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亮

【导 读】 斯图亚特·霍尔是伯明翰学派的奠基者和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 其一生贯穿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左派学术思想的发展全程, 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学术思想主题, 且这些主题之间差异巨大, 过渡转换突兀, 非一般思想家的线性发展逻辑可度之。 当我读到这本《斯图亚特·霍尔文集》 时, 我确信,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霍尔文集, 因为它把霍尔非同寻常的驭浪前行的学术思想人生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北京语言大学黄卓越教授是我神交已久的一位学界前辈。就学科归属而言,黄教授是文艺学的前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浪,本不应产生什么交集。新旧世纪之交,黄教授从古代而至当代,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斯图亚特·霍尔(1932—2014)相遇,并进行了直接的学术互动,进而成为沟通伯明翰学派、霍尔与中国学界的一道重要桥梁。几年后,我从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从德国传统变轨英国传统,在英国新左派这一课题上停留了十五六年之久。当时,除了爱德华·汤普森、雷蒙·威廉斯、佩里·安德森,我最关注的英国新左派就是霍尔,于是交集自然出现了。我从黄教授的著述中获益良多,在很多问题上都持有相同或类似的看法。2014年霍尔去世后,我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向霍尔致敬,随后,我启程继续赶路,黄教授则选择坚守,致力于霍尔文集的编译。8年后,当我读到期待已久的《斯图亚特·霍尔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时,我确信,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霍尔文集,因为它把霍尔非同寻常的驭浪前行的学术思想人生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一、霍尔驭浪前行的学术思想人生

2014年霍尔去世后,有杂志委托我组织几篇译文做一个纪念专栏。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按照年代顺序系统阅读了手头收藏的各种霍尔著述,结果发现,霍尔是谁或者霍尔的身份是什么,这个原本会脱口而答的问题,竟一下子不知道如何作答了。此前,我和国内绝大多数学者一样,确信霍尔是伯明翰学派的奠基者和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但那时,我深刻意识到,霍尔一生贯穿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左派学术思想的发展全程,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学术思想主题,且这些主题之间差异巨大,过渡转换突兀,非一般思想家的线性发展逻辑可度之。具体地说,在1956年英国新左派运动兴起前,霍尔是牛津大学一位主攻当代英美文学的加勒比留学生,尽管已经在左派学生社团里崭露头角,但基本上没有脱离学院知识分子的范畴,且其“黑”皮肤也没有成为一个问题。英国新左派运动兴起后,霍尔积极参与这一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通过自己创办的《大学与左派评论》杂志为运动发声,成为第二代英国新左派中的风云人物。20世纪60年代中期,霍尔应理查德·霍加特之邀,前往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任教,并在霍加特去巴黎任职期间成为中心的实际领导者,进而通过自己的卓越领导,开辟文化研究新领域,创建伯明翰学派,其本人也正是因为这一阶段的工作后来走出英国走向世界,被尊崇为伯明翰学派的奠基者和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20世纪70年代末,即伯明翰学派开始产生世界性影响之际,霍尔出人意料地离开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回到伦敦成为开放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转向对19世纪以来英国国家的历史、现实及其政治本质的系统分析,进而发明“撒切尔主义”这一术语,成为当时左派政治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987年,也就是“撒切尔主义”批判尚未结束之际,霍尔发表短篇自传材料“最小的自我”,关注自己的“黑”皮肤,转向种族问题,进而“接合”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以及法农、赛义德等人的理论,建构了自己的“身份”政治学,成为文化多元主义的重要推动者。进入21世纪后,晚年霍尔利用自己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积极捍卫、争取少数族裔、有色人种的文化权力,成为英国有色人种艺术活动的重要赞助人。

进入21世纪后,霍尔逐渐成为别人著书立说的研究对象。面对霍尔多姿多彩、多元多变的一生,学者们要么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突出自己认为重要的某个霍尔或霍尔的某个思想发展阶段,要么以还原论的方式寻找一个本质的霍尔或霍尔的本质,这个霍尔在许多情况下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的那个霍尔,即建构了“身份”政治学、捍卫文化多元主义的“黑”皮肤霍尔。这两种做法既没能得到霍尔本人的认可,在学界也是遭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与批评。为什么人们会对霍尔是谁这个问题争执不下? 在编译《理解斯图亚特·霍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人们选择的“成像方式”并不符合霍尔的运动方式! 包括其他英国新左派在内的一般西方思想家通常都是徒步旅行者。他们行进、跋涉在广袤无垠、厚载万物的大地上,登高山、涉溪流、穿密林,留下的足迹、蹚出的道路,虽然也会出人意料、富于变化,但都存在清晰的、至少是可以描述的路线。霍尔则不然。他是一名冲浪者,始终在奋勇向前,但追求的并不是某个确定的目标,而是挺立在变动不居的时代潮流的浪峰之上。事实上,回顾霍尔的一生,他耕耘的领域、思考的主题始终在变,不变的则是他对时代潮流的敏锐把控和驾驭。他犹如一位驭浪而行的黑色神灵,始终屹立在同时代英国左派思想的浪峰之上。

既然霍尔是驭浪前行的冲浪者,那么,我们就应当按照冲浪运动的理念和规则理解、记录霍尔的一生。首先,我们不应越俎代庖,为霍尔寻找或设定一个本质主义的思想发展目标或终点。作为一位有机知识分子,霍尔的目标就是介入当代社会,抵抗当代资本主义体制或者说权力,尽可能地扩大左派的声音或影响。时代变化了,需要抵抗或者说与之斗争的具体对象也随之改变,此时,霍尔就会迅速进行与时俱进的自我调整,重新校正工作目标,重新“接合”斗争的理论武器系统,最终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诚然,今日我们所见之最后一个霍尔是倡导“身份”政治学的文化多元主义者,但如果霍尔活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会发现一个更新的霍尔! 其次,我们应当尊重每个霍尔、霍尔的每一个阶段,在它们所介入其间的时代潮流中,具体地理解它们的形成、实质及价值。对于不同的霍尔,不同的研究者或许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但对于霍尔本人来说,它们都是唯一的、同等重要的经历,并无高下之分。最后,对于我们来说,向霍尔致敬的最好方式,应当是一段完整记录其驭浪而行的学术思想人生的“视频”,而非一张或若干张记录其精彩瞬间的“照片”,因为作为学术思想的冲浪者,霍尔的伟大就在于他冲上了自己经历过的每一个浪潮,而非仅仅以最完美的方式滑过某一个波浪。

二、编译霍尔文集是困难的

坦率地讲,在编译《理解斯图亚特·霍尔》的过程中,我曾燃起编译一本霍尔文集的念头,但很快就熄灭了。

为什么我会突发奇想产生编译霍尔文集的念头? 首先,我当时已经完成对英国新左派的总体研究,希望发现一个新的兴奋点以持续推动自己的研究。2003年,我开始转向英国新左派研究,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与积淀,方才在爱德华·汤普森这个点上实现突破。在《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 爱德华·P. 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019年版)中,我初步确立了一种研究英国新左派思想家的较为成熟的范式,进而在《英国新左派思想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和《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 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的编译过程中,由点及面,对英国新左派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理解。接下来的研究该如何深入推进? 我当时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以霍尔文集编译为切入点转向霍尔和伯明翰学派研究,显然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选择。其次,《理解斯图亚特·霍尔》的编译让我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当代思想家类型,很想借编译霍尔文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认识,进而将自己的认识更广泛地与学界同行交流分享。最后,我当时对霍尔离开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之后的思想发展,如其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思考、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对文化多元主义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等,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正在指导几位博士生从事相关课题研究,希望以英鉴中,推动国内学界对类似中国问题的思考,而编译霍尔文集对推动学生的研究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不过,编译霍尔文集的念头终究如流星一般,很快就从我的研究计划中消失了。何也? 因为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编译工作对我的团队来说是相当巨大的挑战。首先,充分占有霍尔的文献是编选霍尔文集的前提,而完整收集霍尔文献的难度很大。翻阅过霍尔著述目录的学者都知道,霍尔的著述以期刊论文、论文集论文、合著章节、报纸文章为多,且霍尔发表论著时并不考虑所谓期刊等级、出版社大小之类的问题,很多珍珠般的篇什都首发于某些并不知名的同仁杂志或同仁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文集中,关于文化研究的许多经典篇章甚至是首发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几种内部资料上。2009—2010年、2014年,我两次以高级研究学者的身份在英国访问,曾对霍尔文献进行过专题检索和收集,但都未能周全,深感如果没有英国本土霍尔研究者的支持与参与,想把霍尔文献收齐是很困难的。其次,霍尔文集的选目取舍难度很大。作者霍尔之死,无疑给可能的霍尔文集的编者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使之能够更加自由、更加充分地彰显自己的主体性。就此而言,作为潜在的编者,我是自由的。不过,我深知,霍尔死了但客观性始终存在,读者看的是霍尔,被评价的则是我作为编者的学术水平和眼光。对于某一阶段的霍尔,我相信自己基本上把握到了国际学界的共识,能够确定合适的选目,但对那些自己没有深入研究的霍尔思想发展阶段,该如何处理? 更重要的是,整个文集的结构又该如何设置和平衡? 如果没有来自英国最好是霍尔圈子的专家的支持,这些工作是极难高质量完成的。最后,霍尔文献的翻译难度相当大。霍尔的英文并不艰深晦涩,也不引经据典卖弄学识,可读性颇佳,但并不容易翻译。为什么呢? 一是霍尔的经典论著尤其文化研究时期的经典论著具有极强的英国在地性,想要准确翻译那些具体的、不那么广为人知的英国人、英国事着实不易。二是霍尔的许多经典论著都以集体合作的论著、文集、专辑的导论或主旨性文章的形式存在,与其他部分之间存在极强的互文性,不了解合作者们的观点,很难准确翻译霍尔的导论。三是霍尔善于学习、“接合”同时代其他理论家的理论资源为我所用,但他并不“保证”自己的“接合”具有所谓的本真性,同样的概念、术语,在原理论家那里和在霍尔的论著中,可能存在较大间隙,一不留神就会落入陷阱,进退两难。

总之,在发现霍尔文集的编译不是一项可以顺便完成的“活计”,而是一项可能耗时耗力的“工程”后,原本有意乘兴而上的我决定放弃搂草打兔子的孟浪之心,老老实实继续自己的旅行计划。

三、比预期更好的《斯图亚特·霍尔文集》

放弃编译霍尔文集念头后不久,我通过同行获悉黄卓越教授正在组织编译霍尔文集,当时一是感到庆幸,幸亏自己没有莽撞,否则就肯定要翻车、丢脸了; 二是充满期待,很想及早一窥黄卓越教授版霍尔文集的样貌。时间在流逝,我的旅行在继续,我对霍尔文集的期待虽然不再像当时那样强烈,但始终未曾消失。终于,在2022年酷夏开始之际,我收到了期待已久的《斯图亚特·霍尔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看到封面上写着“黄卓越、戴维·莫利主编”字样时,坦率地讲,我的反应比较复杂。戴维·莫利何许人也? 霍尔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亲炙弟子、伯明翰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的重要成员、伯明翰学派传播批判理论在当代的主要代表、霍尔去世后著作出版计划的核心成员、2 卷本《斯图亚特·霍尔精要文集》(Stuart Hall:Essential Essays,Duke University Press,2018)的主编! 莫利的加盟,当然提高了《文集》的权威性,但它会不会因此变成《斯图亚特·霍尔精要文集》的中译本,而丧失自己的独特性和中国性呢? 我对此不无怀疑。在用几天时间翻阅完这部超过900页的大书后,我的疑虑消失了,确信它比我原本预期中的更好!

一是成功勾勒、呈现了霍尔驭浪而行的一生。《文集》有7 辑。第一辑“文化研究与阶级”虽然只收录了1 篇新左派运动时期的代表性文章《无阶级意识》,但通过3 篇20世纪80年代以后回忆、评论文化研究早期发展的文献,大致勾画出了霍尔创建伯明翰学派之前、之初的思想样貌。第二辑“理论与方法论实践”收文5 篇,第三辑“媒介、传播与表征”收文6 篇,通过这11篇文献,霍尔伯明翰学派时期的核心思考和主要成就得到了总体勾勒。第四辑“政治形构: 作为过程的权力”收录了国内关注较少的霍尔政论文章6 篇,从而使其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撒切尔主义”批判及其后续新自由主义批判得到大体呈现。第五辑“种族、族性和身份”收文7篇,核心是霍尔的“身份”政治学。第六辑“全球化: 后殖民与流散”收文5 篇,主题是霍尔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思考。第七辑“新近的访谈与反思”收录了霍尔2006—2007年的访谈3 篇,大体呈现了晚年霍尔因年迈退出左派思想舞台中心前的理论心态。很显然,如果我编霍尔文集,选目或许会基本雷同,但会更严格遵循时间线索,且很有可能不设置二级目录及命名。不过,我充分尊重《文集》的处理方式,因为文集最核心的东西即霍尔驭浪而行的学术思想冲浪人生已经从整体上得到呈现,剩下来的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二是充分协调了英国思想与中国视野之间的关系。莫利主编的2卷本《斯图亚特·霍尔精要文集》无疑体现了霍尔的基本自我体认,代表了英国学界对霍尔的本土理解正统。那么,黄卓越教授邀请莫利共同主编《文集》会因此丧失自己的中国性吗? 答案是否定的。《斯图亚特·霍尔精要文集》包含8 辑,分别是“文化研究: 文化、阶级与理论”(收文3 篇)、“理论与方法论原则:阶级、种族和接合”(收文4 篇)、“媒体、传播、意识形态与表征”(收文3 篇)、“政治形构: 作为过程的权力”(收文3 篇)、“序幕: 阶级、种族与族性”(收文4 篇)、“后殖民与流散”(收文3 篇)、“访谈与反思”(收文3 篇)、“尾声: 加勒比和其他视角”(收文1 篇)。显然,《文集》与此大同小异,但正是这些小异体现了黄卓越教授自觉而坚定的中国视角: 努力呈现完整的而非精要的霍尔; 注重揭示霍尔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注霍尔对当代英国右翼政治思想的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不因西方的政治正确而过分拔高晚年霍尔的文化多元主义思考; 等等。

三是翻译的专业性。《文集》的翻译团队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部分是黄卓越教授的年轻同行朋友,如孟登迎、和磊、胡疆锋等教授,他们从事英国文化研究领域的研究、翻译工作多年,成果丰硕,声誉卓著,是承担《文集》翻译的上佳人选。另一部分是黄卓越教授团队的青年学者,他们均早年出身英语专业,后从事英国文化研究领域的博士研究,并且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虽然目前尚未声名鹊起,但都未来可期,是《文集》翻译的主体主力。就像黄卓越教授在“前言”中表示的那样,这两部分译者的存在“确保霍尔文集的翻译是真正‘专业’ 的”。这种专业性在黄卓越教授团队对formation、overdetermined、articulated 等看似常见、实则使用混乱的关键术语的规范化处理方面得到了具体体现。

四是版权处理的规范性。尊重和保护版权是当代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因为这不仅是在保护创新,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作为作者的权益。不过,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屡屡受困于搞不清、联系不上单篇论文的版权所有者,要么忍痛割爱,要么采取守株待兔的笨办法,坐等出版后版权所有者上门声索。当年有心试水霍尔文集翻译时,我的一个顾虑就是不知道如何以及是否能够获得霍尔著作的翻译授权。令人欣慰的是,黄卓越教授与霍尔交往颇密,且得到戴维·莫利的大力襄助,最终获得霍尔遗孀对《文集》所有文献的转让版权,圆满解决了这一法律问题,为学术共同体处理类似事宜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