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广

（怀化学院，湖南怀化418000）

引 言

人类学是跨越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以人类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因其研究方法十分独特而实用，故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较快。作为其分支学科的应用人类学，即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运用于解决人们面临种种现实问题的学科，正在逐渐成为人类学界的新宠儿。[1]而经济人类学作为应用人类学的重要分支，又是经济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它一方面是将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应用于解决原本是经济学研究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等运用于原本是人类学研究解决的议题。尤其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人类历史发展论作有效对接之后，人类学以及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值得我们深入研究。[2]

近年来，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经济人类学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及经济管理学学科与人类学学科的交叉边缘学科，已经成为应用人类学学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学术界和经济管理界的共同关注。[3]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起步较晚，费孝通教授、施正一教授等作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早期创始人及推动者，一生都致力于人类学、民族学、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成功地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民族地区的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建设、工商企业管理等。他们的理论思想、理论著作及思维方法，为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后来经济人类学的发展乃至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费孝通教授以中国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为基础，在不同的社区以及乡村做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研究文化以及文化变迁对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影响，著有《江村经济》，提出“文化自觉”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做了高度集中的理论概括，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等人类学理论及概念，为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我们今天生态文明建设和践行科学发展观也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施正一教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其毕生精力都倾注在对民族学的研究上，其突出贡献主要在于创立了民族经济学学科,提出广义民族学的概念，指出要加强建设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针对西部开发任务提出“加速发展战略方针”，强调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以实现整体经济均衡发展，研究萨满等少数民族文化，提出宗教文化形态学，全面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和内容。施正一教授在其科研过程中，提出科学的思维方法——“具体-抽象-具体”，其学术贡献，对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而言，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启蒙了无数后辈人类学家以及民族学家，拓展了民族学与人类学新的研究领域，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经济建设，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在费孝通、施正一等先驱学者的学术思想指导下，我国当代比较著名的陈庆德、周大鸣、罗康隆、张继焦、陈刚、施琳等人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人类学进行研究，推动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进程。比如，周大鸣教授致力于研究都市人类学，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都市区域的文化与社会过程研究中，通过对中国农民工的迁徙、融入及由此引发的城市社会重构等问题的研究，来寻找城乡和谐进程的新思路；[4]张继焦教授致力于研究企业人类学，[5]对城市转型中“老字号”企业的营销及文化等进行经济人类学研究，创造性地提出要保护与振兴餐饮“老字号”企业，挖掘餐饮“老字号”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来维持城市的活力；[6]陈刚教授对“泸沽湖”等[7]文化旅游市场进行经济人类学研究，发现文化旅游业的开发与发展对当地族群间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具有深远影响，他力图通过经济人类学对市场和群体行为的研究为许多社会问题找出解决办法，比如针对昆明出租车司机的经济人类学个案研究；[8]施琳教授在对埃塞俄比亚民族关系的研究中，指出“运用民族学、人类学开展田野调查时，通过对民族关系相关历史脉络及民族构成情况的全面认识，进而实现全景与近景维度、纵向与横向维度以及理论与描述相结合的多维度、系统研究方法来进行民族治理问题研究会更加有效。[9]她在其专著《经济人类学》一书中，详细阐述了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来源——马林诺夫斯基、波兰尼等人在经济人类学领域所做的学术贡献。[10]

此外，还有一批学者，作为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主要推动者，他们在当今极度重视定量研究的中国经济管理学科学术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向学术界阐明定性研究的重要性，并指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同样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理应被同等对待。[11]代表性论著有《经济人类学》《工商人类学通论》《环境人类学》《市场营销人类学》《管理与工商人类学》等应用人类学系列专著，强调田野调查、观察法、访谈法等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他们在《经济人类学》等论著中，详尽地阐述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及方法体系。运用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在跨文化市场营销[12]、消费行为[13]、饮食文化[14]以及人类学与经济管理教育等方面[15]进行研究，对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推进与发展，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一、从《江村经济》到《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

中国经济人类学发展至今，所取得的所有进步，均得益于先驱领军者的不懈努力。在探讨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及其特征时，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和施正一教授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两部著作，无疑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地位，是中国经济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先驱学术思想的重要成果，很有必要进行深入对比研究，以便梳理和认识经济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历程。

费孝通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不断呼吁重视“文化自觉”问题，强调人类学研究者要有自己的历史责任担当，[16]其名著《江村经济》的诞生，开启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先河，是“人类学理论工作和实地调查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17]。《江村经济》为经济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可参照的范本，并为中国农村社区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方法论。[18]这部学术巨著的形成，归功于费孝通先生用人类学的方法对开弦弓村的田野实地调查。在这部著作中他指出，在土地等资源不均衡的条件下，如何平衡农业、牧业与林业之间的关系来发展乡村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从而较早地提出乡村经济发展理论。其笔下的“江村”实际上是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乡土经济发展模式和特征，是中国早期经济人类学研究的萌芽。

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费孝通教授的巨大理论贡献可以大致概括为四个方面：[19]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民族体系结构及其演化规律等进行较为科学的分析概括，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自我认知；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并提出颇多创见，从而大大发展了其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派理论；提出“文化自觉”理论，即人对自己生活其中耳染目濡、习以为常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也就是对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要有清醒的自我认知，明白它从何来，怎么发生作用，未来可能怎么演化等，但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者“全盘他化”。也即是说，“文化自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发展人类自己，而不是在各种具体的文化形式中去争夺势力范围和钻牛角尖。他认为中国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主动承担起认识文化本身及其定位的任务，主动承担起认识不同文化及积极参与跨文化对话的任务，[20]同时他主张文化具有流动、扩大、变化和创新的特点；重视社区研究理论，在《江村经济》一书中，他提出发展乡土工业、实现乡土重建的理论，奠定了其国际人类学大家的地位。费孝通教授作为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领航人，为中国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为中国经济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乃至整个人类学的学术发展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学术财富。

施正一教授，作为费孝通教授之后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卓越贡献者，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民族学家，更是中国民族经济学的开创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凭借其独特的研究视角，研究国内外许多经济学与民族学经典之作，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自己的几点研究方法：

第一，具体——抽象——具体。[21]施正一教授站在民族兴亡的高度，提出民族地区四个现代化和“加速发展战略”，强调理论思维研究的重要性，秉持马克思主义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原理，并在经济人类学研究领域加以发挥，指出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具有间接、抽象和自觉的特点，是先由表象上升到抽象，再由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可以表述为“实践——认识——实践”“个别——一般——个别”“具体——抽象——具体”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过程。在此理论基础上，他创立了民族经济学学科，且将其定义为，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研究经济因素与民族因素两者交织互动过程特点及规律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一门交叉性学科”。[22]

第二，施正一教授在吸收《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方法论之精华的基础上，总结前苏联以及我国经济学学者的相关理论，构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等重要理论原理，用来指导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至今越来越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应该成为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经济的理论资源之一。

第三，施正一教授在研究《资本论》时，对关于理论思维和认识过程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辩证地认为认识过程不仅包括“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还包括“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非理性思维的追踪法与还原法，即提出问题，追本溯源，直到找到问题的答案以及辩证地对待已有结论，对其产生原因进行考察，找出问题，建立新的学说和观点。[23]

在其著作《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中，施正一教授指出，新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民族地区四个现代化，即国家在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既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发挥各民族人民的光荣传统，利用优势，扬长避短，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巩固、发展和不断完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尤其是实现民族地区的工业现代化，是巩固和发展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基础，是我国各民族发展繁荣的必由途径。发展民族经济，必须实现四个现代化。他的这些真知灼见越来越为今天的实践所证明，但也正因如此，他遭到了一些过度崇信西方新自由主义理念者的诟病。

施正一教授关于工业现代化的理论阐述，与美国早期的经济人类学分支“工业人类学”有着高度的一致性。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人类学家将对工商企业相关现象的研究和实践称之为“工业人类学”，其研究对象不仅是工人还有管理人员。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工业人类学”最辉煌的时期，20世纪40-50年代，玛丽埃塔·巴伯（Marietta L.Baba）认为，工业人类学家企图通过研究工人和管理人员来发现能够使组织体系平衡的因素和力量。[2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工商企业的衰败、人际关系学派及其实践者慢慢落后、学术环境变迁等问题的出现，工业人类学开始衰退，许多工业人类学家逐渐成为商学院的教授，此后，作为经济人类学的次分支学科工商人类学逐渐兴起。

施正一教授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民族学家与人类学家，其理论思想与费孝通教授既有相通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首先，费孝通教授是“边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的倡议者，他在对内蒙古、甘肃等省区的少数民族地区等边区进行考察后，注意到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积极倡导进行边区开发的研究。费孝通教授凭借在这一领域的数年研究成果，指出民族研究的意义十分重要。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繁荣和进步，不仅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而且能够影响我国“四化”建设的大局，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25]这与施正一教授的观点十分相同。他们都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进行少数民族的研究。同时，缩小东西部的差距，平等对待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是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必要途径。但是，两位教授的研究角度却存在差异，费孝通教授受其早期学术思想的影响，从人口学和生物学的理论角度出发来说明必须平衡东西部的发展，[26]而施正一教授则更多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民族学的角度出发来阐述这个问题。

施正一教授曾指出少数民族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缺失畜牧业的经济是不完全的国民经济，缩小东西部的差距，必须发展而且要以比一般地区更快的速度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27]少数民族人民一般聚居在山区或者是广阔的草原，居住地面积是汉族人民的几倍，非常适合发展畜牧业，因此，畜牧业经济在少数民族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必须予以重视。费孝通教授提出，西北地区占有我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牧业是西北地区的经济基础，具有极大的潜力，从事牧业的大都是少数民族。因此，从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角度看，费孝通教授认为实现牧业的现代化对加速边区开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应当从牧区入手。[28]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问题上，施正一教授和费孝通教授都将牧区经济当作突破口，并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自身特点，大力实现牧区的现代化。这些相通相似的观点，与我国的特殊国情及两位学者早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相似经历有关。

在对江村进行田野调查时，费孝通教授认为，振兴农村经济必须予以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充分的重视和支持，让城市资金回流到农村，因地制宜，内发外援，以农村为内发，城市为外援；[29]施正一教授认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就必须发展“两个市场”，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资料市场和金融市场。[30]因此，从两位学者相似的学术观点看来，搞活少数民族地区的企业，必须对其加大投资力度，弥补其资金缺陷。

对于民族的定义，施正一教授在《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中沿用了斯大林在1913年阐述的定义，认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族是人们在该进程中所形成的一个拥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对共同文化拥有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31]。费孝通教授在《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中也认为一个民族有四个共同要素：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也即是说，两位学者都认可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展现了他们对民族属性的共同理解以及相似的理论思想。

此外，施正一教授和费孝通教授都高度重视开发大西北的战略。费孝通教授认为，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除了增加内外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实施节水农业等措施之外，搞好乡镇企业，也是实现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道路。他为此还提出了“以商带工”的启动战略。[32]施正一教授创立民族经济学之初，最早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出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经济学与西部开发研究是共生共长的。并强调在西部大开发任务中，要联合各民族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与费孝通教授“以商带工”战略的着眼点相同。并且，施正一教授在提到民族现代化时，提出将56个民族当作中华民族大整体的细胞，即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33]与费孝通教授“中华多元一体化格局”在本质上也是相通的。

但是，在开发大西北战略中，费孝通教授更重视对西部地区人文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利用。而施正一教授则从一个特殊侧面——民族经济研究的角度来研究西部大开发的重要问题，更加重视处理好西部地区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各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强调必须吸取此前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导致东西部差距拉大的教训，今后应重视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想办法缩小东西部差距和消灭贫富两极分化。总之，从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到施正一教授的《民族经济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再到当代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人类学研究，不难发现中国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源远流长，既有其历史的高度，又有其独树一帜的实践意义。

二、从经济人类学到民族经济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族学已出现了许多分支学科，并正在形成一门独立的、巨大的学科新群体，因此，如果将民族学研究仅仅限定在传统的研究范围，势必会影响民族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34]为此，施正一教授提出了构建广义民族学的议题，并于1991年在《民族经济》第一期开始对广义民族学进行阐释和推介，此后又汇编成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广义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等，宣告了广义民族学的诞生。

广义民族学，概而言之，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由中国民族学家开创的，将民族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全世界，而研究方法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35]广义民族学的问世，为民族学的研究增添了极其重要的内容，在民族学科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广义民族学所涉及的研究方法，为近年来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广义民族学作为一门综合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类，包括指导方法、基本方法以及具体应用方法。[36]指导方法是方法论中的根本指导原则，主要是以马克思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其指导方法，所谓基本方法是指具体研究过程中本学科所采用的最主要或最常用的方法。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有：田野调查法、参与式观察法、历史叙述法、文化功能主义、主体与客体分析法等。而中国经济人类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绝大部分来自于广义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所谓具体方法，即在研究过程中根据任务的实际需要而采用的具体方法或特殊方法，分为两类：一般科学研究中的通常方法以及与广义民族学相关学科的特殊研究方法。

广义民族学以世界范围的“民族”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形成、发展、变化与消亡的历史过程、民族的各种特征及其多种表现形式、各个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及其心理素质等等，来揭示各个民族之间如何发展变化及相互影响。[37]

从民族经济学的创立到广义民族学的提出，我国学者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的实践和理论上，均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样作为经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西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相对来说就狭窄很多。我国民族经济学的诞生晚于西方经济人类学三四十年，具有不同的理论依据和时代背景，西方的经济人类学大多是将各种琐碎的人类文化经济现象当作研究重点，[38]而我国的民族经济学，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和国家传统文化大背景下，以各民族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为研究重点，揭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地区的经济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39]显然，我国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是由民族学的视角去研究经济，又从经济学的视角去研究民族，使得民族与经济两大议题实现交叉融合，这正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独特价值和学科优势的具体运用，值得我们今天在践行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之时加以认真学习借鉴。

西方经济人类学自发展之初，其学科就存在诸多不同的定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经济人类学将对人类关怀的实现和对人类发展方式的反思作为研究内容，通过对人类相异性的研究，来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和时代。在梅尔维尔·赫兹科维茨（Melville J.Herskovits）看来，经济人类学是“关于原始人的经济生活与经济行为”的一门学问。[40]此后，许多学者依据不同的研究侧重点，分别对其下了定义，斯图尔特·普莱特纳（Stuart M．Plattner）认为“经济人类学是一门从人类学家角度，运用民族志等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行为的学科”，[41]肯思·哈特（Keith Hart）强调可以将“经济人类学视为关于人类社会在物质方面的演化，即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42]不同的学科定义，对其他领域学者理解经济人类学的本质存在困难。而我国的民族经济学自施正一教授创立之初，就明确其学科本质，即研究民族经济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规律，具有权威性。

我国民族经济学和西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相似，都致力于研究不同类别人群的经济生活。[43]近年来，我国不少人类学学者将西方经济人类学引进中国，并著书成册，如陈庆德教授、施琳教授、以及田广教授与罗康隆教授分别主笔的《经济人类学》等专著。当然，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消化吸收为我所用，如不能立足中国本土，中国经济人类学必然不能很好的发展。因此，我国学者在引进西方人类学时，都在一定程度上将西方经济人类学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为其注入活力。可以预见，在以后的研究中，中国本土化的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定会相辅相成，相互吸收，共同发展。

民族学的课题之一就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在此，施正一教授将宗教当作一种文化形态，提出“宗教文化形态学”的全新概念。施正一教授提出的这个全新概念涉及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范围十分广泛，有利于了解少数民族中各种宗教文化形态的发生与更替，[44]从而能够更好地研究民族地区发展。宗教文化形态学所采用的实地调查法、考证鉴别法、记实描述法、比较分析法、说明论证法等方法，完全适用于人类学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人类学家曾经对萨满与变革顾问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指出，萨满教是一种以文化为中心的宗教，一个萨满的资源，就是文化资源本身，而且一个萨满的知识就是文化的内容，[45]这与宗教文化形态学的着眼点不谋而合。因此，宗教文化形态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

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战略规划上，施正一教授指出，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学说，尤其是特殊性与共同性辩证关系的原理，[46]摸清、摸准“国情”与“区情”，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同整个国家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与战略步骤之间的关系，把握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根据其自身优势，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包括宜农的发展农业，宜林的发展林业，宜工的发展工业，强调发展工业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上的重要作用。而少数民族地区工业经济的发展，恰恰是经济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快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必须积极调整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增加少数民族的财富，而发展乡镇企业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必由途径。但是，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由于长期处于半封闭的生活环境，人们思想保守落后，“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严重，重农轻商，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商业发展。因此，施正一教授指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调整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第一步，也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工商业的关键一步。[47]同时，重视发展商品生产，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有计划地促进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进行转移，增加工商业在整个经济产业中的比重，大力发展毛皮产业、建筑业等优势产业。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多农业、多牧业、多林业的特点，将农、林、牧等农产品转换为商品，将农、林、牧产业与工商企业进行结合，发展农、林、牧工商联合产业，将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产品推向集约化联合经营，是加速经济发展的捷径[30]。施正一教授这一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工商企业发展的思想，无疑也是当今中国经济人类学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

供给侧改革是当下我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48]事实上，许多工商企业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急需进行供给侧改革。20世纪，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发展工业能够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提高其生产力水平，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但是，许多工业生产有效性极低，资源浪费严重，因此，加强工业的技术改造，管理优化成为发展民族工业的关键所在。施正一教授指出，发展民族工业，必须突破“正规化、大型化、国营化”的单一概念，积极发展以本地资源为主的小型乡镇企业，以投资小、见效快的项目为突破口积累资金。另外，企业的经济效益能否提高取决于其管理能否正规化。[49]许多少数民族的工商企业存在管理水平低下、管理混乱的问题，劳动纪律不高、工作效率低下，导致产品质量低下。所以，施正一教授认为，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工商企业的经济效益，需要健全和完善企业内部各项经济责任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素质，[50]为民族地区工商企业管理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指明方向。这些都是经济人类学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之一。

三、“加速战略”与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生成发展

近些年来，随着党和政府扶贫攻坚力度的加大，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历史发展和地理条件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综合因素，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这十分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长远来看也会影响民族团结和国家长治久安。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战略，早期学术界存在几种理论：梯度理论，即西部民族地区处于第三梯度，开发与发展自然就要滞后；赶超理论或反梯度理论，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拥有许多优势资源以及巨大的开发潜力，如果国家能够给予其足够的政策支持，那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就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地区；两步理论，即积极发展东部沿海地带，将东部沿海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在完成东部沿海发展任务之后再回过头来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协同理论，即同步发展，主张东西部或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相互协调同速前进；加速发展战略方针，即给予西部民族地区特别关注，加速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一战略是由施正一教授提出的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最有效的发展战略。[51]从1984年到1986年，施正一等学者，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差距及扩大趋势的现状和原因，首次提出“加速发展战略”的理论构想。之后施正一教授在其著作《民族经济学导论》中指出，加速战略方针就是“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现代化建设应当采取加速的步伐前进，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最后完全摆脱落后困境，进入先进民族行列”。[52]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发展战略并没有成为后来的主导战略，但其理论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借鉴。

所谓“加速战略方针”，不是单纯地、脱离实际地、片面地追求高速度，它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充分考虑系统作用和条件的，最有利于系统整体长远发展的科学的加速，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加速战略”是一项指导思想，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必须重视其对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第二，在民族地区实行“加速战略”，不是要一味地增加其经济发展速度，而是要结合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实现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第三，加速不是脱离实际的高速度，而是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量赶上或超过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缩小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第四，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的大系统中加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的进程。

实施“加速战略方针”不是脱离国家政策的大背景另搞一套，相反，它必须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在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加速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步伐，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要坚决实行对外开放，尤其是“双向开放”以及“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即“面向国内，在对沿海地区开放的同时也要对不同民族地区之间和本民族地区内部相互开放；面向国外，在对边境接壤国家开放的同时也要对全球其他各国实行全面开放”，即在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发展边境贸易的同时也要发展国际贸易。[53]可以说，加速发展战略，就是国家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一种具体的打开方式，它们是内在统一的。

但是，“加速战略方针”也必须面对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局限。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我国主要将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强调先进的工业才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主要途径。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21世纪，发达经济体的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产值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第三产业的比例大大提升。当前大力发展工业而忽视第三产业已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当今世界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要求也有一定隔膜。因此，世易时移，结合当前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及生产力条件，与时俱进地考虑面临的新情况新变化，对“加速战略方针”进行适当调整改进，才能符合新时代的新要求，从而为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加速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智力支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施正一教授首先在一般抽象层次的基础上就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较早提出了西部民族地区全面开发的战略方针，随后对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包括地理条件、区域特点、民族状况的概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进行详尽的调查和研究，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发现西部民族地区比我国大部分地区，包括中部地区，比原来预想的都要远远落后。[54]因此，施正一教授在整体观、历史观、科学发展观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必须实现西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步伐相统一的观点，并在之后的论文中为西部全面开发阐明了具体的指导思想、战略规划，明确了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等等。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证明，只有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与国家的整体战略相结合，才能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战略提供坚强的后盾，也才能为国家整体上贯彻落实生态文明科学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国家整体的发展，二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耦合的关系。

正是充分认识到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对于整个国家发展的极度重要性，施正一教授为此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进行研究。首先，他特别强调指出，少数民族地区不论是地理位置还是风土人情，都十分特殊，并且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特点也完全不同，因此，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必须把握具体的“区情”。从具体区情出发，包括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来制定特定的发展战略。其次，与费孝通教授的观点一致，施正一教授认为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经济开发时，应注意民族地区的多民族成分及特殊的人文资源要素，不能将经济发展与人文发展独立分开，必须将保护人文资源作为经济开发的前提。[55]第三，施正一教授再三强调，发展商品经济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的必经之道。随着经济的开发以及民族地区四个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小农经济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必须加速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第四，处理好“富国”、“富民”与“富区”的关系。[56]不仅将提高国家经济任务、社区经济任务作为战略出发点，同时重视提高和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注重民生的建设。

历史和实践证明，施正一教授提出的加速发展战略，既是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消弥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民族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国家科学发展的有效战略。这一战略的高超之处在于，表面看起来，着力加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似乎在投资回报上很不合算，而且似乎太偏重西部就冷落了东部，限制了东部的发展。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东部地区由于其历史地理人文等的优势，它的发展具有自我加速的趋势，而西部地区一旦没有国家的大力扶持就会迅速掉队。此时如果再给东部锦上添花，而不给西部雪中送炭，或者完全任由市场去配置资源而不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孔雀东南飞”，人力物力财力都往东南沿海配置的趋势就会越来越强化，东西部发展差距以及贫富两极分化就会急剧拉大，国家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难度也就加倍增大，扶贫攻坚任务也就会空前艰巨。因此，从长时段和整体性来看，施正一提出的西部民族地区加速发展战略，才是最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战略，也与今天强调的生态文明科学发展理念的内在统一，是中国经济人类学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性学术思想结晶，促进了中国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究。

施正一教授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差异与经济管理实践的关系，但其对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研究，包括把握具体区情，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注意民族地区的多民族成分等，实际上就是早期经济人类学对于跨民族与跨文化市场营销研究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将施正一教授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研究看作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经济人类学，是一门汇集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民族学与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交叉学科。[57]民族经济学与经济人类学虽在发展历史及学科界定上存在差异，但两者研究领域相似，必然会在以后的学科建设中相辅相成走向融合。对比经济人类学，亦可发现二者之间的共性。首先，在方法论上，民族经济学沿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比较研究法和民族志叙述法以及经济学的抽象分析法、模型分析法等；经济人类学则以人类学研究方法为其基本方法，强调从整体上观察、研究人们的行为，运用民族志手法，在农民经济生活的研究中，擅于将远方田野与本地田野相结合，关注人际关系网络的作用；[58]比如经济人类学的次分支学科工商人类学，更是创新性地开拓了工商民族志研究，将传统的田野点搬到工商企业中，重点研究文化差异与文化变迁对经济管理实践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对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化发展具有重大的学术贡献。

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经济学、经济人类学都立足于研究一定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行为与生活。受时代背景影响，中国早期社会以乡村为主，因此早期民族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的观察对象主要是农民和农村生活，而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极大提升，工商企业所构成的以服务业为导向的第三产业逐渐成了国民经济支柱型行业，有鉴于此，经济人类学家越来越多地将各种工商实践活动纳入研究对象。但两者都是通过观察研究不同行为来解释隐藏在行为背后的文化本质以及根本原因，用以指导经济活动，其学科本质是相同的。

再次，施正一教授在意识到传统民族学的局限之后，顺应时代潮流，发展了广义民族学，把更加广阔的全球性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与社会问题纳入研究范围，正是这一开创性的研究思路，开启了早期民族经济学与经济人类学将其研究扩大到全球范围，使经济人类学学科建设犹如百川汇流最终融入蔚蓝大海。现实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一学科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许多经济人类学家逐渐将其研究重点由本土企业转为跨国企业，可见民族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是十分吻合的。正是施正一教授这一开创性思维，延伸扩展了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为中国经济人类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59]

结 论

费孝通教授、施正一教授等中国经济人类学和民族经济学的先驱者，将其毕生精力都倾注于学术研究，为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其中施正一教授，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从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事业服务的“民族经济学”，到作为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科学的“广义民族学”，再到致力于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加速战略方针”，其每一项学术成果都具有创新性并对民族学以及人类学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施正一教授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及阅历，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包括“加速战略”“双向大循环”“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等。历史实践证明，这些开创性的政策建议不仅惠及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当今西部大开发战略、生态文明建设和践行科学发展观也具有现实意义，归根结底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和人类的进步。

施正一教授在研究东西部经济失衡时指出，“少数民族地区要想脱贫致富走向繁荣，就必须把开发与开放结合起来，以开放带开发，以开发促开放。”即“双向大循环”理论，亦称为“国际国内双循环”理论，主要包括两点：一，对内要实现国家其他地区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开放，即实现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的全面开放；二，对外要与边境国家通过设计边境经济开发特区、自由贸易区等建立联系，实现经济与技术的直接交流与合作。[60]显然，“双向大循环”理论是当今世界全球化的缩影，也对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具有借鉴意义。施正一教授以其敏锐的学术嗅觉提出这一理论，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

经济人类学自西方兴起，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主要研究市场与消费者以及公司组织运营。经济人类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凸显工商实践的人文价值，即经济发展最终要服务社会整体发展。[61]这也是施正一教授的学术价值所在，创立民族经济学，提出“加速战略”、西部开发等战略方针最终就是要服务于社会，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国家整体战略的实施。

西方经济人类学正式形成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美国学界，立足点在于探讨不同社会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62]而“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出发点在于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缩小东西部差距，注重人文与经济的全面发展。虽然西方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学科有诸多不同，但是施正一教授的“双向大循环”等学术理论启发了中国经济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中国经济人类学家将西方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等中国传统民族学学科进行结合研究，考虑中国特殊国情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有利于将经济人类学融入中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人类学的本土化。

施正一教授在中国民族学领域所做的学术贡献十分显著，在一定意义上可认为，没有施正一教授的中国民族学，就是不完整的民族学。而中国经济人类学本土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民族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完善，因此，施正一教授的学术贡献对中国经济人类学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并将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继续促进中国经济人类学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