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宏桔 刘元希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截至2021年11月11日，中国累计报告病例98099例，治愈出院累计92183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1]从数据上能直观看到中国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我国社会治理表现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正值春节，大规模人口流动对我国社会治理提出了严苛要求，相对薄弱的农村能否成功遏制疫情发展对整个疫情防控起着重要作用。

一、新冠肺炎疫情下农村社会治理举措

（一）疫情暴发，基层“两委”领导村民自我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农村基层“两委”迅速响应，监测地区外来人员流入，筛查体温异常人员。健康码未推行之前，以家庭为单位将村民分为若干防疫小组，实现小组内外的相互监督。疫情初期，由于病源未明了，防控仍处于摸索阶段，初期自我防控为后期阻断疫情传播争取了时间，但采用接触式排查无疑给疫情防控增加了一定风险。

（二）初步遏制疫情，布局防控成效显著

国内病例急剧增加，我国政府果断关闭武汉所有离汉离鄂通道，全面打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随着疫情的发展，农村地区根据地理环境的差异采取了差异化防控措施。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疫情迅速蔓延，农村基层“两委”借助微信、钉钉等互联网平台迅速传达上级政府的防控要求，使村民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疫情信息，并及时采取行动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