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璇 张北

15年前，配送行业初露峥嵘。

2005年，电子商务迎来高速发展期，网购需求爆发式增长。2010年前后，快递服务作为电商服务的重要环节，成为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借此东风，餐饮外卖行业以惊人速度搭建起庞大的产业生态。

数据显示，10年来，线上外卖市场规模从200亿元激增至6000亿元，全国线上外卖用户数量从0.6亿人膨胀至4.7亿人。2020年疫情导致线下餐饮门店萧条，在线外卖行业反而逆势发展。今年8月2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12月到2021年6月，我国外卖用户增长4976万。与此同时，外卖骑手总数突破770万人。外卖骑手穿梭于供需链条的“最后一公里”上，成为织就大消费华锦最精细的经纬。

电动车生活

8点50分，23岁的外卖骑手胡志勇来到吉林省德润星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沈阳分站，为自己的配送箱消毒。9点整，胡志勇上线系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人，一车，一手机，接下来的10个半小时，他将在奔波中度过。

胡志勇是齐齐哈尔人，两年前和父母来到沈阳生活，成为专职外卖骑手约有一年半的时间。初到沈阳时，他的卡里只有几千元钱。对胡志勇来说，外卖配送是一份多劳多得、收入直观的工作，他一周工作6天，每个月除了生活花销，还能攒下5000元钱。“我做过烧烤师傅、当过服务员，但收入都没有干美团高，一年时间就能攒下六七万元。今年当了小组长，每月还多给300元补贴。”胡志勇说，他的规划是继续赚钱，买房、娶妻、生子。

14年前，宋戈想不到自己會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在工厂从事装配工作的10年是稳定的，也是疲惫的。2017年，宋戈考虑着“换个环境”，他选择成为一名兼职外卖骑手，赚钱补贴家用。

与工厂相比，外卖配送很多时候在路上，工作机动性强，突发情况多。有一次，宋戈没来得及换电瓶，送餐途中车子没电了，他一边打电话向顾客解释，一边推着电瓶车往送餐地址跑，跑了20分钟，还是得了一个差评。4年下来，宋戈已经适应了这份不那么稳定但相对自由的兼职。“这种形式挺好的，门槛低、挣钱快。如果能给上五险一金，我可能会考虑做全职。”宋戈说。

膨胀的海绵

急速壮大的互联网服务行业，如同一块迅速膨胀的海绵，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二三十年前，“去沿海地区工厂打工”还是很多待业青年的第一选择，如今，到大城市送快递、送外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职业优先选项。

收入成为影响择业的首要因素。《2018年送餐员就业报告》显示，当年全国外卖骑手平均月薪为7750元左右，在需求最旺盛的杭州，骑手平均薪资达9121元。与此相对的是，2018年生产制造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5148元，平均月薪4596元。

低门槛的外卖配送行业给更多人生存的机会。在新冠疫情来临之前，崔东和妻子开了一家小饭店，每月收入万余元，日子过得还不错。受疫情影响，夫妻俩的小店几度开关，加之不断上涨的经营成本，他们不得不关掉饭店。两人一商量，从小老板变成了外卖骑手。

送外卖，崔东是主力，每天12个小时，日送70单至80单，能够保证月收入8000元以上；妻子要照顾孩子和老人，每天中午送餐也能收入2000余元。夫妻收入加起来，和原来差不多。

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上了热搜。他拜师外卖骑手，体验了一天送外卖的生活，因为没骑过电动车，外加路线不熟，当日只完成5单送餐任务，共获得41元收入。之后，王林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虽然他的尝试并不算成功，但快递小哥、外卖骑手，还有网约车司机的收入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们才愿意去这样拼搏。

工会在召唤

外卖骑手的拼搏，体现在实打实的身体疲累甚至劳损中。在外卖骑手看来，配送行业“是个体力活儿”，电动车座椅下有一块方方正正的锂电池，全职外卖骑手每天要跑空两到三块电池才收工。

劳动保障兜底，成为日益壮大的新就业形态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年，多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平台在公平就业、劳动报酬、休息制度、劳动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承担应有责任。这成为国家层面第一份系统规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政策文件。与此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推进新就业形态群体工会工作领导小组，全力推进新就业形态群体建会入会工作，意在为其提供长期服务。

胡志勇已经加入工会，他对记者表示，希望外卖配送工作能够“更正规”。

行业规范化之上，希望并非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