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明， 胡晓飞， 乔凤杰

（1.清华大学 体育部，北京 100084；2.北京体育大学 中国武术学院，北京 100084）

“象形取意”作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内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易学“仰观俯察，近取远取”、道家“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儒家“盈天下而皆象也”等均是典型代表。中国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动作的命名、拳种的形成、技法的革新、风格的演变、文化的创造等，几乎均是在“象形取意”思维方式的“归引”下进行的，即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基于习武者“为我所用”的基本理念，通过观察、模仿动物、人、自然现象、再现创造性的思维（如神话传说）以及特殊场景等，获得独具特色的“形”，体会、揣摩、想象“形”所蕴含的内在之“意”，并对“象的形”“取的意”进行加工、提炼等，进而获得习练中国武术所需的方法、规律、观念，传达习武者的精神、思想与情感，由此中国武术形成了深邃的文化底蕴和内隐的基本特质。在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理应对中国武术内蕴的“象形取意”思维方式仔细探索。鉴于此，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阐释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思维方式的文化内涵，厘清“象形取意”在习武者体化实践过程中的运行逻辑，以此回归中国武术的“原创之思”——“象形取意”，进而重塑中国武术文化之内在特质。

1 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象形取意”

一个民族的特殊品格，乃是由其文化塑造的；而民族文化的特殊品格，则与其思维方式的特性直接相关［1］。“象形取意”作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文化基因”，即中国古人习惯于通过效法自然、模仿自然的实践活动，体会、揣摩、想象其中的内在之意与价值，获取有用的实践知识、经验或灵感，进而对相应的技术革新、思想创新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对“象形取意”这一独具中国特色思维方式的挖掘，使我们认识到中国武术不论是从纵向维度还是横向维度，均呈现出“渊源之长、应用之广、根植之深”的基本特性，以及“举他物以明之”与“置心在物中”的思维方式。因此，中国人倾向于以“象形取意”的思维方式去感知、了解和认识事物的发生、发展与演变规律，洞悉其内在的意蕴，从而细微无声地勾勒成为一种“日用而不觉，外显而不察”的民族性思维方式，为中华民族认识、感悟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象形取意”体现在中国武术中“白鹤亮翅”“黑虎掏心”“金鸡独立”等动作命名，螳螂拳手法中“勾、搂、挂、刁、缠、劈”等攻防技法，“虎形拳”“螳螂拳”“鹰爪拳”等拳种形成，以及“刀如下山猛虎，剑似翻海蛟龙”的风格特征等。

2 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思维方式的文化内涵

一般来说，文化的延续性和生命力在思维方式面前会稍显逊色，尤其表层的文化更是随着人们的特定需要而产生，又随时代以及相应的需求变化逐渐消逝；而思维方式一旦形成，为社会所接受，就会积存于人的心理底层，转化为一种“集体意识”，甚至是“集体无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支配与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2］。它不会随个体的消逝而消失，亦不随时代的变化亦步亦趋。“象形取意”作为中国传统基源性思维方式，根植于中国武术文化的最深层，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建构具有支配、导向甚至是底层控制的重要功能。因此，对中国武术文化的探究需要深入到“象形取意”的思维方式领域。

2.1 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

总体而言，思维的整体性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根本的特征。所谓整体性，即从整体出发，把对象及其所处的环境当作完全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加以对待，对其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省察、体验，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而理解和规定对象［3］。在“万物一体”的整体性观念中，最根本、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天人合一”［4］，它是将人与自然统一起来，把二者视为统一的整体。从老子《道德经》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到庄子《齐物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再到孟子《孟子·尽心上》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以及张载《张子语录》的“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无不是在谈论“天人合一”。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思维方式是对“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践行，大自然中的飞禽走兽、山川湖泊无疑对中国武术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大自然中飞禽走兽的形态、姿势、动作、攻防技能等，为中国武术动作的命名、拳种的形成、技法的革新、风格的演变提供了灵感来源和创作素材。如“大鹏展翅”“野马分鬃”“苍鹰掐嗉”等动作名称，“虎形拳”“鸭形拳”“白鹤拳”等象形拳，“咏春拳中的‘二字钳羊马’‘十字蛇形手’、螳螂拳手法中的‘勾、搂、挂、刁、缠、劈’、六合拳中的‘踩鸡步’‘鹰捉把’‘虎抱头’”等技法［5］，以及“猿猴通背拳、鹰爪翻子拳、游龙八卦掌”等风格特征，如此等等。中国武术的习练强调“师法自然”，即习武者将自身置于大自然之中，以螳螂为师、以猿猴为友、以白鹤为伴，通过观察、模仿飞禽走兽在捕食、争斗、御敌、逃遁过程中的闪转腾挪、攻防格斗以及手眼身法步等，体会、揣摩其中的内在含义和价值，即在“象其外形，取其内意，形似意真”的基础上经过系统化加工、凝练和太华，进而逐渐形成了“为我所用”的中国武术攻防技击的方法、原则、观念。

另一方面，大自然中水、山等物质所呈现的自然现象，也为中国武术的技法革新、文化创造提供了源头活水。正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从“水无常形”的特性，中国武术的实践者感悟到了“拳无常势”，即拳势应如水势一样，须处于“刚与柔、蓄与发、曲与伸、虚与实、动与静、太与降、缓与急”的变化之中，在此基础上，太极拳逐渐产生和形成了“以柔克刚、蓄势而发、随曲就伸、避实击虚、以静制动、舍己从人、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等技法。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品性，习武者感悟到了中国武术的体化实践更需要追求“与人为善、处柔守弱、君子之争”的中庸处世之道，以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人生境界。从“山崩地裂”之势，习武者领悟到了形意拳中崩拳发力应如山摇地动、炮拳如天崩地裂、劈拳如力劈华山，八极拳中的崩劲如山崩之势、憾劲如震撼山岳，以及少林镇山拳中“发拳有穿山洞石之情，落步有入地生根之意”等技法。从山的“威严耸立”之态，感悟到了八卦掌的“桩如山岳，步似水中”，太极拳的“静如山岳，动若江河”，华拳的“进如风雨，退若山岳”［6］，同时还需要塑造“刚正不阿、不屈不挠、沉着稳重”的坚毅品格，以及“泰然处世、宽容仁厚、包容万物”的崇高德性。正如孙禄堂所言：“拳意之道，大概皆是河洛之理。以之取象命名，数理兼该，顺其人之动作之自然，制成法则，而人身体力行之。”［7］中国武术把作为审美对象的水、山、风、雨等自然景物和现象看作是技法精妙和品德高尚的象征，即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此来求得物我、内外的合一。

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思维方式就是习武者通过观察、模仿大自然中飞禽走兽、山川湖泊等自然之形，体会、揣摩与想象其内在意蕴，进而获得较为完整的实践经验、灵感或知识，以此实现与自然相融、相通、相应。由于“象形”是以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为对象，故此通过“取意”所形成的中国武术，表征的并非中国武术的某个部分，而是系统的、全息式的中国武术之整体。“象形取意”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表达了中国武术取法自然、效法自然，即将自然之形与自然之意寓于拳法之中的内在逻辑，对中国武术的动作命名、拳种形成、技法革新以及文化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2 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是一种“知行合一”的直觉性“体认”过程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客观世界的把握往往是直觉的或直观的。所谓直觉性，是指不经过严密的逻辑分析，直接从对形的感观到对意的把握的思维活动，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理体验和认知活动［8］。“知行合一”是“知”与“行”两面的“一时并到”与“一体呈现”，具体表现为一种直觉性的“体认”与“意会”［9］。其中，儒家“体认天理”；佛家“顿悟成佛”；道家“与道合一”；玄学家王弼提出“体无”即直觉，认为“无”超言绝象，故圣人“不以言为主，不以名为常”，而须以“体认”直接把握之；理学家朱熹解释“体天下之物”的“体”为“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即强调内心体验。这些均表明中国传统哲学注重直觉性“体认”的致思倾向。

这种注重实践、“体认”“知行合一”的思想，在中国武术“象形取意”中则表现为不论是“象其形”抑或“取其意”，习武者并不是通过“坐而论道”的说教、“竭尽心知”的认识，而是在于“身体力行”的训练以及“事必躬亲”的体悟，同时强调取得的形与意要切合实用，并对其进行加工、提炼以形成独具个人特质的技法，然后再运用于实践，由此形成了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基本脉络。拳谚中的“拳练千遍，其义自见”“口说千遍，不如自练一遍”“三年小成，五年中成，十年大成”等，都是在强调不懈的“体认”在武术修炼过程中的重要性［10］。“体认”不同于知识，它属于自我专有的经验，无法用概念表达，也无法原原本本告诉别人，他人想获得这种经验，需要自己亲身的体验。正如冯友兰所言：“‘体认’就是由体验而得来的认识，这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一种经验、一种直觉，不是一种理智的知识”［11］。习武者对自然万物的观察、模仿、体验、感悟，均是“体认”的直观表现形式。如在虎拳中，习武者体察、模仿老虎刚健威猛的姿态和猛虎扑食、蹿蹦跳跃的动作需要体认，体验和感悟老虎“抓、摆、撩、搂、按、压”的手法和“吞、吐、浮、沉”的身法也需要体认，达到“形、神、意、气”的完整合一更需要体认。在中国武术的修炼过程中，习武者通过身体力行的反复实践，对天地万物的形与神不断地“屡践”“亲证”“自得”，并在体认过程中直接感悟、了悟甚至是顿悟其中的核心要义，做到“外化于形、内化于心、以身释意”，进而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由此可知，直觉性“体认”是创立象形拳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如果习武者只是观察、认识动物的行为方式，而没有对其内蕴的攻防含义“躬身屡践”，即缺失了在“行”中的练、悟、用［12］，也就不会获得精微奥妙之意与理，更不可能形成如此繁花锦簇的象形拳，所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13］。

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思维方式是习武者设身处地，体物入微，不断的体验、体会、体认自然万物的基础，再通过个体化实践体现和表达自身对自然万物的认识，进而达到并把握“知”与“行”的合一，顿悟本心仁本。故此，这一系列的直觉性“体认”过程既为习武者直观的感受、感悟世界创造了实践基础，也为中国武术的形成、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可操作性工具，最终将中国武术塑造成为超越感性，但又没有脱离感性的独具东方魅力的身体文化［14］。

3 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思维方式的运行逻辑

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思维方式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形象体现，它是以“观物取象”为逻辑起点，以“立象尽意”为会通纽带，以“得意忘象”为终极诉求的前后相继、彼此衔接的完整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其一，“象形取意”中的“象”为动词，即模仿或模拟。其二，“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和“得意忘象”中的“象”均为名词，既指自然万物之具体“形象”，也指经过模拟而转化的“抽象”符号，如阴阳“图象”、五行“类象”和八卦“卦象”。而“意”则是“象”（名词）所蕴含的内在含义，是思想情感、人生体验、价值追求、精神之意志。因此，“象”是沟通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中介，上通形而上之“意”，下达形而下之“物”［15］。

3.1 “观物取象”：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的逻辑起点

观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逻辑起点，而定性的识别性观察则是中国古人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16］。在“观物取象”过程中，“观物”是“取象”的基础和前提，“取象”是“观物”的直接结果，是对“观物”过程中所获取的关于对象的感受和表象的进一步概括和凝练，是使客体对象主体化的过程。其中，“观”是对自然万物的直接观察和感受；“物”指动物、人、自然现象、再现创造性思维（如神话传说）以及特殊场景等；“取”是在“观”的基础上结合自我主观意识进行的加工、提炼、创造；“象”则是“物”的具体形象、抽象符号。

“观物取象”是“象形取意”的逻辑起点，是中国武术形成与发展的实践基础。习武者通过“心穷万物之源，目尽山川之势”［17］，对“见于外”的自然万物进行观察和模仿，将“物”所表达的功能与意象相联系，建立独具特色的“象”，然后与中国武术相结合，阐述中国武术隐于内的“意”与“理”。就“观物取象”中不同“物”的角度而言，习武者观察和模仿动物的形态、动作、神态的典型代表当属象形拳［18］，如虎拳、豹拳、金狮拳、猴拳、蛇拳、鹰爪拳、鸡形拳、鸭形拳等（真实存在的动物），以及龙形拳、青龙拳、麒麟拳等（想象中的动物）。观察和模仿人物特征的有醉拳、孙膑拳、太祖拳（真实存在的人物），宋江拳、燕青拳、武松脱铐拳、鲁智深醉跌拳（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以及醉八仙拳、哪吒拳、观音拳（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通过体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季节性变化，形意拳形成了与四时相配的练拳特点，即“春季练内气和内劲，走势宜悠，发劲宜柔；夏季宜发放劲力；秋季则少发暴力，内收劲力；冬季应深藏劲力，不可急发暴力”。通过体察南北方的地域性差异，中国武术形成了以“南拳北腿”为典型代表的风格特征。北方地域辽阔，骏马秋风大漠是北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北方武术风格呈现舒展大方、闪转腾挪、长于腿法，素有“拳打四方”的说法；南方丘陵交错、水网纵横，以杏花春雨江南闻名于耳，南方武术风格则呈现短小精悍、硬桥硬马、手法居多，以“拳打卧牛之地”闻名于世。同时，山川树木、星辰大海、行云流水等自然现象以及某些特定的社会现象等都是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所观之“物”，这对于塑造千姿百态、繁花似锦的中国武术提供了创造灵感。

基于“无大不极，无微不穷”的易学理念，习武者既观鸟兽草木之细物、也察山水天地之大物，并细致入微地体察四时变化和地域性差异，才有了中国武术琳琅满目的拳种和流派，以及独具特色的练习方法和风格特征。此外，中国武术中的“观物取象”不是对其外形的照搬或模仿，而是通过外在之形体悟蕴藏其中的内在之意，进而为“立象尽意”提供客观条件。

3.2 “立象尽意”：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的会通纽带

“立象尽意”是中国哲学的言说传统［19］。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可知，“书”与“言”、“言”与“意”之间表现为矛盾统一的关系［20］。一方面，书是表层的、直观的文字符号，书是为了尽言，但又不能完全表达言的内容；另一方面，言是具体的、感性的，而意有深远委曲，常蕴藏在事物内部，是无形的、多义的、深奥的，故言也不能完全表达意，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21］。因此，通过“象”来表达微妙不可言传的“意”。“象”之所以能“尽意”，是在于“象”消解了“言”的形式化和规范化倾向，并不试图以某种形式与秩序规范“意”，而是在其提供的自由空间内使“意”自由生长，体现出“意”的灵活性、无限性和生生之趣，故“象”能与“意”相融汇。

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过程中，习武者不仅要观察和模仿“物”，取其具体“形象”或“抽象”符号，还需要进一步体会、揣摩、想象、加工“象”背后所蕴含的内在之“意”，进而获得习练武术所需要的方法、规律、观念等，传达习武者的思想与情感［22］。其中，醉拳讲究“似醉非醉，形醉意不醉，步醉心不醉”，习练者以醉汉跌撞摇摆、东倒西歪、前俯后仰、踉踉跄跄之“形象”体悟其顺势应变、以倒取势、放荡不羁、如痴如醉之“意”。同时，醉形、醉态之中暗藏着虚守实发、逢击而避、乘隙而入、指东打西等技法，表达了习武者将酒入拳意、以拳寓酒风，拳不离醉意、醉意不离拳的创拳思路，以及对中国武术“醉美”风格的追寻。鹰爪拳则以鹰的捕食、爪抓、展翅、盘旋之形象体悟其抓扣掐拿、上下翻转、连环快速之“意”。在鹰爪抓拿和鹰翼翻旋之中蕴含着出手崩打、回手抓拿、分筋错骨、点穴闭气、翻转灵活等技法，给人以机智、果断、勇猛、优美之感。如果习武者仅以模仿醉汉和鹰的外在之形、追求“形似”为目的，而忽略了其内隐的攻防格斗之意，那么此拳种必然会脱离中国武术的技击本质，沦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可见，中国武术“象形取意”的过程“贵在取意”，“取意”是中国武术攻防技击意识形成和发展的灵感之源。这也表明在诸多象形拳中，除了代表其拳种风格的技法之外，鲜有单纯模仿人或动物姿势、形态的动作，即无论是踢、打、摔、拿等技法，抑或攻守进退、刚柔虚实、闪转腾挪等运动形式均是在体悟其内在之意的基础上，再结合中国武术的攻防规律，加以创编、提炼、太华而形成的。

“立象尽意”并不是象形拳的专属特性，作为内家拳的太极拳和形意拳，也体现了“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其一，太极拳以阴阳、八卦和五行的中国传统哲学之“抽象”符号［23］追求对其“意”的体悟，运用阴阳“图象”教以“哲拳”，其招法在刚与柔、动与静、虚与实、曲与伸、蓄与发、缓与急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对立统一；通过八卦“卦象”教以“八法”，掤、捋、挤、按，即坎、离、震、兑四正方也，采、挒、肘、靠，即乾、坤、艮、巽四斜角也；再通过五行“类象”教以“五步”，进、退、顾、盼、定，即金、木、水、火、土，合而言之“十三势”。故此，太极拳逐渐形成了“负阴抱阳，手打八方，脚踏五位”的基本理念，确立了“以柔克刚、后发先至、避实击虚、随曲就伸”等技法，进而感悟天地宇宙运行之理气，传达习武者对“一阴一阳谓之道”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宇宙万物演变规律的认识，感而遂通，以拳入道。其二，形意拳，即象其外形，取其内意，形意兼备，内外合一，乃为形意。正如拳谚所云：“心意诚于中，而万物形于外。在内为意，在外为形。”形意拳以五行之“类象”和十二形之“形象”（取动物之外形为身法，取其之能为意）追求对内在之“意”的体悟，形成了“内与五脏合，外与五官配”的五行生克的五行拳，即劈拳（金）、崩拳（木）、钻拳（水）、炮拳（火）和横拳（土），以及龙的搜骨之法、虎的扑食之勇、猴的纵山之灵、马的疾蹄之功、鼍的浮水之能、鸡的抖翎之威、鹞的入林之巧、燕的抄水之精、蛇的拔草之能、骀的护尾之能、鹰的搜获之精、熊的竖项之力，并将12种动物之“腾、扑、灵、撞、云、抖、掠、翻、惊、活、爪、猛”的特长融入形意拳中，进而传达习武者“果敢无战不胜，刚毅无征不服”的坚韧意志，以及内外合一之道。

“意”无“象”将无法显现，“象”无“意”则失之为空洞、肤浅。中国武术以象形为外势，以意真为内隐，将难以言尽的“内在之意”通过习武者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选择的“外在之象”来表达，以有限之象表达无限之意，并在此过程中追求一种弦外之音、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象外之意［23-24］，继而达到藉形以表意、立象以尽意，融象、意为一体，中国武术中“意”与“象”的内在关系表现为一种思想与形象、情与景、内与外、质与文在特定的体化实践过程中的渗透、交融、化合。

3.3 “得意忘象”：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的终极诉求

“得意忘象”是对“立象尽意”的进一步发挥［25］，是超越具体“象”的限制，实现“意”之本体的回归。庄子论“意”与“象”时，强调层层递进的超越，即“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26］。其后，王弼据“贵无论”彰显作为本体的“无”与形形色色具体事物的差异，主张具体的“象”不能完全表达本体的“意”，而仅作为虽不完善却又不可替代的手段去体现“意”，如同“鱼与筌”“兔与蹄”的关系。因此，只有理解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识到“立象以尽意”“尽意莫若象”，但又不拘泥或不执着于“象”，即从“象”出发，又能“忘象”；既要“立象”，又要超越于“象”，才能达到对本体之“意”的认识，所谓：“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27］。

尽管中国武术的拳种众多、风格各异，但对“意”与“象”（尤其是“形”）关系的认识，均有较统一的共识，即讲究以心为主宰，意为形之总领。如“达摩西来无一字，全凭心意练功夫”“内动于心，百体从令”“意到气到，气到血行，血行则病不生”等，均说明了“意”在中国武术修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8］。“得意忘象”是在获得其内蕴的以及习武者所需的“意”之后，不再苛求武术招式的娴熟，也不再执着于武术技法的精湛抑或武术理念的创新，而是一种对中国武术“形”的超越，以求达到“出神入化”的自由境界，所谓“无法而法，乃为至法”“手中无剑，剑在心中”“无招胜有招，举手投足皆是招”，进而传达习武者的精神、思想与情感，以此通向对大道的感悟。如六合螳螂拳强调“重意不重形”，即不为形式所拘，不为格式所限，要求从功架到熟练，从熟练到巧练，从巧练再到自然，最后达到自然而然，正所谓：“心意相合法自然，意气沉守在丹田，步到手到气力到，妙法用在意行间”。形意拳则强调“有意莫带形，带形必不赢”，若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处理好“意”与“形”的内在逻辑关系，即在实战过程中隐藏自我的攻防动作或意图，凭借直觉反应探知对方的意图，进而达到“人不知我，我独知人”的境界。太极拳则讲求“用意不用力”“心静用意”以及“由招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等，均是“得意忘象”的典型代表，体现了习武者对超越招式和技法，追求精神世界自由的向往。

中国武术“得意”之后的“忘象”或“忘形”并不是完全摈弃“象”或“形”，而是对所得之“象”的超越，即回归“意”之本来、本真面貌，不拘泥于具体的“象”而进入更高的“意”的思想境界。这是因为“象”之功用是为了诠释中国武术的“意”，如果执迷于作为工具的“象”，那么所得的“象”并非能“表意”的“象”，即“存象而失其意”，只有分清楚“象”之工具性和“意”之目的性，才能达到真正的“得意”［29］。正所谓：“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因此，中国武术中的“象形取意”就是一种“入乎象”“出乎象”，以及“超越象”“放弃象”的层级递进、步步深入的体悟过程，进而追求一种“超言绝象”的意境［30］，以此才能达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此外，中国武术“得意”之后不仅需要“忘象”，还需要“忘意”，正如形意拳所言：“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31］。而此处的“无意”并非完全不用意，而是介于一种勿忘无助、似有似无、绵绵若存的状态，此时的“意”恰恰更接近于习武者内在的精神特质，使得习武者可以抛除杂念，以至“无形无相”“无内无外”“无我无他”，进而达到“内感通灵、应物自然、幻化无穷”的境界，所谓：“有心有意皆为假，练到无心方为真；不期然而然，莫知之而至”。

4 结语

“象形取意”作为中华民族认识、感悟、改造世界的“日用而不觉，外显而不察”思维方式，对于理解中国武术的发生、发展，以及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成、创造具有“文化基因”意义上的推动作用。在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武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理应对中国武术内蕴的“象形取意”思维方式仔细探索，进而重塑中国武术文化之内在特质。研究发现，中国武术中“象形取意”既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也是“知行合一”的直觉性“体认”过程；其内在的运行逻辑是以“观物取象”为逻辑原点，以“立象尽意”为汇通纽带，以“得意忘象”为终极诉求的系统性、整体性过程。

此外，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象形取意”思维方式、不重视分析与逻辑，给中国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一些障碍，中国武术与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西方体育的对话和沟通仍处于“汇而不通”“融而不合”的尴尬境遇。因此，以“象形取意”为代表的东方“悟性”思维和西方“理性”思维需要搭建一座汇通的桥梁，使二者在思维过程中能够达到合理平衡，弥补与传统文化的断裂，适应当今思想界重建“形而上学”的需要，使思维方式的建构更符合人类全面发展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