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志新

10 月初的一天晚上，我专门赶回外婆家，给寿终正寝的二舅娘磕头。说是外婆家，其实外婆已经离世10 多年了，舅舅英年早逝，舅妈常年在北京跟着我的表妹一起生活，家里并没有人，只是房子还在，已经没有家的生机，但在我的心里，外婆在与不在，这里都是我的外婆家，我的家。

我是一岁零三天被外婆用篮子从骆驼坳公社骆驼坳大队（当年分立为骆驼坳村、燕窝湾村、郭家河村）的燕儿湾（现在的燕儿谷徐家老屋所在地）挑到河铺公社林家嘴大队（现在的河铺镇林家嘴村）的程家湾的。我出生的那年，罗田发洪水，道路受损，政府物力维艰，加之还在闹着“文化大革命”，到了次年依然交通十分不便。外婆在我周岁的那天准备坐车到燕儿湾赶礼，结果没有等到车，她执意要挑着担子走到燕儿湾去。外公拗不过外婆，但有公务又不能分身（外公是大队书记），只能由着外婆自己步行到百里之外的燕儿湾。

那个年代大别山的农村都很贫困，但天下穷人是一家，夜晚是可以“借歇”（借宿）的。经过三天两夜的步行，外婆来到了燕儿湾。看到襁褓中奄奄一息的我，外婆哭了。

我患了脑膜炎，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不治之症，即便能活下来，也必是个傻子或者呆子。我母亲是位乡村代课教师，我父亲正在县城接受批斗，到处“跑反”，根本不敢回家，其实大多数时候不知道父亲的去向。而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和哥哥，爷爷奶奶作为“当家的”，当然是不待见我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的孙子，主张把我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