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圻

（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执行主席 贵州 贵阳 550025）

一、中国革命的“西方理论”[见英文版第12页，下同]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跨越千山万水，途经日本和俄国来到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造成了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成为引领我们这个古老东方大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是一件十分奇特，也十分耐人寻味的地缘文化事件：一个诞生在西方的理论体系，却在遥远的东方立足、扎根、长存，成为中国这个有两千多年儒家文化传统的古老东方大国的“主旋律”，这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在遥远的东方而不是在它的诞生地西方取得经久不息的成功？原因是复杂的。根据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解释，那是因为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的社会结构有原则性的区别。他认为，在东方，政治就是一切，或基本上就是一切。而西方社会却比较复杂，它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统一体，资产阶级统治是建立在“强制”和“同意”相结合的基础上的。因此，一方面，在西方爆发人民革命的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即便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市民社会也会从内部将革命的成果逐步瓦解。①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9、262页。

因此在东方国家（包括俄国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所设计的“剥夺剥夺者”等革命方略，最能引起革命者的共鸣，也最易于被革命者所采纳。于是结果竟是这样：当西方的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召唤逐渐无动于衷的时候，东方的劳动人民却在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之后，便风起云涌般地投身于“剥夺剥夺者”“翻身做主人”的革命中去了。

从结果上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能应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内在矛盾—社会危机—社会革命”的预言，这是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是人不是神，他们只能解答、解决他们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课题，并且对未来社会的变化、发展提供基本的、原则性的理论框架。因此，不能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预测到后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变化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只要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人本的、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品格，她的生命力就不会丧失。

中国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功。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改革？一个基本的理由是：在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及其导致的经济发展的量和质方面，二战以后的计划经济模式被证明竞争不过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的改革，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大胆吸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那些卓有成效的因素，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魅力，正是因为它通过全面改革，在短短四十几年时间里，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1841年，青年马克思在谈到康德哲学的现实意义的时候，把它比喻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①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0页。。意思是说：康德用思辨、晦涩的哲学语言，揭示了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步意义。受到这个比喻的启发，本文联系马克思主义一百年来在中国推动的文化转型和社会变迁，把马克思主义比喻为“中国（或东方）革命的西方理论”。意思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的强大理论说服力（“普遍真理性”），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古老文化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立足、扎根、传播、影响提供了充分且必要的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最有力证明。

二、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13]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智慧发展的伟大结晶，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理想主义的部分和现实主义的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部分主要是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构想；与任何理想主义体系的构建者一样，马克思对人类美好的未来社会是心驰神往的。但是马克思不仅仅提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理论体系，他（以及恩格斯）同时提出了为实现这个理想应该如何进行现实奋斗的具体路径或手段。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融合、相互衬托的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服力的一个主要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主要指：一、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构想。即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和分配方式的公平合理这两者之间的统一，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与精神境界的不断超越这两者之间的互补。马克思非常清楚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生产关系，但他当时生活的那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制度却把少数人占有财富这种情况推向了极端，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不合理的贫富悬殊、劳动异化。马克思要通过他的批判，来唤起人们的阶级意识，并努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经济制度，进而提升全体劳动者的精神境界。二、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马克思特别关心人的自由的、无拘束的、全面的发展，他特别强调人的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彩，他特别反感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异化关系，他特别期盼人与人之间能够恢复友爱与和睦。三、对劳动从异化状态向本来状态回归的信心。马克思的批判要达到的理想状况是，劳动不再是迫不得已的、对象化的、纯粹物质领域里的活动，劳动应当回归到它的本来意义——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是自由而愉快的享受过程，劳动是美。②以上思想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经济学手稿（1857—1858）》等。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当中的“理想主义”。很明显，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高尚的、美好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学说。在这个学说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使人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而是使人从千百年来一直压迫着他们的经济需求下解脱出来，使人获得精神的解放。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想化的人道主义理论，而且是一种力图改变世界的现实革命理论。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部分，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主要体现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里。那就是：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本质，来唤醒雇佣劳动者的阶级意识，进而组织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首先在政治上实现变革。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此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9页。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李达、李汉俊、张申府等，都是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与当时进入中国的其他形形色色西方思潮做了比较，他们被这个理论的逻辑力、解释力、说服力所折服，认为这个理论能够帮助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走出列强的压迫，实现国强民富、民族振兴。特别是紧接着，发生了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列宁主义送进中国，更是令这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革命家兴奋不已。于是，“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如果说传到中国来的马克思学说主要是一种“批判的武器”，也就是思想体系的话，那么，列宁主义就是一种“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成功结合，对于一百年前的中华民族来说，具备了最强的理论说服力和实践解构力。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1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百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宝贵的经验，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遵循。其中的“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立足扎根、广泛传播、长期引领的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作为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的一个类型，马克思主义（尤指马克思本人）对人性的估价却是“非西方化”的。马克思不承认人性的丑恶或“原罪”，他认为人有着许多善良的本性、意愿，比如对“本来意义”的劳动的天然热爱，对消除精神异化、回归自然本性的渴望，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对自身“全面发展”的向往等等。这些论点都表明马克思对人性的“向上向善”是高度认同的。而这些论点，恰恰与中国儒家学说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对“大同世界”的憧憬、对“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期盼，有相当的一致性。此外，对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祈愿和追求，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一个公约数。孔子一生孜孜追求“大同社会”，他的这个理想在整个封建时代从来没有成为过现实，但他的这个理想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兴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却有许多契合之处。当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之后，对贫富悬殊的拒斥，对共同富裕的企盼，对人类公平正义的追索，就不再停留在精神层面。在20世纪以后的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这个理想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个共通点，就是对人的关心、关注、关切。这涉及许多重大而深刻的理论与实践领域，比如人的存在及其属性，人的精神诉求及其方式，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人的生存、发展的各种社会要素及相互关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相互作用及共同发展，人的求同存异、向上向善、克服异化、回归大同的天然禀赋，人通过能动实践、经济诉求、建功立业、经世致用而达致高尚生活境界的务实品格，等等。马克思主义对“实践”优先性和至上性的强调，与追求“知行合一”的儒家精神有共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对共同理想的憧憬和对人类美好生活目标的设计，与中华传统文化梦寐以求的“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境界，可以进行许多内在与外在的对接；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分为二”“合二而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智慧，有理论上的一致性和实践中的贯通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观以及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知行观、体用观、和合观、诚信观及人文观念、伦理精神、人际谋划、道德操守、民族气节等方面的阐述，形成了互为借鉴、彼此彰显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关于“克服异化、回归人自身”“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等等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道德自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理念，也可以彼此提供精神的启示和理论的滋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论断，与中华传统文化关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在思想境界和情感表达方面高度一致。

我们熟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其中的“文明、和谐、平等、公正、诚信、友善”这些价值观，与习近平总书记加以高度概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精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精神谱系关系。还有一点特别重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强调“人民至上”的学说体系（包括它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学等），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把关心、发展、提升、保障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头等重要地位的实践体系（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群众史观、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人民当家作主的长期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等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这个鲜明特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期秉持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载舟覆舟”“先忧后乐”“与民休息”“以百姓心为心”等民本思想，有许多内在的一致性。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观点具有天然的、内在的契合性。正是这种契合，使得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在认知、认同、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和文化滋养。这同时也昭示我们：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加合理、更加有效地阐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与相互支撑，使之继续成为21世纪中国大地上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说服力的主流文化，是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四、中国共产党人的认知与实践[17]

毛泽东同志24岁时（1917年）写的著名文章《心之力》，从思想内容到表达形式，充分展示了青年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宏大祈愿和坚定意志。这篇文章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性”思想精髓的理解与发挥，是毛泽东即将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时的一次精神铺垫［毛泽东1936年对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说，他1920年左右就认定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初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对传统文化的义理及其实践价值甚为推崇，但他的非凡之处是，他当时已经敏感、知晓、认同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西方学说的理论和实践力量。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曲折进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他从来坚信中华传统文化的不可估量。在所有伟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革命家中，毛泽东对人的精神力量的决定性作用最为推崇。那就是：坚信上层建筑（特别是精神思想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社会进步发挥巨大的作用；坚信道德和良知对个人和社会的重大约束、激励作用；坚信并一贯倡导“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①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20页。。

1939年，刘少奇同志在延安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简称《修养》）。这是一篇专门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心性修养、党性锻造、人格提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修养》的理论依据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理想（提出“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同时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修身养德工夫作了引用、分析，给予了充分肯定（专门提到孔子、孟子、曾子、朱熹等，特别讲了儒家的“正心”“慎独”境界对共产党员的借鉴意义）。《修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习近平同志2007年3月25日发表《追求“慎独”的高境界》一文，高度评价《修养》的思想内涵、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他指出：“《礼记》有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党员干部要‘慎独’。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就将‘慎独’作为党性修养的有效形式和最高境界加以提倡。要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明确的政治方向，遵守鲜明的政治原则，珍惜个人的政治生命，以形成内在‘定力’；要时刻反躬自省，注重修身养德，增强防腐拒变的‘免疫力’。”②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2页。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极其尊重，对自己赖以生长、发展、壮大的精神土壤、文化条件一贯珍视。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实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方略，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达到了新高度和新境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年来，儒家思想的高峰——阳明心学的历史地位、学术价值尤其是它的时代意义，在中国政界、学界和民间，越来越得到重视，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而“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个概念或这个比喻的提出，本身就昭示了：当今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作为执政百年的中国共产党，非常需要在内省自律、主体自觉、心性锻造、道德律己、自我修炼、党性修养等方面，也就是在“向内的工夫”方面，得到持续的提升。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稳固的需要。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内涵，是使整个社会、全体公民的文明素养得到全面提升，而这种提升，不就体现为精神生活、自我定位、人际关系的良性状态吗？

精神境界的反复营造、持续提升、不断完善，必须是一个文明国家、一个文明社会始终不渝孜孜以求的目标。所谓“不忘初心”“保持定力”“精神变物质”，儒家讲“修身”，佛家的“修行”，道家的“修炼”，其实讲的都是一个东西：“修养”或“修心”——要营造敏锐的心智，要打造坚韧的心理，要锻造坚强的心灵，要拓展宽厚的心胸，要保持良好的心态。2015年，中央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三严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这里的“修身”和“律己”是儒家思想的题中之义，特别是阳明心学的思想精髓，同时更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拥有将近一亿党员，习近平总书记提倡修“共产党人的心学”，当然是针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但同时也是针对全体人民，所有公民的。每个人——不管他的社会角色是什么——都有他的“心学”，也就是说，每个人都需要比较稳定、比较健康、比较积极的心灵或心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有机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人的思想境界和精神生活的提升与营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