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 李长德

一、导言

二、社区治理的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概述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1.社区

“社区”的概念最早见于滕尼斯于1887年所著的一本名叫《共同体与社会》的著作，书中指出“社区”是各方利益攸关的一种客观存在，他们具有相近的礼仪风俗习惯，对客观事物的判断有自己约定俗成的判断，他们共同组成了不可分割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或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关系紧密”。随着社会科学界的发展，社区研究对社区的认识也不断有着新的进展，提出的观点也出现多样化理论。“社区”这一词语，在我国最早由费孝通先生翻译，并加以使用。费孝通先生明确提出社区集体聚集概念，认为社区是由“若干社会群体（家庭、民族）或社会组织（机关、团体）聚集在一个地域里，形成一个在生活上互相关联的大集体”。[1]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并被认可。

2.城市社区

城市社区是从功能区分度做出界定的，其具有现代性，也具有复杂性，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农村社区，是指由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密集人群组成的团体结构，位于城市的范围内，是人类居住形式的一种类型。城市社区治理有其系统的复杂性多样性特点，其治理主体是由基层政府、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组织多方共同完成的，目标代表了城市居民的基本诉求，都希望能够享受更好的社区生活环境。城市化进程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快速发展，城市社区的地位和作用愈发显示其价值，

3.治理

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室管理事务的方式，不仅涉及公共领域，还包含私人领域。治理能够协调利益关系，把冲突和矛盾转化为联动和合作，治理既可以是某一制度或者章程所规定的，也可以是某一主题或者个人的随机安排。治理需要符合公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治理是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接续不断而又朝鲜结构复杂动态过程，不仅仅局限于规则和活动；第二，治理不是统治，更不具有强迫性，吃饭体现理顺协调的作用；第三，治理的主体要素呈现是多主体的特征，并不是过去政府作为一元主导主体；第四，治理既有正式的制度引导和约束，也包含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

4.城市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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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不间断治理的活动，目标既要有阶段性的目标，也会有整体性目标。社区治理既要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也要对社区问题、社区矛盾通盘考虑，可能因此要耗费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做好许多细致性的工作，如何调动广大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引导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优化社区治理组织的内部结构；如何开展好民主协商，广泛征求意见，对于建立健全科学化的社区治理体系尤为重要。[2]

（二）社区治理理论依据

传统的社区治理思维一般更注重社区内部机构秩序的稳定性，能够基本满足本社区居民合理的服务项目，比如说一般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是否满足，社区自我管理活动是否正常进行。

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最初西方国家提倡的政府治理新理念给社区治理理论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维视角，从政府治理转向公民治理这是西方公共管理运动不断强调并大力提倡。和以往理论比较而言，新型社区治理更加强调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更加重视看不见的力量，提倡政府改变传统社区治理模式，对社区充分放权，给社区以更大的自主权。

三、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基层党建引领作用欠缺

1.基层党组织核心地位与城市社区治理权威不相统一

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民主协商、群团带动、社会参与机制还不够健全，比如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公众感同身受，各小区卡口符合条件的均成立了党小组，但党管小区的机制还不顺畅，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缺乏对下派干部、物业公司、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制约监督，形成合力不够。

2.基层党组织未能有效整合城市社区治理资源

虽然大部分的城市社区党组织都和各政府部门签订了“共建协议”，建立堡垒共建的工作机制，但是在大部分的时候也只是浮于纸上、流于形式，平日里忙单位工作，很少深入社区基层生活，使得共建活动流于形式。比如说在疫情防控中，各小区卡口符合条件的均成立了党小组，但党管小区的机制还不顺畅，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缺乏对下派干部、物业公司、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制约监督，形成合力不够。

（二）社区治理主体间权责不清

1.政府和社区之间权责不清

随着政府管理重心下移，往往把一些城建、卫生等工作和一些临时性工作，下发给各街道，街道再下发给各个社区，或者街道及有关部门直接临时交办的一些事务性工作等，诸多部门把“工作进社区”作为抓落实的一种重要手段，就出现了行政事务不断压到社区，大量增加了社区负担。比如经济普查等工作。许多工作是对街道进行考核，但要求社区按照考核细则报送相关资料。有些已准入事项，一些单位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把属于自己的工作分摊给社区，造成社区不堪重负，部门应规范管理，如孕前优生优育检查给社区定任务指标。有些是社区协助事项，社区应该协助职能部门入户、核查，但职能部门直接把这些工作交由社区承担完成，使社区在职责履行上由“配角”变成了“主角”。

2.民主协商机制有待完善

民主协商的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协商互动、联防联治、共驻共建、互融互通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针对小区中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民主协商参与度较低、效率还不高、机制还不畅，对小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群众意见不一、无法执行，最后由社区牵头挨家挨户征求意见，按照比例公示决定，协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健全。

（三）社区工作人员队伍建设薄弱

1.社工人才紧缺，社区社会组织服务能力不足

当前社会工作人才存在数量缺口大、专业人才少等问题。如持证专业社工人才占比仅为很低，急需提供专业社工人才服务的社区和专业服务机构拥有专业社工人数偏少，无法满足群众需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存量本身就微乎其微，社区人才培养渠道不畅，增量人才更是无从谈起，而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却水涨船高，现有的人才难以应对，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对人才的需求远远高于现实的人才存量。社区社会组织，遍布社区事务的方方面面，在大数据背景下，智能化不断呈现，治理触角不断延伸，遍布社区治理网络，其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但是目前的社会组织功能仅仅局限于搞一点大众化的文化娱乐活动，心理咨询等社区服务等类型数量少，质量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能力弱，无法满足各类社区居民多样化的诉求。

2.社区工作人员激励机制不完善

现阶段，考核机制对于社会工作服务机实际情况缺少导向作用，考核指标过于静态化，注重一般的要素，缺少利益相关方的评价机制，无法准确体现出社区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以及心情付出，缺乏对社区工作人员的激励作用。目前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激励方式上较为单调、简单，形式僵化，脱离员工的实际需求，激励讲究“轮流坐庄”，且和公务员事业编定向招录机制没有衔接，职级晋升、待遇等方面提升空间狭小，易挫伤核心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四）社区居民参与度低

1.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相关制度不够完善

社区的制度化建设，离不开居民的充分参与。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居民委员会为主导，居民为主体，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驻社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社区治理框架不够健全，参与机制不够完善，未能形成很好的治理合力，激发自治活力。且社区居民的参与领域不够广，文体活动参与的多，政治活动参与的少。

2.社区居民治理意识欠缺

提高社区居民的治理意识，责权利的统一，关键在于唤醒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在社区建设和治理的过程中，只有牵头人（政府、物业、社会组织）在做事，而社区居民持有一种观望的态度。一些居民只关注自身利益，而不关注社会公众的事务，意识欠缺，没有参与的意识、责任与积极性，群众参与度低。如某社区花了很多经费修建了自来水系统，居民最终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一出现问题，比如“水管爆了”，那他们只会认为那是社区的问题，而不会认为他们自己也有义务和责任去维修和维护，即使他们是主要的使用者和受益者。所以没有居民参与，就无法培养居民对项目或行动本身的拥有感，也就导致了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态度。即使有人呼吁，也未必响应和参与。

3.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渠道单一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大多属于被动性的，多数社区居民得到社区组织邀请才能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没得到邀请也就无法参与实际的社区事务管理，更无法参与社区具体规章制度的讨论与制定了。正是由于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缺少多样化的渠道，政府和社区管理组织向社区居民提出的要求不能及时得到回应，社区居民的正常利益需求也无法及时得到解决。

四、结语

毋庸置疑，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更加成熟，定型能力更为精准全面为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基层政权提供有力支撑，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解决好城市社区的基本问题，关键在坚持党的领导、固本强基，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坚持改革创新、依法治理，坚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对于城市管理来说，社区治理是最基础的存在，也是社会治理机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