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万州区委党校 谭建

理论大众化不是抽象的过程，而是以现实的实践活动特征为前提，在每个时代都具有不同的形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被党所号召起来的人民群众长期受到压迫和剥削，且文化素质偏低，党的先进理论不能够直接在他们身上产生作用，党的领导人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只能把先进理论转化为行动的政治口号，从外部直接灌输给革命群众。“灌输”方式的弊端在于完全不能顾及受众独立的对理论的价值和意义的探讨，但在彼时却是能够快速调动群众努力热情的有效方式。党执政后，共产党人要提升群众的文化素养，让群众切实掌握科学理论实践方法论，从而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阶段的理论大众化侧重于知识启蒙和思想教化，目的是要提升群众实践的科学化文化水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人们的文化水平、理论素养已经显著提升，独立的个性得到空前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动机、价值选择愈发趋向多元，人们更加有能力，也更加愿意靠自我的思维活动、以适合自身意义的视角去探寻理论的价值和意义，理论者和群众已经越来越在现实活动中表现为是相互平等的对象，直接“灌输”式或“教化”式的方法的作用已经越发不明显，而带有交互式的、主体间协商式的方式就应成为理论传播的主要方式。

一、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转化的历史逻辑

所谓主体性，即是说人们对自身的实践活动的目的性感知，它反映人运用自身的本质力量，力求使客体为自身目的性服务的特性；所谓客体性，即是主体所施加目的性影响的对象，在主体能动的施加影响下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自主性、创造性、能动性、目的性是主体性的范畴，换句话说，主体是在一定的自我认识、精神状态下，带着某种意愿、目的，在情感基础、思想、理论、环境影响和指导下进行的活动。主体性的首要特征是自主性，表现为对自身实践活动的全面掌控，力求使自身活动具有预见性，以一定的心理感知和意志来支配客体。作为主体，只有感知自己的活动是具有自主性的，是自己活动的主人，才能发挥出积极性和创造力。“主体的能动创造性指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是积极的、能动的，是有选择力、创造力的。主体在实践基础上进行认识活动，不仅能反映客体的现在，而且能复制客体的过去，预见客体的未来；不仅能反映客体的现象，而且能揭示客体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1]主体性是人的特性，并且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表征。主体性的出场，从认识论上摧毁了“神”“自在本体”“绝对理念”等抽象物的存在根基，似乎真正让“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状态得以实现。从存在论角度讲，人作为实践的主体，总是把除了自身之外的一切物包括他人都当做客体，这就产生了基于存在论的主体性原则，最终导致了生存意义上的行为中心主义或称为唯我主义，这就是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思想根源，是“异化劳动”的始作俑者。在“异化”状态下，一部分人的主体性的展现总是建立在另外的人的主体性丧失的基础之上，“他人是客体”的现象必定处处存在于阶级对立的社会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先进知识分子们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世界”的人显然就不是一种客体的存在，而是“主体与主体”的联合，意味着“主体间的联合”构成一种共同的主体性去共同面对“世界”这一客体。如何达成“主体间的联合”，从而有效避免“他人是客体”的现象，是至近代启蒙以来的人本主义哲学家们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域，即从“主体性”问题转向对“主体间性”问题的研究。主体间性转向，意味着人际交往开始凭借不以人的尊严丧失为前提，尽管在资本全球化扩张背景下，资本运行主导的市场经济理性仍然不可避免让一部分人占有另外一部分人的劳动，但正如经典作家所言，一种旧有的社会关系，在它还能促进生产力进步之前，它的存在还是有合理性的。这只是共产主义运动所必然经历的过程，在需求层次理论看来，至少被占有的一部分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且对人身自由具有自主权，而被占有的很大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共事业，因此也可以说，客体化的人，亦即自初上就是自主权丧失的人，在资本走向全球化的今天，已经不存在，社会学的主体间性专项是必然的逻辑。

显然，私有制是造成“他人是客体”的根本原因，如果一旦造成人占有人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单个人的主体性必定会得到完全显现，此时，用主客二分法的行为模式，在面对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交往的时候，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因为人人同时为主体，不在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客体。这就要求人们在面对人际交往时向主体间交往的模式转变。“在主体由笼统的总体中分化出相对独立的个人主体或群体主体以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日益凸现出来。沿用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模式来处理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已不再有效，自然而然地会转向“主体——主体”模式。而主体需要借助于各种中介手段来相互联系，于是就有了“主体——中介——主体”模式。这样一来, 原来的主体问题就在事实上转化为主体、主体间或主体际问题。”[2]主体性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征服、改造，使客体成为主体对象化了的存在，即把客体客观自在的状态转化为满足主体需要的状态。明显的是，在寻找存在意义的层面上，同时作为主体的人必定不可能成为对象化的主体。

二、理论大众化的主体间性

就理论大众化过程中的理论家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而言，如果用“主客”的关系来看待，指的就是理论家通过一定的中介或手段达成对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的改造，以期让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符合理论家的精神预期。新中国成立之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丧失殆尽，我们能最清晰地看见这种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只能通过联合行动去完成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人身自由，不管从途径上还是从目的上，人们的主观意识和实际行动基本趋于一致，理论家把理论转化为政治口号灌输给人民群众，从而激发起了亿万人的实践激情。在现代性深入发展的当代社会，人们的主体性意识显著增强，人们谋求行动的意义实现的途径越来越多元化，虽然理论家可以站在哲学高度断言人们的价值理想殊途同归，但如果就此让理论一劳永逸的作为现实生活的旁观者，无疑就会把目标理想绝对化、凝固化，而忽视了共产主义作为一个运动过程的实质，使得理论就失去了对“生活世界”的关照，而对人们当下的现实实践没有任何意义。另外，把理论家与群众归于“主体——客体”的解释范畴，意味着理论家必须把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通过知识性转化，进而让大众了解和接受，其行为过程是“灌输”和“教化”性质，信息一旦通过知识性整合，必定在它形成之初就有落后于当下实践的趋势，而且一元性是知识的首要特征，它本质上要求人们的意识和行动具有同一性基础，然而这在当代多元化主体面前是无法得到有效针对的，况且，对于处于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往往使现存信息还没有来得及得到知识整合，就已经处于落后的边缘，据美国学者弗莱德里克预测：“进入20世纪后信息倍增所需时间为50年，其后，倍增速度骤然加快，在20世纪50年代，年就实现了倍增，接着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时间周期进一步缩短为年和年。根据现在的推算，人类社会的信息量倍增的时间最短仅需18个月。”[3]可见，不管从社会历史还是从逻辑推论上看，理论家和群众的关系已经不能被看作“主体——客体”关系，二者必须同时处于主体，我们才能在新的变化和实践面前合理定义大众化的新内涵，即:群众经由不同的实践路径去谋求行动的意义，理论家把群众的实践内容予以科学性审视，进而指出在特定条件与环境下，大众以自己的方式达成意义实现的最佳方式。对这种意义实现的预期并非仅仅是属于理论家的，而更准确地说，它是属于群众自己的。

在这种解释框架内，理论家和群众是把客观世界中横梗于实践道路上的障碍和问题作为共同的客体，群众提供理论原料，理论家生产用于指导的知识，信息不断地在二者之间双向流通，达成共同客体的对象化，这就是理论家与大众化的“主体间性”的实质。

三、理论大众化对领导干部的要求

（一）理论人格化示范

执政群体作为最靠近群众的群体，是理论最直接的传播者，其自身是否具备过硬的理论素质、理性信念坚定、良好的政治形象，直接影响着理论传播的效果。因为当“传播者形象与受众期待之间产生较大的失衡，受众就会对传播的信息产生反感和厌恶情绪。”[4]而“当传播者被认为是具有可靠和可依赖的这两种品格时，就会产生最大的效果”。[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民群众全然没有较高的文化理论素质，但他们内心始终对党的理论主张深信不疑，进而为之前赴后继、忘我奉献，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领导人总是用最简明朴实的言语、最坚毅刚强的行动将理论品质和人格特征恰当结合，信仰与行为的一致性，让人民群众产生自觉一致的思维与行动，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说话人的品格是一切劝服的手法中最有说服力的。执政群体将进行理论人格化示范，理论就会以一种感性直观的鲜活状态展现在群众面前，群众就可以避免陷入“理性判断”的疲惫状态而对理论产生认知障碍，就会对理论指向的目标深信不疑。

（二）理论政策化解析

理论本身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理论只要转化为政策化语言才能具体地指导社会实践，并对社会实践成果所检验。“人民群众不仅通过宏观政策的价值指向来感知思想意识理论，不同层级和具体领域的政策更是成为群众认识先进理论的最直接的认识来源。”[6]

只有通过鲜明的政策指向，群众才能把自己的切身利益与政策相勾连，并进而产生对理论的认同。执政群体本身就是政策的制定者，让政策具备理论底蕴是本来的要求，执政群体也是政策的传递者，对政策内容及其指向必须做出彻底正确的阐释，必须能够回答政策实践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现实问题，让政策在运行过程中不至于失去理论底色。

所以执政群体必须具备相当的理论功底，才能保证政策体现出真正的群众利益指向，保证群众的实践观念、情感判断与理论指引趋同。

（三）理论实践化领导

价值理想不能自发的去实现，而必须通过人去能动的实践。如前所述，理论大众化的实现不是让大众成为理论家，而是把理论转化为实践力量，社会事业能否朝向理论指引的目标快速推进，才是检验理论大众化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基于执政群体的特殊地位，要领导群众为既定的价值理想而积极奋斗，执政群体必须要成为具体政治实践的领导者。我们所指的理论实践，指的是理论的政策化具象，并非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本质上就是指的政治实践，只有政治实践才谋求的是社会整体的价值理想的实现。“政治是传播的主神经，传播是政治的控制器。”[7]政治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最直接的传播活动，因为，政治实践必然由政治思想引导，理论就是政治思想的抽象形态。政治思想是抽象普遍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正确的路线方针必须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指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正确的路向方针政策一旦确定，对实践导向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人民群众是政治路线得以落实的主要力量，而党的干部的正确领导才是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