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宇 周文泓 孟 焕 李彦可 吴 琼

一、引言

根据第46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规模截至2020 年9 月超过9 亿[1]，已形成海量的互联网信息。政策法规作为关键工具，正在权力机关、政府、社会第三方组织、公众等力量的推进下日趋聚焦于这些网民形成于互联网上的多样化信息，面向管理哪些信息、管理活动、具体管理要求等探索体系化的管理依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为代表的顶层法规政策相继出台，并面向不同网络活动或平台落实出具体规范，如《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然而，现有政策法规对互联网信息的界定与如何管理缺乏立足多元利益相关者的整体设计。例如，多关注于合规形成信息与隐私防护，同多样化的信息管理活动和主体需求均难以全面匹配。

研究层面的具体探索由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以互联网信息对象明确管理内容、特征与管理要求发现政策法规体系完善的必要性[2][3]53-54，从不同性质的信息与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应用的信息发现政策法规所应用的信息范畴应拓展[4]109-118。二是基于互联网信息主体，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能力、责任等维度提出政策法规对管理的权责界定以及具体要求[5]38-59[6]48-62。三是从管理的不同环节及其目标明确政策法规应在具体内容上如何为互联网信息提供具体规则，对当前基于信息安全的保管与利用予以探讨[7]119-129。然而，现有研究缺乏对我国政策法规体系的深入梳理与分析，其完善尚需更全面与针对性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