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远

摘 要：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西迁，为中国图书史与图书馆史上一段重要历史，更是中华民族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实物证据之一，对其后西南诸省市的文化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囿于史料分散各地及重视不够，致使其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未能深刻挖掘。文澜阁库书迁转史料属于抗战文献，至少应包括档案专卷、个人日记信札、时文报道、口述历史回忆录、遗留实物及史迹文物等，尤其是秘藏贵阳的档案史料。搜集、整理和出版、研究文澜阁库书迁转史料，具有学术意义，可为今后四库学开拓重要方向，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不仅可以揭露侵略者对中华典籍和传统文化抢掠破坏的历史罪行，还可以呈现抗战时期各界人士守护文脉、保护文化遗产的壮举，对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及促进中华典籍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 《四库全书》 文澜阁 迁转 文物抗战

中图分类号：G256;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1）04-56-66

清修《四库全书》分藏于“内廷四阁”与“江浙三阁”之中，江浙三阁库书向普通士子开放，可视为我国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圣谕公共图书馆”1。在现存之阁书中，文澜阁《四库全书》更具其特殊价值，历经三次补抄，见证了跌宕起伏的散书、补书、配书之壮阔历史;尤其是抗战期间，避寇西迁，辗转数省，成为炮火连天中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经典案例;迄及晚近，此书已成为浙江士人文化精神、集体记忆之象征物，已成为整个《四库全书》作为世界记忆遗产之重要部分2。目前学界关于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对基本史实（背景、路线、途经各地、参与人物、意义）的叙述，如顾志兴《文澜阁四库全书史》一书第五章“民国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抄和抗战中的西迁”，就有论述书迁西南史实3。徐永明《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述略》一文，将文澜阁库书所历十二次搬迁之经过予以列示，含有避寇远徙于黔、渝史事4。另外还有鲍志华、童圣江、钟海珍、赵晓强、袁媛、刘劲松、任彦馨诸文1。一类是迁转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刊布，如徐永明和周振鹤将陈训慈所撰日记中有关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迁徙事摘录，最终形成《运书日记》2。杨斌将珍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史料，选出部分予以整理公布3。赵晓强《抗战期间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迁黔史料辑录（补）》一文，根据现贵州省图书馆所藏代管《四库全书》档案选辑十六种予以公布4。尤为重要的是，《文澜阁〈四库全书〉密藏贵阳档案辑录》5已出版，为文澜阁《四库全书》播迁史研究提供了足够的史料支撑。

当然，文澜阁《四库全书》播迁史研究远不止于此，首先是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许多史实叙述不确，如贵州方面要求文澜阁《四库全书》留存贵阳之事是否存在？更有甚者，有学者误将整理出来的《运书日记》错讹为《运输日记》6。其次是迁转史料的挖掘远远不够，有学者撰文《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史料述略》，用极简篇幅将内迁史料归分为以下几类：陈训慈本人写于抗战时期的日记《运书日记》;浙江省图书馆馆员毛春翔1947年发表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教育部与贵州省教育厅等单位之间往来的电报;浙江大学关于搬运文澜阁《四库全书》有关事项的档案;贵州省图书馆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专卷7。此显然不足以涵盖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史料的全部内容，仍需要大量深入地挖掘。因此，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史料的搜集、整理、描述与阐释，尤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即让史料来讲述“斯文未丧”“兴亡继绝”的“文化抗战”历程，还原毁家纾难、薪火传承的历史细节，它已不仅仅是文化纸质载体的物理位移，更是在烽火中保护文明火种的壮举。

一、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西迁及路线苦旅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借乾隆皇帝下诏访求书籍之机，提出搜访校录古书的四条建议，自此开始了编制《四库全书》的工作，稍后四库全书馆正式开馆（约在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底）。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一月前，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内廷四阁”《四库全书》修成，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十七日，续缮文澜阁、文汇阁、文宗阁“江浙三阁”《四库全书》告竣。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十七日，续缮文澜阁、文汇阁、文宗阁“江浙三阁”《四库全书》告竣8。乾隆昭告天下：“原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抄录传观，用光文治。……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1并特意嘱咐江浙督抚等官员，“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使石渠、天禄之藏，无不家弦户诵，益昭右文稽古、嘉惠士林盛事，不亦善乎！”2

在乾隆皇帝“以光文治”的旨意下，江南三阁成为就近士子阅读官府图书的场所，赴阁抄书、校书进而著书，在促进典籍和文化的传播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后因抄校秘籍者渐多，社会上出现了“传抄阁本”这一新的图书形式，为藏书家所喜好3。也有学者总结说：“乾隆皇帝的本意，当然是彰显其文治功勋之盛，但是实际上却达到了近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4可以说，江浙三阁《四库全书》向普通士子开放，是中国近代公共文化服务的萌芽。

世事難料，珍藏《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风云突变，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镇江、扬州，文宗阁、文汇阁及阁内藏书俱成灰烬。咸丰十年（1860）及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曾两次攻入杭州，杭州文物古迹遭损毁甚多，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文澜阁最终阁圮而书散。清末近代以来，文澜阁《四库全书》补钞，是浙江文化发展中相承不断的事业。劫余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经历了丁丙倡议补抄库书、钱恂后继“乙卯补抄”、张宗祥“癸亥补抄”三度补抄后，全书内容得以基本补全。文澜阁《四库全书》正因补钞，才具有了现存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四库全书》所没有的独特的版本价值。补钞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恢复了不少图书的原始面目，因此具有了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并欲继续南侵，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珍贵古籍面临着毁灭性的命运。时故宫博物院为防不测，于1933年将文渊阁《四库全书》全部装箱，随故宫古物南迁上海。南京沦陷前，随迁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复迁南京。1948年10月，被运至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向宁《故宫文物南迁记略》5、杭立武编著《中华文物播迁记》6，详细复述了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在内的历史文物自1933年1月出发至1947年返归的南迁过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8月，战火逼近杭州，为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避于战火，粉碎日本侵略者窃书之野心，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作出了转移文澜阁库书的决定，由此开启了一段舟车劳顿、跋涉千里的抗战西迁史。1937年8月4日，文澜阁《四库全书》被分装一百四十只木箱，连同其它善本书共计二百二十八箱一起迁离杭州7。先后转存于浙江省之富阳渔山、桐庐、建德、龙泉等县，又借途福建、江西、湖南诸省，于1938年4月底运抵贵阳市。在贵阳“流寓”近七年时间里，先后秘藏于贵州省立图书馆（1938年4月30日至1938年9月27日）、张家祠堂（1938年9月28日至1939年4月7日）和北郊地母洞（1939年4月8日至1944年12月6日），其中地母洞秘藏长达五年又八个月。在此期间，贵州省立图书馆曾奉命代管，除一般行政管理外，更尽职经办书库建筑和各项经费开支，留下了丰富的档案史料。1944年12月黔境告急，奉教育部长朱家骅令，再转至“陪都”重庆青木关，存放于教育部长公寓内。抗战胜利后，阁书又经五十天颠簸，于1946年7月5日返抵杭州，重归西湖孤山藏书楼。

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西迁长达八年又十一个月，地经六省，辗转万里，是抗战时期文化、教育、科技西迁的重要构成部分，得到了沿线军政要员、普通大众的全力支持。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接到馆长陈训慈求援后，多次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报告阁书的情况，最终决定文澜阁《四库全书》随浙江大学西迁。此次秘藏风云，涉及到的主要国家机关、地方政府、部门机构、文博单位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政府交通部、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浙江省政府教育厅、浙江省立图书馆、国立浙江大学、贵州省政府、贵州省政府教育厅、贵州省立图书馆、国立贵州大学、贵州文献征集馆、贵阳文通书局、湖南省政府、广西省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与此相关的主要人物除上述竺可桢、陈训慈、陈立夫外，还有蒋介石、朱家骅、张治中、吴鼎昌、黄绍竑、蒋复璁、朱经农、张志韩、欧元怀、吴展予、黄阅、汪祖惠、许绍棣、孙延钊、蓝端禄、韩钟琦、史美諴1、陈玲娟、夏定域、毛春翔、柳逸厂、叶守荣、李絜非、虞佩岚、汪闻兴、胡刚复、王驾吾、祝文白、张宗祥、谭其骧、朱穆伯等2。此次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漫漫护书路，可谓中外文献史上罕见的文化长征。图书馆的前辈们以及许多的无名人士艰苦卓绝的努力护持，与此前有识之士的接续补抄，具有同样的文化意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涉及四库学的研究中，“四库阁书迁转”是相对比较薄弱的领域。直到2005年，甘肃省图书馆编《四库全书研究文集》3，其中才设主题“《四库全书》的庋藏与流传”，逐步引起学人重视。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转运、蔽藏，是一场鲜为人知的“文化保卫战”，创造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目前学界尚无对此专门研究的专著或博硕士论文，只有在一些图书的相关章节中有些许论述，而对秘藏贵阳期间的这段史实叙述不多，而且存有史实、事件内容、时间节点等方面讹误4。让这段历史得以重新开口“说话”的便是史料，基于这样的认知，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便有了立论前提。

大体而言，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史料可包括：档案专卷，主要以来往函电、呈文批文、请示批示、专文公文、指令训令、报表凭据、经费收据、简报汇报、卷宗文件等呈现;个人日记信札，多为亲历者个人当时撰写的日记，以及个人主体学者之间来往的书信;时文报道，主要指当时报刊杂志刊文、新闻通讯、短讯公告、学者撰文、社会评论、文艺宣传、广播电台、影视媒体等;口述历史及回忆录，主要指亲历者后来访谈、当事人证词所撰回忆录等;遗留实物、史迹文物，主要指时至今日我们仍可用来宣传展示的工具设备、遗址、照片图像、实物证据等。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寻访一些学界长期以来未能留意的日方档案、个人日记和口述史等新史料，通过与国内搜集到的史料进行互文性阅读，重新书写文澜阁《四库全书》在这场“文化抗战”中的光辉历史。

二、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史料述略及搜集途径

（一）档案专卷

此类史料可谓是“护文脉、守斯文”悲壮往事的原始记录，主要部分保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贵州省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专卷，时间跨度大，为1938年3月至1946年1月，涵盖了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西迁的整个历程。大致而言，其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当时爱国学者、社会名流、政府要员、贵州省教育厅等的请求呼吁、转运贮藏保护事宜;二是教育部方面的復电以及为妥善处理阁书进行协调的指示训令;三是政府官员视察库书的请示汇报、工作简报、日常保护工作呈文、传抄库书请示等。部分史实细节，杨斌已选辑出档案予以公布，见前叙述。聂树平也选辑出有部分档案予以发表1 。

贵州省图书馆藏档案专卷，被装订成壹册（编号二2，题名《代管四库全书书库建筑及经费开支》）精心保管至今。查档原有编码257页，加上附页共有273页之多，各类文件多达百余种。考其主要内容为民国廿七年至卅一年（即1938年5月至1942年）贵州省立图书馆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过程中所积存的各种公文函电（稿）、书库建筑和经费开支方面各种报表、凭据等，对今天了解当年库书管理、保藏和保卫等方面历史事实有重要参考价值2 。

很显然，秘藏贵州的档案专卷，只记载了1942年之前的内容，之后两年的档案不知去向。所幸的是，缺失内容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部分发现。至于该整批档案为何分属两地，仍待后续研究者深入挖掘。“2016年6月，中国第二档案馆派人专程到贵州省图书馆，将该馆所藏的265页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和秘藏贵阳的相关档案（电子版）进行交换”3。2018年，为纪念文澜阁《四库全书》入黔秘藏八十周年，特将两馆所藏档案专卷编辑整理，影印出版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密藏贵阳档案辑录》。

另外，在浙江图书馆、浙江省档案馆、浙江大学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贵州大学档案馆等，亦保存有相关的档案专卷。如浙江省档案馆，档案编号L053-001-0663，其内容见证了在国难当头时期浙江大学及一群浙籍文教人士等，共同为保护阁书而颠沛流离、共渡难关的无疆大爱4。贵州省图书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钟海珍，继续四处查询相关档案史料，“又收集到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和秘藏贵阳的档案（电子版）共计202页”5，主要是现贵州省档案馆、贵州大学档案馆，浙江大学档案馆所珍藏的相关档案。

本着“竭泽而渔”的态度对史料搜集、整理，就很有必要将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途经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教育馆等查阅一遍，也很有必要赴中国台湾地区、日本等就所藏档案文献查询，以更加丰富史料来源。如据张凯《陈训慈致朱家骅、沙孟海等手札考释》6一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所藏“朱家骅档案”、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中，就藏有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事宜的档案7。

（二）个人日记信札

此类史料可谓是“舍小家、为大义”家国情怀的细节还原。护书西迁的人员或有日记信札存留，均是丰富库书迁转细节考察的重要史料。如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为抢救国家珍稀文献，特组织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其他善本书籍迁移工作，途中撰有日记，后来“他向浙江图书馆捐赠珍藏名人手札148通和与文澜阁《四库全书》相关的《丁丑日记》3册”1，经徐永明、周振鹤二位整理为《运书日记》，再现了个体视角下的国宝迁转历程。再如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协助文澜阁库书迁转居功甚伟，在其所记录的《竺可桢日记》2中就包含有大量的相关重要史料。

目前学界对这批日记信札史料文献的挖掘还远远不够，可能绝大部分藏于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或者个人手中未曾公开面世。如据张凯《陈训慈致朱家骅、沙孟海等手札考释》3一文，收有陈训慈与朱家骅来往信札两封，一封作于1944年12月12日，见《朱家骅档案·人才人事·陈训慈》4;一封作于1945年3月29日，见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5。据此两封手札，论及教育部设置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事。再如据鲍志华《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大转移首站密藏富阳史地考述》6一文，夏定域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每逢人生大事多要记在个人年表上，在他儿子夏锡元家里见到了夏定域撰写的日记，记载时间为1902—1971年。夏定域被称作是“现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忠实保护者”7，自始至终参与护送文澜阁《四库全书》事业，如能将此日记整理公开，更可深入考察文澜阁库书迁转的多元面貌。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手札特别是写给政府部门、政府要员的信函也可看作是档案专卷资料，这里所讲的“书信手札”，主要是学人之间来往的信件。当然，日记信札或受限于个人视角与人际关系，也需要与其它文献相互印证才能更好使用。对文澜阁库书西迁这批日记信札史料的挖掘，一是要全面厘清相关学人及其著述，将关涉书信手札材料逐一摘出，普查是否有日记留存及其收藏于何处;二是要对相关作者交游情况予以考察，其相互间赠酬应答、感时伤世之作或涉及相关信息。

（三）时文报道

此类史料可谓是“缥缃行、卫疆土”文化抗战的真实反映。文澜阁库书在途经、保存的各地过程中，各有关文化团体、单位或学者个人，都或多或少涉及这一历史大事件，或力促保护，或加紧研究，或谋求选印，或发文呼吁，不同程度地保护了文化命脉，促进了文化传播，提升了民智。在此历程中，出版印刷、知识群体以及政府、军队、地方等各自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诸多媒体发文，体现出对祖国重要文化典籍的爱护之情。由此，当时各类报纸、期刊杂志、对外公告、学者撰文等，皆是搜集此类史料的重要来源。

据查阅搜集，当时报道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之事的各类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官方、地方报纸对途经各地、重归杭州的消息发表，主要为要闻短讯、新闻公告等，且時间大多集中于1945年、1946年，如《四库全书运川》8《文澜阁四库全书获保全 已由浙东运往四川贮藏》9《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保全》10《文澜阁四库全书将由渝运回杭州》11《文渊阁四库全书即将运杭》12《四库全书启运赴杭》13《四库全书由渝运杭》1《文澜阁四库全书由渝运抵杭》2《文澜阁四库全书由渝运抵杭州》3《文澜阁四库全书播迁八载安全返杭》4《文澜阁四库全书已由渝运回杭州》5《四库全书安抵杭州》6《文澜阁四库全书运抵杭州》7《文澜阁四库全书教部派员护送来杭》8等文。二是对政府要员专程到地母洞视察库书保管情况及成立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的报道，如《许厅长过贵阳察看寄存四库全书》9《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成立》10《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成立》11《四库全书保管委会成立》12等文。三是对文澜阁《四库全书》重归杭州后有关展览、阅览的报道，如《文澜阁四库全书安全运抵杭州 整理后定期开放阅览》13《浙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将于下月开放》14《四库全书运抵西湖 全书三万六千余册 定九月间公开展览》15《孤山图昨开放》16《浙社教运动扩大宣传周十二日起举行》17《杭州展览总理文献 四库善本同时陈列》18《浙图四库全书定期开放阅览》19等文。

文澜阁《四库全书》之迁转，文教界也十分眷注库书安危，多有撰文发表在各类杂志期刊上，向社会民众透露库书之状况。如《文澜阁四库全书无恙》（《史学季刊》1940年第一卷第一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获保全》（《科学》1938年第XXII卷第十一至十二期）、沙沙《浙四库全书未失》（《立报》1938年5月16日星期一）、祝文白《两次查看内运文澜阁四库全书记》（《真理杂志》1944年第一卷第一期）、酒利《四库全书依然无恙》（《东南风》1946年4月11日第四期）、商隐《四库全书运归杭垣》（《铁报》1946年5月30日星期四复刊第190号）诸文。

1946年7月5日，文澜阁《四库全书》重归杭州，时有文章就此事件进行叙述总结，如《硕果仅存的四库全书：从“流浪”到“复员”》（《海晶》1946年第十四期）、白居难《文澜阁四库全书复员》（《铁报》1946年7月9日星期二复刊第230号）、《四库全书返浙经过》（《民国日报》1946年7月28日星期日）、徐伯璞《文澜阁四库书归阁散记——从重慶到杭州——》（《教育通讯》1946年9月复刊第二卷第二期）、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图书展望》1947年4月复刊第三期）、日昇《文澜阁的四库全书》（《真报》1947年8月7日星期四第二版）、洪焕椿《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之过去与现状》（《读书通讯》1948年3月第一五三期）、思燕《唯一文献“四库全书”》（《时事新报·晚刊》1948年11月6日星期六第三版）诸文。

（四）口述历史回忆录

此类史料可谓是“献终身、薪火传”典守精神的写照诠释。文澜阁库书西迁在文物保管时期，工作人员以储藏整理、保护文物完整为首务，尽管备尝艰难甚至牺牲生命，但他们无怨无悔，时时刻刻忠于职守，形成了以“视国宝为生命”为核心的典守精神。亲历者事后通过采访或者撰写回忆文章等，形成了一大批史料。这些细节，由当事人亲历者说出，更让世人了解了他们在硝烟弥漫中对国家文脉的守护和精神，展现抗战时期文人在大后方通过自己的行动践行的民族大义和报国情怀。

如纪录专题片“《浙江藏书楼》之文澜阁与《四库全书》”及“炮火下的国宝之《四库全书》的抗战苦旅”等，内有柳逸厂、陈训慈之子陈思远、夏定域之子夏锡元、赵坤良侄子赵洪兴等人的采访和回忆录。又据鲍志华《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大转移首站密藏富阳史地考述》一文，留下了张水木、赵坤贤等几位当事人的口述材料，对抗战初期大转移首站密藏富阳渔山石马头村的有关经过、史实、人物、古迹等作了详尽考述。又据董喜萍《青山有幸 春江作证——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迁徙首藏富阳渔山考述》一文，“亲历此事的浙江图书馆员工叶守荣在抗战胜利后也写下了自己的回忆，有所不同的是，这篇题为《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初迁渔山记》……直至六十多年后的一次偶然机会，才由富阳当地的文史爱好者赵云法先生于查阅中发现”1。叶守荣《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初迁渔山记》与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互为印证，使文澜阁库书某些迁转细节上则更为详尽。又据网络报道《最后的亲历者：陈玲娟与炮火下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陈玲娟回忆口述了她当年西湖白堤上抢运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经历，参加了在孤山分馆红楼二楼紧张的点书装箱行动;1945年8月，陈玲娟在重庆市一中教书，曾前往青木关寻访库书藏地。

又据钟海珍《浴火文澜 战时书库——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档案史料收集整理及地母洞遗址宣传展示》一文，地母洞藏书库的见证者姜相荣老人，回忆讲述了当年与他爷爷和父亲到地母洞搬书、晒书的情形。“通过与老人交谈，解答了笔者对《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中文字描述的一些疑惑”2。后又专门协同电视台采访老人，留下了珍贵的口述史料。

文澜阁库书抗战苦旅这样的事件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当年的亲历者都已风流云散，当今世上是否还有更多的采访记录、回忆文章等，都值得继续地毯式摸底排查。口述回忆中折射出的“典守者”之情操与风范，体现了对典籍传承的重视与传承，值得后人铭记。

（五）遗留实物及史迹文物

此类史料可谓是“聚民心、铸国魂”史实宣展的珍贵证据。文澜阁库书迁转事件，当时属国家机密，知晓的人极少，后这段历史随着时间流逝几乎被淹没。2015年以来，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这一鲜为人知的“文化保卫战”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宣传，这段史实才得到许多关注。而人们较为熟知的则是公布出来的一张“浙江省立图书馆文澜阁四库全书贵阳地母洞藏库摄影”历史照片，拍摄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五月十日。此遗留下来的照片图像，即是文澜阁库书迁转过程中重要史料。

在遗留实物中，我们最可直接接触到的则是文澜阁库书的秘藏地，如当年存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孤山分馆红楼二楼、首站到富阳渔山的赵家院落、秘藏贵阳后的张家祠堂及地母洞、重庆青木关教育部长公馆隔壁的四间瓦房等。这些历史遗址即是实物证据，让物证来说话，更能体会先辈抗战的艰苦卓绝，提醒我们牢记历史和文明得以永续。

其实，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最大实物（或文物）即是库书本身，它已不再是单纯的知识载体，而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在抗战烽火中闪耀，表达着中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珍视，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贡献，成为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库书迁转、庋藏过程中的遗留实物，还包括曾使用过的大卡车、装备设施等，也包括秘藏地母洞时晒书所使用的物品原料、工具设备等，这些皆已成为文物，若能查访征集到，则是更好不过了。薪火相传，时空接力，通过对史迹文物的保护、宣传和利用，守文化之重，创时代之新。

三、搜集整理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史料的重要价值

首先，搜集整理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史料，可为文献学界、文化界、图书馆学界、出版界、学术界等提供更多的研究视角，有利于揭露声讨日本侵略者对中华典籍和传统文化抢掠破坏的历史罪行。尤其是将其置于中国文化教育科技西迁的历程，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样体现了全民抗战的特点，可进一步推动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深入。

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史料，来源于全国各地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地域，众多人物参与其中，其本身已构成了较为完整有序的史料序列，可丰富、充实抗战文献资源库，进而有利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如1939年2月4日，日寇派十八架轰炸机对贵阳大十字及周边繁华商业区狂轰乱炸，时秘藏库书的张家祠堂距离轰炸中心区不足两公里，为避战火，库书不得不再度转移。由此史料，能了解到日寇侵华炮火下中华典籍饱经战乱的多舛命运，展示了日寇暴行。在全民抗战的历史大背景下，文澜阁库书西迁以一种顽强不屈的姿态体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护国宝的精神。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充分利用好这批迁转史料，让大家重温中国人民浴血奋战、驱除日寇的艰难过程，坚定文化自信，延续中华文脉。

文澜阁库书避寇西迁，亦是“文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寸山河一寸血，对于文人而言，每一部典籍都是文化疆土不可或缺的部分，斯文在兹，岂能拱手想让，岂容毁诸战火？从迁转史料中找出守护阁书的史实，予以勾勒，是对前辈永恒的致敬，也是对伟大的抗战精神的礼赞，丰富了抗战时期的人物群像。他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之时，不惜一切地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為后人留下了永垂不朽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文澜阁库书避寇西迁这一壮举，是真正的为往圣继绝学，是家国情怀、文化认同、民族国家认同的承载体，一个个遗址、一封封信函、一件件档案、一篇篇回忆录，饱含着每一位参与者对守护文化的热忱，对认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等问题必有深远而现实的意义。时至今日，我们应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好文澜阁《四库全书》，开掘它的光芒，以历史引导未来，激扬文化自信，培育民族之根。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正是为此服务的。

其次，近年来，四库学研究日益受到材料的掣肘，如何深入开掘新材料并深翻旧材料，成为当下四库学思考的主要问题。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史料，兼具文物与文献双重价值，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是还原事实的印证，促进了旧问题的解读，催生了新议题的探讨，可以成为今后四库学开拓的重要方向。

如档案专卷中的工资、工程款、劳务费等各类收据以及购买各类物资材料、办公生活用品等发票，还有保管员柳逸厂、毛春翔所呈物价飞涨请求增加生活补助费及办公费等项，看似杂乱无章、平淡无奇，却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状况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工作等的记载，细密详明，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再如私人日记、书信手札的新发现，“还有日机空袭时的情景描述，包含时间、地点、场景、人物等诸多要素，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珍贵素材。作为战争时期的生活记录，其中亦赞扬了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叙说至真，令人感动。涉及的人物广，记载周详，行文严谨，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图书馆馆史、以及研究四库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集中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舍命护书的精神风貌”1 。

新发现的参与者的口述史或回忆录，亦可作为史料之一种来比对印证使用，比如据原馆员柳逸厂回忆，我们很清晰的知道了藏在地母洞的库书如何防潮、防虫、防蛀来保护，使我们知道了更多的生动丰满的细节，此可与《文澜阁〈四库全书〉密藏贵阳档案辑录》中周密制定的《防潮晒书方案》（六条）、《晒书程序》（七条）、《改进庋藏办法》（十一条）比照互证。这些档案史料彰显了特殊时期图书馆人保护珍贵古籍的智慧和谋略、责任与担当。可以说，正由于有了如此严密的制度、严谨的作风以及严格地执行，才保证了文澜阁库书的安全保护。而这些古籍保护技术手段和方法的记载，也为我们今天的书库管理和古籍保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借助于文澜阁库书迁转史料，可以还原澄清历史事实。如关于贵州方面要求文澜阁《四库全书》留存贵阳之事是否存在，张宗祥2、顾志兴3等学者相信此观点。直至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中发现了国立贵州大学首任校长张廷休呈请组织传抄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事件后，疑团终于揭开，史实得以澄清。据钟海珍研究，“由于抗战后期经费紧张等原因，张廷休校长传抄库书西南部分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而呈请传抄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事被误传为贵州方面要求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留存贵阳”4 。

最后，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其它文化机构在存藏保护地共同开展的文物清点、典籍校抄、公开展览等工作，对贵州、重庆等西南诸省的文化教育、民智开发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庋藏、传播留下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直接影响了当代这些地区的发展。关注迁转史料的文物属性，典藏保护的基础上重视活化利用，让史料讲述自身发生的故事，为国力强盛、文化自信、民族自尊心增强、爱国思想传播等提供助益。

如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贵州文献征辑馆借文澜阁库书在地母洞校勘之便，经教育部批准，征考黔中文献，助扬古籍流传。“委派编审李独清教授偕同书手二人，抄录纂辑完成有关贵州史料，编为八册，定名《贵州史料第一集》。此资料被用于修纂民国《贵州通志》，填补了部分贵州史料空白”5 。

如抗战期间存放《四库全书》六年之久的地母洞，2015年被贵阳市云岩区列为区级文化遗址6。据《〈四库全书〉秘藏贵州的文军之路与贵州精神传承》7《〈四库全书〉秘藏贵州的文军之路历史研究》8 两文，贵州鹿冲关地母洞护藏《四库全书》的这段历史是贵州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将之与其它历史、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向世人展示，广为流传，使人们认识到贵州保护国之瑰宝的这段历史，有助于提高市民人文素养，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增强贵州文化自信，提升贵州在中国历史文化建设方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2017年11月，贵阳鹿冲关森林公园地母洞保护宣传利用项目正式动工建设，主要由地母洞藏书库遗址、晒书台青铜雕塑群、文澜院建筑群、“西迁故事线”艺术石雕四部分构成。贵阳鹿冲关森林公园地母洞遗址正打造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高地和弘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浴火文澜战时书库陈列馆”将通过馆藏实物、史料及现代多媒体技术全面呈现抗战时期各界人士保护珍贵典籍的壮举。

要充分发挥秘藏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史迹文物价值，建议创建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两千公里“抗战苦旅”线，加大对沿线有关文物古迹恢复保护和开发利用。讲好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西迁故事，再现西迁途中护书的场景与波折，为有功之人塑像、立碑，做好沿途陈列馆的展陈工作，纪念和学习抗战时期前辈学人抢救保护典籍的感人事迹。可以组织图书馆人、广大的青少年等重走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之路，沉浸式的体验，心灵得到震撼，传承抗战精神，继承爱国情怀。

温故知新，再谱新篇，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时期避寇西迁的意义正逐步得到充实，而图书馆学界及文化界人士由此更认识到自身职业使命，更激励自己守护、传播中华文化之实践。李铁映《在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上的讲话》中指出：“研究《四库全书》，就是解说中国文化，就是传承中华文明！”1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转史料的全面搜集、整理和研究，就是解说中国文化、讲述抗战故事的重要抓手。有鉴于此，面对如此关系至巨的名山事业，吾辈岂能袖手旁观，焉能不为所动乎！

责任编辑：胡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