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锋

历来学者对于《论语·公冶长》“乘桴浮于海”中“海”及相关问题的认识有争论。对其辨明，需要通过进一步研究。同时，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管窥当时的海上交通、中外交流和世界认识等。

一、前人对“乘桴浮于海”的释读与争论焦点

《论语·公冶长》记录了如下一段文字：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1］2473

上文记录的是孔子在学术主张得不到推行的情况下，对自己去处的思考。

关于“乘桴浮于海”中的“海”，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解释。如皇侃所提及的某家说法：“孔子为道不行，为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于巨海，终无济理也。非唯我独如此，凡门徒从我者道皆不行，亦并由我故也。子路闻我道由，便谓由是其名，故便喜也。孔子不欲指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戏曰：汝好勇过我，我无所更取桴材也。”［2］56按：多数学者都认同“乘桴浮于海”与《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旨趣相同，因而可以通过这两处语境来联合验证某种说法是否正确。此家的解释勉强能够说通“乘桴浮于海”一句，但并不能说通“子欲居九夷”，因而并不正确。《东塾读书记》斥其为“不通”［3］301，甚是。

有学者将“乘桴浮于海”中的“海”理解为“大海”“海上”或者“海中”。如：张居正认为是“不如乘着木筏，浮于海中，可以绝人而逃世”［4］58。毛子水认为是“我想坐筏子漂浮海上”［5］62。李泽厚解释这句话为“坐木排到海上漂流去”［6］126。李零则释为“真想找个小木筏，漂流大海上”［7］116。李智福认为是“归隐大海”［8］。按：这种解释没有交代要去往的地方，应指一直漂流在海上。事实上，短时间漂流在海上不着陆是可以的，但若长久如此，既无法保全性命，又无法推行学说主张，还耽误了学生子路，恐非孔子本意，所以这种看法也不正确①。

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学者都将“海”理解为“海外”。如：康有为认为孔子“欲出海外”［9］58。钱穆解释为“我想乘木筏，漂浮到海外去”［10］117-119。杨伯峻释为“我想坐个木簰到海外去”［11］49。南怀瑾解释为“那只好做个独木舟，到海外野蛮的地方归隐”［12］184-185。何新认为是“就乘个木筏漂浮到海外”［13］51。金良年认为是“乘着木排漂洋过海”［14］42，也将“海”看作“海外”。按：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道不行”的情况下，乘桴到“海外”去，或者推行主张，或者归隐，可进可退，应是孔子的本来想法。

此处孔子意指的“海外”，历来多数学者都认为并非泛言而是实指②，如：刘宝楠所言“夫子当日必实有所指之地，……非泛言四海也”［15］170-171。那么，“海外”具体指何处？学者有不同解释，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九夷所居之地，如邢昺。他解释这句话为“欲乘其桴栰浮渡于海而居九夷，庶几能行己道也”［1］2473，将海外看成是九夷所居之地。皇侃看法相同，他解释这句话为“孔子圣道不行于世，故或欲居九夷”［2］56。刘宝楠提出“浮海指东夷，即勃海也”［15］170-171，认为海是渤海，海外指东夷。黄式三认为“过海至东夷也。……‘乘桴浮海’即‘欲居九夷’之事。鲁地近东海，九夷在东海之外”③。刘、黄的看法都与邢昺相同。

（二）玄菟、乐浪之地。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描述道：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④

班固认为孔子“乘桴”欲去往的海外，相当于汉代的玄菟、乐浪郡。杨树达也持此说［16］118-119。按：看法“（一）”“（二）”，虽表述上有所差别，但本质是相同的。

（三）吴、越之地。王夫之在《四书稗疏》中提出“一筏之汎，岂犯鲸波陵巨洋者乎？夫子居鲁，沂、费之东即海也，其南则吴、越也。夫子此叹，伤中国之无贤君，欲自日照通安东、赣榆适吴、越耳”［17］29，则他认为海外是吴、越之地。

（四）理想寄托的场所。朱春洁认为“‘海’在《论语》中不仅是字面上的‘海洋’之意，同时也是孔子的理想在现实中得不到实现而予以寄托的一个场所”［18］。

按：先秦时期已经有了“四海之外”的概念，指四海以外的地方或其他国家。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记载了商汤和伊尹的对话，伊尹提到了“四海之外”：

此处的“四海之外”即指君王统治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或国家［19］。《管子·宙合》：

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

注：“宙合，广积善以通天上，入地下，包络天地为一裏也。”［20］236这里的“四海之外”即指四海之外的所有国家。

“海外”即“四海以外”，指四海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诗经·商颂·长发》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毛传：“相土，契孙也。烈烈，威也。”郑笺“截，整齐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出长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而整齐”［21］172。四海之外的国家都来朝拜，可见相土功业的威武。这里的“海外”就是指四海之外的国家。鲧和禹治国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⑤，两处“海外”都指海外的国家。禹因为治国措施有成效，所以“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⑥，“海之外”指四海之外。《山海经》“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中的“海外”指四海之外；而《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大荒南经》“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中的“东海之外”是“海外”的具体化，也指非中原之地。

孔子的“海外观”，与先秦时期人们普遍的“海外观”一致，指四海之外的地方或国家；更进一步说，指君王或天子统治区域以外的地方或者国家。据之，以上“（三）”的解释并不正确。

那么，在其他三种解释中，究竟哪种看法正确？或者还有别的解释？孔子作为齐鲁之人，他对海上航行和海外的认识，必然建立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人们普遍的海上交通和海外交往能力基础上。因此，若要辨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考察孔子时代齐鲁民众的海上交通能力。

二、孔子时代齐鲁民众的海上交通能力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齐鲁民众的海上交通能力十分突出。

由于“至于海邦”⑦——即边界到达了海边，孔子时代的鲁国人对海洋比较了解。曾经有名为“爰居”的海鸟，飞到鲁国，“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鲁国人展禽据之预测“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避其灾也”，后来果然，“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22］154-161。展禽准确预测的背后是鲁人海洋知识的丰富。

当时齐国民众的海洋知识更加丰富，海上交通能力也更突出。管仲曾自诩齐国为“海王之国”［20］1246，即依靠从大海中获得的利益来称王⑧。这当然是建立在他们对海洋熟悉的基础上：既包括他们了解海中资源，又包括懂得航海技术。《管子·戒》“（齐）桓公将东游，……南至琅邪”［20］507，齐桓公的这次东游是通过海上航行实现的。春秋末年，齐景公对晏子说“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23］119，齐景公的这次长距离出行，也是通过海上航行来完成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谓“齐景公游少海”［24］306。“少海”即渤海，齐景公游渤海是建立在齐国高超的航海技术基础上的。《说苑·正谏》记载：“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⑨论者指出：“齐景公泛海六个月，虽然估计并未远离海岸，但不可能六个月中都是好天气，这说明贵族所使用的海舶已经相当大，而且装备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抗风浪能力，以致乘这种海舶出游成为一大乐事。”［25］7甚是。齐鲁之人建造船只的能力和航海技术之强，从这则材料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⑩。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命“徐承率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⑪，可见齐国有强大的海军，这也是齐国有航海能力的体现。由于他人的谮陷，晏婴一度遭到齐景公的猜疑，于是他“辞而不为臣，退而穷处，东耕海滨”［26］361。晏子选择退处海边耕种，也是因为他对海洋的熟悉。

齐鲁之地的之罘、成山、琅琊在春秋时已经成为海港。《管子·戒》记载齐桓公“东游……南至琅邪”［20］507，而《孟子·滕文公下》记载齐景公“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焦循注：“转附”即之罘也，“朝儛”即成山也［23］120。之罘、成山、琅琊当时都是著名的港口，因而齐桓公、齐景公想沿着海岸线游览。海港的形成也有利于当地民众的海上航行。

齐鲁之人的海洋知识、建造的船只、海上航行技术和海港的形成，为普通民众的海上航行提供了便利。南北朝时期流传一则故事说：“昔鲁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澶洲，见仲尼及七十子游于海中。”⑫虽然有些怪诞，但也说明在孔子时代诸如鲁人、孔子、七十子这样的普通民众已经能够进行海上航行。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时代齐鲁之地的普通民众，通过海上交通能比较容易地到达朝鲜。

齐桓公与管仲之间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桓公问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䇲，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阴山之礝碈，一䇲也。燕之紫山白金，一䇲也。发、朝鲜之文皮，一䇲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天下之数尽于轻重矣。”［20］1382-1383

朝鲜的发、文皮能传到春秋时期的齐国，必然要通过海上交通。当时交通之便利，能够使朝鲜的物品很容易地流通到齐国市场，满足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使“朝鲜之文皮，一䇲也”成为普遍认同。《管子·轻重甲》也记载：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于天下而伤寡人，寡人之行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20］1440

朝鲜的发、文皮也是通过民间的海上交通流转到齐国的。《尔雅·释地》记载：“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27］2615《尔雅》虽然是汉初成书，但是这个记载应是春秋战国以来史实的反映。斥山位于荣成南部石岛港西北，属于齐地。斥山“没有虎豹生存的条件，能出产虎豹皮的可能性极小。……斥山的文皮是从外地输入的。……斥山应该是朝鲜文皮进入中国的主要集散地，否则斥山有文皮的名气就不会那样大”［28］28。可见，当时的朝鲜和齐国之间有着比较便利的海上交通。

考古资料也能证明，当时齐鲁与朝鲜之间存在着人员流动与海上交通联系。在山东半岛的乳山、文登、荣成等地，考古人员发现了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期的“南黄庄文化”。墓葬形式非常独特，墓壁四周以石块砌成，再盖以大石板，石板上以石块封堵。这种形制与山东其他地区差别很大，却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比较常见的石棺墓相似。说明二者间有着一定联系［29］，而这种联系是通过人员流动来带动的。韩国上林里出土了很多东周时期的“中国（吴越）式铜剑”，说明当时有很多吴越地区的铸剑工匠东渡到了朝鲜半岛。他们东渡的路线是先从吴越地区来到山东半岛，再从山东半岛北端的蓬莱和庙岛群岛，穿越渤海海峡，再经过辽东半岛南端，到达黄海的西朝鲜湾，然后由此南下，经由江华湾，最终到达朝鲜半岛西南部沿海地区［30］。另外，日本西海岸出土了350 件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铎，“说明早在2700年前，中国的海航先驱者，已经开辟了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再东渡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31］。这两条航线虽然航程不完全相同，但都连通了山东半岛和朝鲜。那么，孔子时代的齐鲁之人当然可以通过这两条航线来东渡朝鲜。

上古时期，山东半岛有“嵎夷”。《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32］119、《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32］147-148都是明确的证据。同时，朝鲜半岛也有“嵎夷”，如高丽人说自己“混迹于嵎夷”，认为自身是“嵎夷细民”［33］14035-14056。实际上嵎夷最初是居住于山东半岛的，后来“由于中原华夏民族的东渐及在这一过程中的频繁战争，迫使相当一部分嵎夷人越海迁往”朝鲜半岛，而迁徙发生的时间主要在春秋时期［34］。另外，在公元前567年齐国灭莱国的时候，“有大量（莱国）的贵族或难民通过海上避难朝鲜”［28］31。还有，原位于海岱地区的东夷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越海迁居到了朝鲜半岛［34］。这些事例都说明当时的普通民众，可以通过海上交通到达朝鲜。

总之，在孔子时代齐鲁之地人们的海上航行能力很强，他们通过海上交通和朝鲜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三、“乘桴浮于海”中“海”意指的海外即朝鲜

《论语·公冶长》“乘桴浮于海”中的“桴”，何晏引马融解释为“编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1］2473，可见“桴”是用竹竿或树木编成的浮筏。专门研究中国古代船只的学者指出：“筏有因地制宜、取材不拘一格、制作简单和稳定性好等优点。……它确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智慧结晶。……筏不仅供作渔猎和作为运载工具用来渡过大江大河，它甚至适于在海洋上漂流。”［35］7-8

民族志方面的资料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上古时期浮筏的形态。宋代陆游《入蜀记》记录了他在长江上所见所闻浮筏的情形：“一木筏，广十余丈，长五十余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臼、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祠，素不睹也。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于筏上铺土作蔬园，或作酒肆。”⑬其承载力令人惊异！这种浮筏当然是比较大型的，孔子时代一般浮筏的承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装承数个人员和必要生活物资则不在话下。1826年，相关人员在曼迦温岛上发现了用于作战的浮筏，左右两舷各有多名划桨手。1954年，在台湾高雄茄萣发现了竹筏，由11 根竹材捆扎起来⑭。这些浮筏都挂有风帆，因而很好地解决了前进时的动力问题。学者们注意到，当地土著乘坐这类浮筏在海上一天能航行145 英里［36］。如此来看，浮筏的行进动力有保障，而行进速度也是比较可观的。更有实证价值的是，挪威人海尔达尔（1914—2002）做过长距离仿古航海实验。他在1947年用木筏运载着6 个人和生活物资，从秘鲁海岸出发，经过97 天的航行到达波利尼西亚的岛屿［37］“译者前记”，16-262；他在1970年用埃及的原始芦苇舟，从埃及出发漂渡了大西洋；1977年他又用美索不达米亚的芦苇舟，从波斯湾漂航到北非的吉布提⑮。由这些资料来类推，孔子时代的普通民众完全可以利用浮筏，承载相应的人员和物资出海，而且还能安全到达海外。所以孔子所说的“乘桴浮于海”并非戏言，而是建立在当时人实际航海能力基础上的。

虽然如此，“桴”的交通条件毕竟无法与大船相比。从安全出发和到达来看⑯，只能进行较近距离的海上航行。而在当时能通过海上航行到达的海外之地中，朝鲜距离齐鲁之地相对较近，同时又有密切联系。所以“乘桴浮于海”中的“海外”即指朝鲜。

关于“乘桴浮于海”一句中的“海外”指朝鲜，可以得到《论语·子罕》中相关内容的辅证。该篇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1］2491朱熹注“东方之夷有九种。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38］113。《说文解字》载：“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39］290-291《论衡·问孔》曰：“孔子疾道不行于中国，志（恚）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40］416可见此处的“居九夷”与《论语·公冶长》中的“乘桴浮于海”旨趣相同，都是孔子在主张得不到实行的情况下，欲到外域去推行自己的主张。皇侃对这句话和“九夷”的注解为：

孔子圣道不行于中国，故讬欲东往居于九夷也，亦如欲乘桴浮于海也。……四方：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骊、四满饰、五凫臾、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2］123-124

可见九夷所居之地是朝鲜。刘宝楠也指出：“子欲居九夷，与乘桴浮海，皆谓朝鲜。夫子不见用于中夏，乃欲行道于外域，则以其国有仁贤之化故也。”⑰可见“九夷”即指朝鲜⑱。所有这些都证明，“乘桴浮于海”中的“海外”指朝鲜。

孔子想去朝鲜可能是受商末箕子事迹的启发。

周武王灭商后，商朝旧贵族箕子率众来到朝鲜，《尚书大传·洪范》记载有此事：

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⑲

可见箕子在商朝灭亡后来到了朝鲜⑳。朝鲜早期的史书也有类似记载，金富轼《三国史记》提到“箕子受封于周室”［41］281，释一然《三国遗事》提到“周虎王即位乙卯，封箕子于朝鲜”［42］34。箕子到达朝鲜后，还按照自身理念，对当地进行了成功的教化和改造，《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其中的细节：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仇，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43］1658

箕子教朝鲜人民礼义、田蚕、织作，还制定了相关禁令，极大地推动了朝鲜的开化与发展。孔子作为箕子的同族后人，当然对箕子事迹有所了解。他在中原地区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也想效法箕子到朝鲜去教化当地民众。

总之，《论语·公冶长》“乘桴浮于海”中意为海外的“海”确指朝鲜。

结语

《论语·公冶长》“乘桴浮于海”中的“海”意为“海外”。它并非泛言，而是实指。关于其具体所指，历代注疏家和研究者颇有争论。而对其辨明，则需依赖对当时人海外观和齐鲁之地海上交通能力的考察。

当时人所谓的“海外”即“四海以外”，指四海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孔子时代的齐鲁之地有着较强的海上交通能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齐鲁民众和朝鲜之间的密切联系。孔子作为这个地区的人，他所说的话及其意指的对象，都是以这种海上交通能力为背景的。

从当时人的海外观和齐鲁之地的航海能力来看，《论语·公冶长》“乘桴浮于海”中意为“海外”的“海”即指朝鲜。孔子在学术主张得不到推行的情况下想去朝鲜，可以得到《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的辅证。孔子的这一想法可能是受到箕子事迹的启发。

如此来看，班固、邢昺、皇侃、刘宝楠等人过去对《论语·公冶长》章的理解是正确的，而王夫之、朱春洁的看法并不能成立。我们此处的论证不过为前一批人的看法提供了新的证据。

扩展开来看，对“乘桴浮于海”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为我们认识春秋末期的海上交通、中外交流和世界认识等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

注释

①《论语·微子》中有一句话的句式与“乘桴浮于海”相似，为“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它的含义是：少师阳、击磬襄到了海边。其中的“海”并不直接理解为“大海”或者“海上”或者“海中”。以此来看，“乘桴浮于海”中的“海”也可以不作这种理解。②从下文学者们对“海外”的解释可以看出，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实指。更重要的是，“乘桴浮于海”与《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旨趣相同，而“九夷”明显是实指，那么“海外”当也非虚言。综合而言，此处的“海外”还是按照某个具体地方来理解更恰当。③（清）黄式三：《论语后案》，道光甲辰本。④颜师古注：“言欲乘桴筏而适东夷，以其国有仁贤之化，可以行道也。”见（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58 页。⑤《淮南子·原道训》。⑥《大戴礼记·少闲》。⑦《诗经·鲁颂·宫》，见（汉）毛亨传，郑玄笺：《毛诗正义》卷二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7 页。高亨：“邦，读为封。《小尔雅·广诂》：‘封，界也。’海封，犹海边。”见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23 页。⑧《管子集校》所引尹知章语“负海之利而王其业”。郭沫若：《管子集校》（四），《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 页。⑨（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九，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7 页。《韩非子·十过》有不同的记载，谓：“昔者田成子游于海而乐之，号令诸大夫曰：‘言归者死。’”见梁启雄：《韩子浅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5 页。将出海者看成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田成子”。⑩春秋末年，人们建造大型船只的能力，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记载中得到旁证。《越绝书·逸文》引《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记载：“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见李步嘉：《越绝书校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18-419 页。可见春秋时期吴国“大翼”船不仅尺寸大，而且还能承载很多人员，这些人员之间

还有一定分工。除了“大翼”，还有“中翼”“小翼”，它们的尺寸也不小。⑪《左传》哀公十年。左丘明撰、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6 页。⑫《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二引崔鸿《北［凉］录》。（宋）李昉：《太平御览》（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86 页。⑬（宋）陆放翁：《入蜀记》卷四，浅草区浅草须贺町十九番地，出版人：松崎半造，明治十三年，第7 页。⑭凌纯声：《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台湾“中研院”民族所专刊16 号，1970年，第78 页。吴春明：《中国东南与太平洋的史前交通工具》，《南方文物》2008年第2 期。⑮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1 页。陈泽加：《现代探险家海尔达尔》，《航海》1997年第5 期。⑯孔子想去海外推行学说，他不可能冒着丢失生命的危险出海，而是有成功到达的把握的。况且徒弟子路还有可能跟随，他更不会做无把握的事。⑰（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4 页。今人袁洪流也认为“子欲居九夷”中的“九夷”指朝鲜。见袁洪流：《“子欲居九夷”考》，《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夏之卷。⑱关于“九夷”，有学者有不同理解，如王夫之认为：“周衰典废，小国诸侯，国介边徼，惮于盟会征伐之重赋，不能礼备，自降而从夷，则人亦以夷目之，而鲁东海澨本有夷属。……则九夷者，东方九小国耳，以其僻小险鄙，降从夷礼，故曰陋。”（见王夫之：《四书稗疏》，《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5 页）“九夷”是海边的九个夷国，位于海内。按：海内的夷国，离齐鲁甚近，深受齐鲁影响。在齐鲁之地都推行不了的主张，在这些地方也一定推行不开，孔子当然明白此理，那么他心目中“欲居”的“九夷”肯定不是这些地方。所以，这些看法并不正确。⑲（清）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四《洪范》，光绪丙申师伏堂刊，第1 页。⑳从这段材料还可以看出，箕子在中原与朝鲜之间来回了三次。这说明早在商末周初的时候，中原与朝鲜之间就有着比较便利的交通，而箕子极有可能就是从当时的东夷之地（即后来的齐鲁之地），通过海上交通到达朝鲜的。春秋末年的孔子当然也可以通过这条路径到达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