有在家乡创建一座大寺院的愿望。［14］光绪七年，经朝廷准假，他离开新疆，取道兰州、成都赴拉萨再受比丘戒。 在兰州期间，他给拉卜楞寺提供了助葺大金瓦殿的物资经费，并着手准备在家乡修建一座大寺院。

到达拉萨之后，棍噶扎拉参向格鲁派上层介绍了卓尼车巴沟的自然景观以及当地分布有12 座静修院等情况， 询问是否可以在当地建一座大寺院，是否可以这些静修院合并到一起。［15］格鲁派上层对棍噶扎拉参在家乡修建寺院的想法与计划给予了授记指示：“自始至终，一切顺利……所请将圆满完成。 ”并建议他首先修建时轮修行院，然后再依次修建其他学院，修建扎仓过程中，那些小静修院自然会自动来要求合并到寺院。 格鲁派上层还授予建寺的授记，发了盖有印信的证书。 还给将要首先建立的时轮扎仓赐予德钦曲林大安法林名称和证书。 取得格鲁派上层的支持后，棍噶扎拉参写了致家乡僧俗各界的书信， 据说这封书信在家乡集众宣读后，寺院与村庄意见取得一致，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奉献了修建寺院的地面。 棍噶扎拉参随即请家乡的赤钦活佛和桑森活佛安排12 座静修院喇嘛的合并事宜，并指示在修建大经堂和时轮学院的同时也修建寝宫。［16］

光绪十一年（1885 年）夏，棍噶扎拉参告别拉萨，于十月初到达成都府。 他在西藏期间目睹了西藏地方政府与尼泊尔商务纠纷中软弱无能的表现，再次激发了他效力边疆施展才干的政治抱负，而四川总督丁宝桢向朝廷的保荐给他带来了一个机遇。

丁宝桢于光绪二年（1876 年）出任四川总督。光绪八年（1882 年）夏、秋季棍噶扎拉参在成都期间，就曾拜会了丁宝桢。 当时正值中俄签订《伊犁改订条约》， 即席晤谈中棍噶扎拉参谈及对俄国侵略北疆的认识， 得到丁宝桢的赏识。 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棍噶扎拉参再次到达成都拜会了丁宝桢。据说丁宝桢对棍噶扎拉参很是器重，希望他留居成都过冬。 随后，丁宝桢亲往棍噶扎拉参居所草堂寺，就西藏地方的一些问题听取了棍噶扎拉参的意见。据说丁宝桢还提到英、俄等列强都觊觎西藏，愿举荐棍噶扎拉参赴西藏任职，维护西藏的稳定。 此事在《清德宗实录》中可以得到印证：“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前在四川省城，丁葆桢与之接见，称其胸襟阔大，深明大义，奏请留备任使。”［17］棍噶扎拉参与丁宝桢会面交谈后，据说他思考了三天，然后前往总督衙门向丁宝桢表示感谢， 提出暂不返回新疆，请丁宝桢代自己向朝廷请假两年，赴京朝觐并游历内地，增长见识。 丁宝桢依其请求向朝廷发去电报并得到了准予续假的回文，并为棍噶扎拉参安排了行程准备了赴京的盘缠等。 据说，光绪十二年（1886 年）春节，时年67 岁的丁宝桢与52 岁的棍噶扎拉参结为金兰之好［18］。 棍噶扎拉参此次赴京的目的是争取得到朝廷的起用赴西藏效力，而这次赴京也为取得朝廷的支持，实现在家乡修建大寺院的愿望创造了条件。

光绪十二年四月初， 棍噶扎拉参到达京师，同月下旬，丁宝桢病逝于成都。⑦六月初九日，棍噶扎拉参觐见了光绪帝。 据说，“皇上面带着喜悦的笑容，目光像蜜蜂似的，紧盯着上师的脸转来转去，再三谛视，”对这位出身化缘喇嘛、在新疆征战多年、有着诸多传奇说法的呼图克图表示出很大的兴趣。随后他前往五台山礼佛，这对于他在家乡建成贡巴大寺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丁宝桢逝世后，刘秉璋接任四川总督，面对西藏的复杂形势， 他与新任驻藏大臣文硕联名上奏，建议任命棍噶扎拉参赴西藏办理事务。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意见， 认为刘秉璋、文硕筹划《西藏事宜》，提出任人之事虽然重要，但所建议的棍噶扎拉参不甚合适任职，原因是棍噶扎拉参在新疆带兵时，行事鲁莽，担心他于开导藏民、办理西藏通商事不称职，明确表示不信任棍噶扎拉参。 然而，毕竟棍噶扎拉参在新疆动乱危亡之际带兵征战作出过重要贡献，这给清朝君臣们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 于是，光绪帝又在不准其调任西藏的同时，提出了“储以待用”的意见。 光绪十三年三月壬子谕旨提到：四川总督刘秉璋等奏请调取棍噶扎拉参赴西藏办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议后予以否决。 但毕竟棍噶扎拉参曾在新疆塔城、科布多、阿勒泰一带领兵，熟悉西北边疆情形，而且丁宝桢上奏中称赞其“胸襟阔大，深明大义。 ”因此，朝廷对棍噶扎拉参的能力早有了解， 将其作为备用人才，储以待用。 棍噶扎拉参在新疆阿勒泰承化寺的徒众，必须妥善安插，令刘锦棠等选择合适地方。［19］这一上谕颁布时，棍噶扎拉参正在五台山巡礼。 上谕提出了迁徙棍噶扎拉参在阿尔泰承化寺徒众一事，这是棍噶扎拉参随后再次赴新疆的缘由。

棍噶扎拉参初到北京之时，其弟贡乔才让等家乡亲人前来北京，向他汇报新修大经堂的情况。 当他得知家乡父老乡亲们都在踊跃从事背土、运石等基础工作的情况，当即拿出白银500 两，作为修建工作的补充费用。［20］他在五台山巡礼期间，拉卜楞寺来了问候人员，报告了拉卜楞寺鎏金大殿金瓦工程结束后已将剩余的部分金瓦铜板等运回车巴沟的情况，并提到在修建贡巴寺时乡亲们存在意见分歧的情况。［21］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棍噶扎拉参原计划将家乡车巴沟中12 个静修院合并， 按照拉卜楞寺规模及仪轨建立贡巴大寺。 车巴沟为卓尼杨土司管辖之地，各静修院当应隶属于卓尼禅定大寺，很可能由此产生了分歧。 为此，他给家乡父老乡亲僧俗人等写了封长达十页及盖了宝剑图记、官印、名章的措辞严厉的书信，信中对父老乡亲多有抱怨。 他提到自己曾向嘉木样活佛请求，准许作为拉卜楞寺昂欠之一，已经得到允许。 但现在意见分歧，动摇了这一根基。［22］这表明贡巴大寺的修建进行的并不顺利。这里所说的“准许作为拉卜楞寺昂欠之一。 ”表明棍噶扎拉参先前已经请准把新建寺院纳入了拉卜楞寺的属寺系统。

正当棍噶扎拉参建寺经费不足和意见分歧烦恼愤慨之际， 他获知了令人兴奋的一则重要信息：即康区昌都寺的帕巴拉活佛因举行诵经大会祈祷国运长久，光绪帝从国库中赏赐了钱粮。 这里所说的帕巴拉活佛即昌都寺的九世帕巴拉·阿旺罗桑济美丹贝坚参，他曾受封为“呼图克图靖远禅师”。 棍噶扎拉参受帕巴拉活佛为国诵经受到朝廷赏赐的启示，尤其是得知慈禧太后六十寿辰之年（光绪二十年）朝廷将举办盛大祝寿庆典的消息后，遂产生了把已开始修建的贡巴寺作为祈祷国运长久和祈祷皇帝健康、皇太后长寿的诵经寺院的想法，以争取朝廷对修建贡巴大寺院的支持。 光绪十四年四月十七日，棍噶扎拉参通过大学士恩承，向朝廷上了《请建寺诵经折》，奏称经达赖喇嘛认定在车巴沟修建一座寺庙，寺庙建筑包括大经堂、时轮学院、密宗学院、法相学院、医明学院等，修建这座寺庙的目的是为光绪帝的健康和慈禧皇太后六十寿辰诵经。 据说，这立即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十九日上午由理藩院传旨，棍噶扎拉参于下午奉旨：御赐给该寺院“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和“皇太后万岁万万岁”牌位、匾额、褒奖的诏书以及白银三千两。 据说，慈禧太后闻奏后十分喜悦，另外又赏银三千两。 诏书中说明，由陕甘总督发给此项银两。［23］这里提到的恩中堂即恩承，当时担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24］恩承对棍噶扎拉参为祈祷国运长久和祈祷皇帝健康、皇太后长寿修建诵经寺院一事很是重视，在详细询问了建寺前后经过及进展情况之后，当即上奏。 此折立即引起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重视。 在《清德宗实录》中对此事前后经过有详细的记载。［25］

棍噶扎拉参在争取到朝廷对建贡巴大寺的支持之后，即向家乡各静修院和村庄的群众们写了一封信，告诉大家，恩中堂已经奉旨对修建这座寺院的起始、各项建筑的规划、已经进行的状况以及车巴沟登记在册的静修院（寺院庵堂）等做了详细的询问与登记并已上报朝廷，修建寺院目前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他在信中提到恩中堂对修建新寺院作了充分的肯定，称：车巴沟僧俗百姓献建为圣母皇太后万寿六十大庆诵经祝寿的寺院，皇上十分喜悦，指示将车巴沟各静修院的僧人集中到新建寺院中学习经典。 信中特别指出，目前这座寺院已经成为朝廷的寺院,如果规模不够大，制度不健全，在慈禧太后六十万寿诞的日子举行庆祝典礼时，如果钦差大臣前来参加典礼，于公于私都会感到尴尬难于交代。 他具体指出，四座学院同期动工确有困难，自己已经向朝廷提出，从钦赐迁移徒众的五千两经费中拿出二千两作为新建寺院的费用。 信中特别强调，新建寺院不同于一般寺院，是皇帝下令修建的国家寺院，洮岷一带的各寺院中，由皇帝钦赐帑银修建寺院也只有这座寺院。 因此虽有因心怀不满的个别人进行挑拨离间，进行破坏，但现在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希望车巴沟的僧俗大众们相互尊重团结，积极致力于寺院的修建工作，早日完成这一神圣的事业。［26］

应该说，棍噶扎拉参在京师争取到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对新建贡巴大寺的关注与支持，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作为，这也反映出他具有非凡的见识与超越常人的胆略。 而争取到朝廷对建寺的支持，也进一步统一了车巴沟僧俗大众的认识，同时也使得甘肃省、洮州厅以及卓尼杨土司衙门等各级地方机构不得不给予各方面的支持，从而保证了贡巴大寺的修建得以顺利进行。

三

光绪十六年（1890 年），棍噶扎拉参在京城度过春节后，于三月中旬启程先返回家乡。 新疆方面来迎接的襄佐华丹楚丞等随从人员先行到来， 同时，为了资助他回乡建寺，新疆方面寄来白银八千两。［27］华丹楚丞被派往五台山为新建寺院迎请佛像。 棍噶扎拉参启程西行，经西安到达兰州，拜会了陕甘总督杨昌濬。 拉卜楞寺派出了骑迎队到兰州迎接，五月二十二日到达岷州（今岷县）会见了家乡派来迎接的僧俗代表。 接着前往洮州，将光绪帝与慈禧皇太后的两座万岁牌位暂时供奉于此地。 当时，家乡派出的骑迎队在曲夏塘（今黄户族滩）与他相会。 然后，棍噶扎拉参前往卓尼会见土司杨作霖（藏名索南道吉），给其赠送了望远镜、钟表、小刀、打火机等礼品，在禅定大寺给僧人们做了布施。 六月初一日，到达贡巴大寺建筑工地对面的扎西曲科滩，车巴沟民众在这里设茶灶迎接， 一连多天举行庆贺的喜宴。［28］

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 年）八月初七日，贡巴大寺于已经举行了复杂而隆重的破土仪轨， 据说，在寺院选址的后山与前山埋了数百个宝罐，众僧为此举行了百次长净戒律。 八月十五日，80 个泥瓦匠按照设计图开始修建时轮学院和上、下寝宫等处垣墙等，并开始登记进入时轮学院学习的僧人名册。 在修建贡巴大寺的同时，邀请高僧建立仪轨、讲经说法的活动同时开展。 光绪十二年（1886 年）二月，聘请拉卜楞寺时轮僧双彭·丹丕为时轮学院教师，传诵教授时轮学院的经文念诵等仪轨，建立学习的学期与法会。 光绪十三年（1887 年）三月十五日，按照嘉木样四世的指示，迎请其五大论教程和所赐的骡马。 十月二十五日大法师森桑活佛作为新建贡巴大寺的护持者登上弘法宝座，12 处静修院和各部落贡献了庆贺喜宴，正式开讲五部大论纲要。 光绪十五年（1889 年），依照大师宗喀巴和嘉木样一世以前的作法，12 座静修院庵一同按照棍噶扎拉参拟定规划，举行了正月初八日祈愿大法会。 同年，按每个僧寮所占地皮，给地皮主人发给地价银八两，并将修建寺院使用的所有地皮，包括四大学院和各个昂欠等占用的地皮，都一一作价给付银两购买下来。［29］

光绪十六年（1890 年）六月初一日，棍噶扎拉参回到车巴沟暂居于扎西曲科林滩。 初三日，洮州厅军官和粮台官员带领数十名兵丁，奉送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的万岁牌位来到车巴沟，当地僧俗大众前往欢迎，先迎到时轮学院“德钦曲林经堂”供奉。 初四日，举行了祝贺光绪皇帝和慈禧皇太后万寿为期五天的盛大法会。 棍噶扎拉参带领洮州厅官员、寺院活佛、部落首领和僧俗大众，在牌位前行礼并供奉哈达，进行了讲经活动，并宣布任命赤钦活佛为时轮学院法台、昂秀活佛为密宗学院法台、夏沃活佛阿旺宗哲嘉措为医学院法台、森桑活佛为法相学院闻思堂的法台，任命了各学院的领经师、掌堂师，确定了各学院僧徒的数额。 四大学院正式成立。 七月初一日，洮州厅官员前来登记皇上祝寿寺的僧徒人数，按学院登记共计四百余名，名册分送洮州厅与甘肃总督府，并上报朝廷。［30］

贡巴大寺的各项工程尚在进行中，棍噶扎拉参就奉命前往新疆迁徙徒众。 七月初八日，他先到拉卜楞寺拜会嘉木样四世并参加七月柔扎法会，据说他身穿官服坐于嘉木样四世左侧所设座位之上。 当拉卜楞寺以及家乡来此学习的僧众们庆贺贡巴大寺的创建与四大学院成立时，棍噶扎拉参以五指握成拳头、各部件组成车子为譬喻，告诉大家，自己已经尽力而为， 把所有的财福和福田都贡献给寺院了，需要全部僧人们同心同德，严守戒律，学习经典，希望父老乡亲们完成背土运石任务，尽快建成佛殿和经堂［31］。到达新疆之后，他时时关注着贡巴大寺的各项工程进展。 光绪十八年（1892 年）春节期间，家乡来人请安，他除再次给与五百两白银之外，还写信告诉大家，将于次年把跳神服饰、堆绣锦缎大佛像、经堂柱面幡等大批寺中所需物件送去。 他在信中一再强调，贡巴大寺的修建，一有皇帝和朝廷的圣旨，二有达赖喇嘛的授记，非同一般寺院可比，希望四大学院同心同德，对僧人严格要求。

同年四月初六日， 贡巴大寺的大经堂开建，持律师贡乔坚参等按照嘉木样一世的破土仪轨划定了基础线路。 嘉木样四世的代表现场致贺，洒了各色土样， 完成了大经堂工程的奠基仪式。 十九年（1893 年）底，贡巴大寺德钦曲林讲经院、敬事所、护法殿等项工程完工，夏沃活佛带领的家乡迎请队抵达新疆， 向棍噶扎拉参汇报了扎西曲科林大经堂、密宗学院和医学院工程竣工后，从拉卜楞寺聘请的各学院的教师已经到来， 四大学院已圆满完工，开始运行。 棍噶扎拉参即向新疆巡抚报告了为皇帝和皇太后祝寿延年的大寺四大学院已全部告成。 经新疆巡抚上奏，朝廷下令拨发给青稞近三万斤。［32］

四

光绪二十年（1894 年），棍噶扎拉参以主持贡巴寺为慈禧太后举行祝寿法事的名义向朝廷请假回乡。 同年六月，他离开库尔喀喇乌苏八音沟承化寺启程东行。 到达兰州之前，贡巴大寺密宗学院的昂秀活佛等人组成的第一批骑迎队前来迎接。 接着，拉卜楞寺的骑迎队也随之到达，转达了嘉木样四世的问候。 八月二十八日到达兰州，驻锡城内，与陕甘总督杨昌濬等省城官员们相会。 随后，在莲花山（今康乐县境内）遇到第三批迎骑队。 进入洮州后，各部落僧俗民众都来迎接。 十月九日棍噶扎拉参一行抵达车巴沟扎西曲科滩，贡巴大寺的僧众们陈设了茶灶，捧着伞盖、胜幡、乐器等组成仪仗队，把他迎到时轮学院经堂上层大走廊，请他登上正法宝座。 各级僧人及各村庄乡亲们奉献了茶、荤素供盘。［33］

从十月十日开始，棍噶扎拉参在贡巴大寺中主持慈禧太后万寿诞辰的祝寿法事并祈祷光绪皇帝长寿永驻。 盛大而隆重的祝寿法事连续进行了一个月， 每天都要给诵经的喇嘛们供茶饭和布施银钱。棍噶扎拉参自己也亲自前往各个会场燃香巡礼，当时，有十余名学僧参加辩论考试。 在考场上棍噶扎拉参就《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经文提出论题，法相教师竟不能回答，显示出棍噶扎拉参研习佛学经典已有很高的造诣。 举办这次法事活动，使得贡巴大寺在洮岷地区各寺院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贡巴大寺由此而名声鹊起。 同时，此次法事活动是以给慈禧太后祝寿、 给光绪皇帝祈祷长寿永驻的名义举行的，由此展现出贡巴寺与清朝皇室及地方官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寺院带有重要的政治色彩。 洮岷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林立，格鲁派名刹众多，但像贡巴寺这样带有浓厚国家意识和政治色彩的大寺院则是罕见的。

祝寿法事结束之后， 棍噶扎拉参大放布施，每位僧人得到白银五两、吉祥哈达一条。 同时，他把车巴沟全体父老乡亲请来，给每人发放护身结、哈达及食品，并举行了盛大的庆贺慰劳宴会。 预备的酥油不够宴会之用，他派专人前往附近的博拉、阿木去乎等处采购了千余斤。 他在宴会上致谢说：大家共同发愿，齐心协力建成了四大学院，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在一两年之内顺利建成，全靠你们背土运石，战胜艰难困苦才得以完成。我衷心感谢大家！因为在我们的今世和后世，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为崇高。［34］这些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使参加宴会的全体村民，激动不已，“感奋莫名。 ”［35］

祝寿法会之后，棍噶扎拉参首先主持修建了大藏经殿。 这座大藏经殿中收藏了藏传佛教萨迦、格鲁、宁玛三派无偏私的各种专集、经咒和各种五明著作。 同时，他继续从西藏、夏河、五台山、北京等地迎请经书、佛像。 他告诉父老乡亲们说，在这座寺院里，供奉着从安多、卫、藏地区迎请来的诸多身、语、意依止圣物，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得到这许多具有加持威灵的经典和佛像。［36］

棍噶扎拉参对建立贡巴大寺及各学院的制度仪轨极其重视，他委托跟随他多年的秘书噶桑勒协起草贡巴大寺的制度仪轨， 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闻思堂的所有规章制度，按照拉卜楞寺闻思堂的规章制度；时轮学院的所有规章制度，按照拉卜楞寺艾闻曲科林的规章制度；密宗学院的所有规章制度，按照拉卜楞寺具祥下密学院的规章制度；医学院的所有规章制度，按照拉卜楞寺医药利他学院的规章制度。 他要求贡巴寺的一切制度仪轨必须遵照拉卜楞寺的制度仪轨执行，必须一字一句原原本本不得脱遗。 他提到同治年间自己在新疆阿勒泰创建承化寺时，曾派人赴西藏向格鲁派上层请求授予清规，但因战乱等原因，没有能够如愿，深感遗憾。 遵照棍噶扎拉参的指示，噶桑勒协完成了草拟的《贡巴大寺制度仪轨》稿本。 棍噶扎拉参仔细阅读后认为很好，但又提出了补充修订的要求，即将《贡巴大寺制度仪轨》呈交达赖喇嘛和陕甘总督，加盖达赖喇嘛和陕甘总督的印信，以示郑重，而昭久远。 四大学院的清规由各学院写好后，请求嘉木样四世加盖印信，后面还要把达赖、班禅、经师强巴任波且、乃穷护法神、二位噶玛夏等所颁授记，以及为建修四大学院上奏光绪帝的年月日等一一记载。 棍噶扎拉参认为，定立寺院的制度仪轨极其重要，是有关寺院的根本大计，他让把《贡巴大寺制度仪轨》稿本寄给在拉萨的襄佐，办理请达赖盖印之事，但此事最终未能如愿。［37］

正当棍噶扎拉参在贡巴大寺举行祝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和祈祷光绪皇帝长寿永驻的大型法事活动过程中，传来了中日开战的消息。 甲午战争以光绪二十年夏丰岛海战爆发为开端，交战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陆军侵占了辽东半岛，次年春清朝派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据说，在贡巴寺的棍噶扎拉参得知中日开战的消息，愤懑不已，他“立即走出门外，高呼文殊大皇帝名号三声后，拔出乃穹护法所赠的神刀，双手高举，向着东西方向，一连挥斩三次，接着返回寝宫，沉睡了三天三夜。 睡醒来后，将神刀从刀鞘中拔出来看，只见晶莹的刀片上，凝结着一条条血泡沫，并且已经干结，满心欢喜的说：‘啊！ 我这口刀还是这样的厉害呀！ ’”这段记载虽然蒙上了一些神秘的色彩，但反映出两点：其一，作为朝廷赐封的呼图克图，棍噶扎拉参具有很强的国家意识，国家的荣辱自己有责，这一意识深藏于他的心中；其二，虽已年逾花甲，患病在身，但老骥伏枥，壮心未已，他还存有着宝刀未老为国御辱出力的迫切愿望。

为了支援前方浴血奋战的抗倭将士，棍噶扎拉参组织寺院全体僧人举行了“驱魔禳灾朵玛回遮大法，” 诅咒入侵的倭寇。 忧心加劳累使得他患病在身。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三月，病情加重，卧床期间，他忧郁国事艰难，向赤钦活佛说：“皇上仁波切年龄还轻，圣母皇太后又年老了，一想起皇上那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心中难安啊！ ”他认为只有自己和董福祥是皇上可以倚重的将才。 他甚至考虑战败后清朝的迁都问题，认为以自己所到过的成都最为合适。

正如光绪十三年上谕中提到的，朝廷将对棍噶扎拉参作为“储以待用”的人才，［38］希望借用他的威望与影响，在新疆发挥作用。 同时，新疆土尔扈特等部也盼望棍噶扎拉参早日返回，主持事务。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朝廷电寄陕甘总督杨昌濬，称新疆巡抚陶模奏，棍噶扎拉参于上年六月由新疆乌苏八音沟承化寺驰赴甘肃洮州新寺诵经，已经过了一年时间，土尔扈特及额鲁特各头目呈请其速回新疆主持事务。 谕杨昌濬催请棍噶扎拉参仍回八音沟新寺，以安众心。［39］此谕反映出棍噶扎拉参未在新疆，则土尔扈特、额鲁特等部落众心不安的情况。 但此时棍噶扎拉参已经重病在身，难于启程了。 九月二十九日，棍噶扎拉参圆寂于他创建的贡巴大寺，僧众们举行了盛大的追荐活动。 十月十二日举行了荼毗仪轨（焚化仪式），四大学院僧众举行了迎请灵骨的仪轨活动，将灵骨奉安放于大尊胜宝瓶之内，供奉于寝宫大厅最后面。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正月十九日，陕甘总督杨昌濬将棍噶札拉参在洮州新寺圆寂事上奏朝廷。光绪帝谕旨高度赞扬了棍噶札拉在西北边疆民族中的威望和战功，称其“道行威望为蒙古及哈萨克各部落所信服， 从前在科布多一带亦曾著有战功。遽尔圆寂， 轸惜殊深。 著赏银五百两……以示恩眷。 ”并指示陶模、饶应祺等地方大员，棍噶扎拉参在洮州新建的贡巴寺和在乌苏新建的八音沟承化寺两处的僧徒，必须安置得宜，妥为办理。［40］棍噶扎拉参圆寂， 很快在新疆各族军民中产生了反响，地方官员与土尔扈特、额鲁特王公台吉追念他在新疆的功德，希望朝廷准许他转世。 朝廷于光绪二十三年五月颁布上谕，称：“棍噶札拉参呼图克图嘉穆巴图多普道根夙具勇略过人。 同治年间在塔尔巴哈台等处带队剿贼救护蒙众实属功绩懋昭。 圆寂后，旧土尔扈特东部落暨塔城额鲁特官兵等追念功德，怀思不忘。 加恩著准其转世为八音沟承化寺呼图克图，并准其在塔尔巴哈台捐建祠宇，以维黄教而顺众情。”［41］在这一上谕中根据伊犁将军长庚反映的乌苏、塔城一带东土尔扈特、额鲁特蒙古军民们对棍噶扎拉参“追念功德，怀思不忘”的情况，进一步高度评价了同治年间棍噶扎拉参在塔城一带率军转战救护军民的功绩。

朝廷颁旨准许之后，棍噶扎拉参作为新疆乌苏八音沟承化寺的呼图克图一世，同时，在塔城建立了他的祠宇，这是他的又一座寺庙。 棍噶扎拉参一生中主持建成的寺院共有四座， 其中阿勒泰承化寺、乌苏白杨沟普庆寺、乌苏八音沟承化寺都在新疆天山以北，只有贡巴大寺在其家乡。 随着时间的推移，贡巴寺则成为这五座寺院的宗主寺。 目前，贡巴寺及新疆的数座寺院都尊奉棍噶扎拉参为第一世呼图克图，也称第一世噶绕活佛。 每当贡巴寺举行节庆活动，新疆的四座寺院都派僧人参加。

注释：

①笔者在卓尼县刀告乡石矿村访问，棍噶扎拉参家族后人云才让口述。

②吴钧先生认为“夏普”即卓尼一地名。 《察罕呼图克图衮噶嘉勒赞传》，第24页，注5。

③第五世策墨林转世于拉萨，即今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单增赤列。

④据《察罕呼图克图衮噶嘉勒赞传》第21页载：“藏历火羊年，即清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岁（公元1847年），上师十三岁，随阿旺丹巴去下部蒙古地方，不久即返回”。 下部蒙古不知何指，但不久即返回，当距卓尼不远，大概为安多和硕特蒙古游牧之地。

⑤《察罕呼图克图衮噶嘉勒赞传》记载，棍噶扎拉参奉还戒律、祭祀战神、率众出征事在同治五年（1866年）。 但据《清文宗实录》、《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等记载，事在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间。 本文以后一种记载为准。

⑥《清文宗实录》卷262，同治八年七月乙酉；卷265，同治八年八月戊午。 《察罕呼图克图衮噶嘉勒赞传》载，两人同时出降，见第48、49页。

⑦丁宝桢于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病逝于成都，刘秉璋继任四川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