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崇蓉

(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将赋分为“鸿裁”和“小制”两大类，认为“鸿裁”之作“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包括“京殿苑猎、述行序志”诸小类，首类即是京都赋[1]7-9。受其影响，《文选》以题材内容序赋，首类也是“京都”一门，以突显其重要地位。其后，陈元龙《历代赋汇》专设“都邑”类，载录从汉代至清代京都赋83篇(正集70篇、补遗13篇)，如汉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唐李子虔《两都赋》、宋周美成《汴都赋》、元杨维桢《镐京赋》、明金幼牧《皇都大一统赋》以及清乾隆帝《盛京赋》等。许结认为：“赋家因多出于礼官，其创作宗旨又往往归于王道政治。……所以在京都赋中，篇幅最多的描写正是围绕王道政治的宫室制度和礼节仪典，这才是汉大赋的文学传统与美学价值。”[2]正是由于京都赋大多以描写帝王之都为主，故既具朝廷台阁的特点，又呈显以帝王为中心的传统政治文化特色。从创作者身份来说，《盛京赋》是最为特殊的一篇，它出于一代帝王清高宗乾隆之手。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长河中，君王亲撰散体大赋仅此一文，而且，当时文臣学士争相心慕手追，其后又流播异域，盛极一时。那么，乾隆赋写盛京，出于什么意图，书写中赋予了这座城市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属性，此赋在当时及其后20多年的余响对这一城市的地位产生了何种变化、影响，以上诸问题，正是笔者着力探究的所在。

一、“天眷之地”：御制《盛京赋》前的沈阳

赋中之盛京，即今日之辽宁沈阳。公元前300年便建城的沈阳，因其2 300余年的悠久建城史成为中国古代东北地区最早建成的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