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迎迎，田源超

1.中共锡林郭勒盟委员会党校科研处；2.锡盟中心医院医学工程科

随着我国主要社会矛盾的变化，诸多社会矛盾以更加纷繁复杂的形式在基层出现，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成了解决我国主要社会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的重要阵地。

社会治理离不开基层，基层社会治理离不开社区、农村和牧区，文明内蒙古的建设更离不开牧区。因此，研究文明内蒙古建设和内蒙古基层社会治理情况就离不开对内蒙古牧区社会治理的研究。在内蒙古自治区的9个地级市、3个盟中，锡林郭勒盟是典型的牧业盟，其牧区社会治理问题研究对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研究和内蒙古牧区社会治理问题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因此本调查研究将地理范围划定在锡林郭勒盟。

文化建设是文明内蒙古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本调查研究将研究视角定位于文化。文明观是指对待文化的态度和思想，精神文明观、物质文明观、生态文明观、政治文明观等文明观是影响牧区社会治理的重要上层建筑。因此本调查研究重点调查研究了牧区社会治理问题在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物质文明建设实践、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政治文明建设实践等实践中具体体现。

一、锡林郭勒盟牧区社会治理中的生态文明观

生态文明观在牧区社会治理中的实践不仅体现在可视的“绿色”上，还体现在生产生活方式中，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层逻辑关系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牧区实践的发展规律中，其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旗县嘎查（村）的价值选择和实践活动中。

正蓝旗宝绍岱苏木人均草场面积仅为200亩，且多沙地，多生长耐寒耐旱的沙漠榆和沙柳，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当地牧民非常重视天人合一、生态优先的生态文明观，科学调整畜群规模和结构及养殖方式，多养大畜，少养小畜，多圈养，少放牧；科学规划生产生活区域，院落多用当地沙柳编扎围成，院落地面很少硬化，生活区很少出现草地的点状涟漪态退化；合理利用当地红色资源和旅游资源，当地有察哈尔第一党支部，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重建，加上附近的“姑娘湖”、敖包和蜿蜒虬龙的沙漠榆，这里经常有团体或个人前来学习或游玩。

二连浩特市格日勒敖都苏木与蒙古国毗邻，经常有野生动物因季节性迁徙而穿梭于两国之间。受国家支持，边境堡垒户草场内安装了国家发放的监控设备，主要用于监测黄羊、狼等大型野生动物活动。每年都有大量越过边境线前往二连浩特市寻找食物和水源的黄羊，边境牧民发现有黄羊进入自家草场后，会将附近草场圈起，防止家畜进入与黄羊抢食牧草，如果当时青草长势不好，牧民还会无偿向黄羊投放饲草料和清水，黄羊休养生息后会根据蒙古国生态情况及时返回蒙古国草原，此时牧民也不会刻意挽留，而是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尊重黄羊群的自主选择。同时，在跨越边境线时，因边境线围栏高1.8米，超过了黄羊一般只能越过1.2米障碍物的上限，部分老弱病残和幼小的黄羊常常无法跨越或刮伤刮死，经过当地专家学者的调查和反映，中蒙两国经协商后定期开放了边境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西乌珠穆沁旗巴棋苏木白音淖尔嘎查为有效保护草场，将集体草场围封保护起来，作为打草场使用，草场入口处设有值班室，非打草季节不允许进入，其牧草高度比周边放牧草场牧草高出1.5-2.5倍，盖度高出1-2倍，优良牧草比重明显更高，山丹花、紫花苜蓿、北芸香、瓣蕊唐松草连片生长。秋季打草时，嘎查按人头将打草场划片分给嘎查各牧户，没有租用给商业用户，这样就避免了商业资本对牧草的掠夺式收割，牧民均能自觉严格执行轮刈要求和轮刈规程，保证牧草留茬和留种。

综合而言，锡林郭勒盟牧户家中几乎全部备有摩托车，用于放牧使用，以减少对草场的碾压；生活垃圾中的塑料袋大多在做饭火取暖时经燃烧处理；厕所垃圾大多就地深挖掩埋处理；餐厨垃圾大多喂养猫狗。

二、锡林郭勒盟牧区社会治理中的精神文明观

在锡林郭勒盟，很多牧民都在附近城镇购有住宅，多用于周末进城休闲娱乐或给孩子陪读，且牧民并不认为两地跑是一件费劲的事儿，他们认为更多的时候还是想生活在环境更加清净和绿色的牧区，只是偶尔进城逛街购物、聚亲会友、办理事务，牧民在城镇暂住时依然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用纸，牧民回到牧区时也会学着城里人那样增添家具、美化庭院、保养身体，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时代牧民既偏爱草原生活和草原文化，又认可城镇生活和城市文化，草原文化和城市文化正在以牧民为载体实现融合发展。

据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80%以上的牧民选择“建议牧区适龄学童好好学习，且必要时帮家里干牧活，全面发展，完善自我，以后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时代牧民对个人价值选择的尊重，体现了新时代牧民既热爱草原又尊重时代发展规律的情怀与智慧。73.16%的牧民选择“会收集家里的煤油灯、收音机、老照片等老物件和马鞍子、马镫、蒙古包模型等艺术品，做一个家庭展览室”，且其中14.52%的牧民已经这样做了，42.05%的牧民很想这样做，16.59%的牧民表示若有政策支持就会这样做，这明显反映了新时代牧民保护与传承草原文化的意识自觉与行动自觉。在休闲娱乐方式的选择上，牧民对列举的11个休闲娱乐方式的先后排序分别为看电视，亲朋好友聚会，参加那达慕大会，旅游，淘宝购物，听广播，观看乌兰牧骑演出，打网络游戏，其他，电视购物，打麻将、打纸牌，其中一些牧民在其他选项中列举出了画画、雕刻、看直播、看微信、看书、看手机新闻、放牧并思考生态退化问题等休闲娱乐方式，从选择排序中我们可以分析出，电视和广播依然是牧民了解外界信息的主渠道，新时代牧民依然最喜爱草原传统娱乐项目；乌兰牧骑演出的更高价值在于把根植于牧区的优秀文化成果以艺术的形式展示给更多的观众，实现了草原文化的传承性和增值性转化；新时代牧民开始追求旅游、看书、画画、雕刻等发展性消费；借助移动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技术，草原文化也在与时俱进的不断发展；打麻将、打纸牌排在最后，表明牧区赌博现象较少，社会治理文化环境较好。

据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在列举的8项知识和技能中，牧民对法律知识的选择排在第4位，仅次于畜牧医药、生态环境治理、投资和创业。在问到外出后牧区家门是否会锁起来时，仍有15.56%的牧民选择一直不锁门，选择出门就锁门的牧民也不到40%。在问到牧区最需要解决的3个问题时，只有12.47%的牧民选择了偷窃、抢劫、打架斗殴、诈骗等治安问题，仅有2.75%的牧民选择了非法传教、非法宗教建筑等宗教问题，21.05%的牧民选择了懒惰、投机取巧、非理性消费、非法打草、非法放牧等违法违规和道德败坏问题。在专题调研中我们了解到，牧区法治建设主要体现在司法所、草原110、“牧民之家”警务室、综治“乌日特”“玛拉沁胡力奇”的实践当中，其中司法所、草原110和“牧民之家”警务室因活动地点固定，服务半径有限，所以解决的是个别问题，服务次数也相对较少，综治“乌日特”“玛拉沁胡力奇”因活动地点不固定，服务半径大，服务内容丰富，服务频率高，尤其是综治“乌日特”可以将法律、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汇集到一起，以流动服务车为载体为牧民提供急需的综合信息和技术服务。近几年，随着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牧民收入的增加、政府对牧区集体经济的整顿和调整、草场再次确权的开展、基层两委换届选举的规范化，牧民参加大会的积极性显著提高，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也逐步提高。以上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牧区法治环境日益改善、牧民法律意识逐步提高的客观事实。

根据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问到如果他人、家乡或国家遇到困难，是否会捐款捐物时，84.7%的人选择只要知道了就会尽力捐助，13.93%的人选择有要求就会捐助，0.57%的牧民选择不会，0.8%的牧民选择不知道。这突显了草原儿女乐于助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怀。在问到是否会有亲朋好友来家中做客时，62.33%的牧民选择经常会有亲朋好友来做客，37.21%的牧民选择偶尔会有亲朋好友来做客，只有0.46%的牧民表示不会有亲朋好友来做客。这表明相对于陌生化的城市生活，牧区社会依然保持着熟人社会的特征，亲朋好友走动较为频繁，牧民非常热情好客。

在专题调研中我们发现，在20世纪50-60年代，不仅有上海三千孤儿投入到了草原母亲的怀抱，还有一些懂种植、木工、基建等技术的人响应政府号召，举家移民到锡林郭勒草原支援牧区建设。例如，在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专题调研时我们发现，1958年一个叫金花的上海孤儿在其7岁时来到了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伊利勒特嘎查，前后被当地3个牧户收养。如今62年的牧区生活已经让她由里到外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蒙古族妇女，在访谈中她在门口台阶上席地而坐，且已经只能用蒙古语与我们交流，她笑容羞涩，脸上布满了牧区妇女特有的宽而深的皱纹，腿型也因长期骑马和住蒙古包受潮受凉变成了“O”型，发型为蒙古族妇女喜爱的麻花辫，服装简单朴素。因其养父母是贫困户，且养母患有疯病，有时会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但当地长辈们都会保护她。她12岁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人赶着牛车出去拉水，一车水需要用帆布兜打30多兜，再倒入木质椭圆形水箱里，这对一个弱小的12岁的女孩儿来说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

如今回忆起来她仍面带苦笑地说：“印象太深了，一辈子忘不了。”她18岁时与当地生产队会计都格尔自由恋爱并结婚，婚后共生育11个子女，还收养了丈夫家亲戚的4个孩子，且15个孩子全部长大成人，过的都很好。她如今和小儿子生活在一起，小儿媳妇娘家在西乌旗牧区，婆媳关系和谐。2005年她自愿拒绝了民间机构组织的回上海的寻亲认亲活动，她说因为自己很小年龄就来到锡林郭勒草原，没有上海家人的印象了，虽然养父母会训斥自己，且牧区的童年生活很艰苦，但她依然非常感念养父母的养育之恩。从金花的一生中，我们可以发现，逐水草而生（居）、博爱、宽容、尊老爱幼、吃苦耐劳、坚强内敛的草原文化已经渗透进了金花的思想观念，她不再有汉族人寻根问祖的想法，不会责怪养父母曾经的训斥，而是感念养育之恩，她收养了4个孩子，传承了草原母亲博爱的胸怀，她的儿媳也继承了草原民族敬老孝老的优良传统。在西乌旗巴棋苏木专题调研时我们发现，1965年锡林浩特市蔬菜农场解散后，锡林浩特市乔姓、杨姓、韩姓、陈姓4家响应锡林郭勒盟政府号召，到西乌珠穆沁旗巴棋苏木巴彦淖尔大队落户。当时，盟政府给每户人家200元安家费、一辆哈麻车，一顶毡包。据乔姓的后代回忆，当时这些汉族人到达牧区后帮助牧民做家具、打井、烧砖、盖房子、垒石头墙、种植蔬菜粮食和饲草料。当地牧民还给这些扎根牧区的汉族人起了蒙古文名字，这些汉族人也会极其熟练地说蒙古语，个别汉族人还会写蒙古文。1983年锡林郭盟牧区第一次划分草场时，这些汉族人口也按着统一标准分到了草场，并延续至今。因从二十世纪50年代到1983年间，牧区实行集体劳动，当地牧民和这些汉族人交流的机会多，所以那个时代的汉族人几乎都能流利地说蒙古语。1983年划分草场后，牧户实行个体经营，人们交流的机会变少，所以1983年前后出生的、仍留在牧区生活的汉族人很少能流利地说蒙古语，且不能完全听懂蒙古语。从这段专题调研中我们可以发现，拥护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不仅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优秀的草原文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汉族迁入人口给牧区带来了种植、基建、木工等新的生产技术，汉族人也跟当地牧民学会了制作蒙古包、擀毡子等牧区生产技术，且在交流的过程中汉族人学会了蒙古语，蒙古族学会了汉语，这就是基于技术交流的文化融合。

三、锡林郭勒盟牧区社会治理中的物质文明观

在专题调研时我们了解到，在居住方式上，20世纪60年代以前锡林郭勒盟牧民几乎全部使用蒙古包，蒙古包虽然易于拆建，通风良好，能够听察包外畜群情况，但是冬季保暖效果差，大风天无法生火，生活区无划分和空间有限等约束因素导致牧民易患风湿病，生活起居不方便。在此期间，牧民放牧仍沿袭走场放牧方式，很少搭建畜圈畜棚，冬春接羔时常需要将老弱病残畜放在蒙古包内取暖，所以此时人畜共患病较为常见。

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1983年开始实施草畜双承包生产责任制以后，牧民开始逐步使用更加安全保暖、生活起居方便的土坯或砖构房屋，建起畜棚畜圈，老弱病残畜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与人同住，人畜共患病逐渐减少。21世纪初开始，牧民逐步在附近城镇购买住房，多用于孩子陪读、新婚用房或进城休闲娱乐暂住。在骑乘工具上，20世纪90年代以前，锡林郭勒盟牧民几乎全部骑马放牧。1983年锡林郭勒盟实施草畜双承包生产责任制后，牧民的可支配收入逐步增加，国内各种物资供应种类和数量也日益增加，因此90年代中后期开始，牧民几乎都购置了摩托车，用于放牧和日常交通。21世纪初，牧民开始逐步购置小汽车，但小汽车仅用于日常交通，放牧仍骑乘对草场碾压较轻的马或摩托车。在生活用品上，1983年草畜双承包生产责任制逐步实施和完善以后，牧民可支配收入逐步增加，牧区能够买到的商品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加，收音机、风力发电机、电视机、电冰箱、移动电话、过滤性抽水马桶、热水器、洗衣机、打草机、捆草机、4G等现代化设施设备开始逐渐进入牧区生产生活，牧民餐桌上的食物也从单一的肉食奶食过渡到了肉蛋奶齐全、蔬菜水果四季常鲜、营养保健品常备的营养均衡状态，室内装修更加精致美观，客厅、厨房、卧室、卫生间均独立使用，橱柜、桌椅、家电等家具摆放美观合理。

在调查问卷中，当问到牧区住房周围的院落地面主要是如何硬化时，27.51%的牧民选择“院落里的牧草被除掉了，也没铺地面，就是土地”，26.73%的牧民选择了“牧区住房周围没有院落，住房周围长满杂草”，17.48%的牧民选择了“院落里铺了红砖地面”，15.81%的牧民选择了“院落地面用水泥浇筑硬化”，8.8%的牧民选择了“院落里面铺了些碎石子”，3.23%的牧民选择了“其他”，0.45%的牧民选择了“院落里面铺了塑胶地毯”。

从以上调查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牧区人居环境不断改善，生产生活设施逐步完善，饮食结构更加科学合理，生活审美观更加现代化，整体物质文明水平稳步提高,物质条件已经较为成熟。

四、锡林郭勒盟牧区社会治理中的政治文明观

在专题调研中我们发现,近些年牧区干部基本实现了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基本都能使用蒙汉双语办公，且每年都会参加业务培训。每个嘎查都成立了志愿服务队，且志愿服务队趋于年轻化，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均较强。由此可以推断，牧区行政服务能力和水平在逐步提高。

在调查问卷中，当问到“近5年，您家里来过什么级别的党员领导干部”时，苏木嘎查党员领导干部被选中的概率排第一，为69.82%；旗县党员领导干部被选中的概率排第二，达到了40.98%；盟级党员领导干部被选中的概率排第三，为15.7%；自治区党员领导干部被选中的概率排第四，为6.57%；国家党员领导干部被选中的概率排第五，为4.01%。由此可以推断，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实践的数量方面是得到了基层群众认可的。在问到“您想感谢以下哪些对象”时，中国共产党被选中的概率排第一，为84.41%；基层工作者被选中的概率排第二，为43.1%；亲朋好友被选中的概率排第三，为39.87%；好心人和救援队、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被选中的概率排第四，为33.37%；合作社、村民大会等群众自治机构排第五，为24.28%。当问到“牧区最需要解决的3个问题是什么”时，“基层工作人员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问题”被选中的概率排在了第四位，为33.18%。由此可推断，牧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非常拥护，对牧区行政管理工作和牧区自治非常认可，但对牧区社会自治水平和牧区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还有更高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