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平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25)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到“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的问题，提出“青年更加主动、自信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目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 29077万人，其中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0.6%；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7.8%。可见，进城务工青年占了我国流动人口的一半以上，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动力。因此，探究进城务工青年的社会融入话题依然有其重要的时代价值。

城市化的主流观点认为城市生活和文化比乡村的优越，进城务工青年的最终社会归属是进城市民化。此观点拔高了进城务工青年对城市生活和文化的期望，贬低了乡土文化和乡村生活。而过高的心理期望造成了现实的心理落差，进城务工青年城市融入失败将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除了制定相关政策积极改善进城务工青年的社会融入环境以外，在文化、心理以及社会交往层面重塑其对乡土文化和生活的积极性评价，对进城务工青年来说尤为必要。这可为进城务工青年选择社会融入归属提供更长的选择期限和更多的选择出路，选择返乡就业的务工青年也不会为退回农村感到羞耻或因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感到慌张失措。

自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其返乡谋生的一种方式。返乡青年积极性乡村生活体验的累积效应会扩大其选择返乡就业生活的可能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战略指出，“三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1]。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惠农创业政策，为返乡青年提供了更大的探索城乡融合路径的空间，也为其返乡生活谋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许多农民工无法返城，赋闲在家近半年甚至更久。这对该群体来说实属无奈之举，然而也为不少返乡青年提供了一个对未来生活安排和生计规划进行反思的机遇。新生代农民工随着个人家庭角色的转变、心态的成熟以及人生发展方向等状态的出现，生活预期会因某些生命事件的发生转变[2]。疫情的发生成为部分进城务工青年重新考虑就业方式和社会归属的重要生命事件。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以及进城务工青年单向城市融入困境等构成了进城务工青年选择社会归属和社会融入策略的社会结构背景，如何促进该群体的多元社会融入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极为重要的社会命题。单向城市融入路径对该群体来说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而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构建又为其返乡生活就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在这些大背景下进城务工青年会有怎样具体的城乡融合策略和生存实践呢？这正是本文要探究的问题。

一、进城务工青年的社会融入研究综述

“融入”用于人的范畴时，在百科词汇的解释是指一个人或群组从思想上和形式上融入另一个群组。“社会融入”是与“社会排斥”相对应的，是一种被动的适应。以此类推，进城务工青年的城市融入则指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成为城市市民，享有城市的福利，平等、全面地参与城市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适应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城务工青年长期在城市谋生会面临城市的社会融入问题。目前关于进城务工青年城市融入的研究主要围绕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困境、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社会融入的归宿等方面展开，研究进城务工青年的社会融入问题主要是指城市融入问题。

(一)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困境

不同学者从政策、制度、结构、文化等不同层面阐释了流动青年的城市融入困境。其中，杨菊华[3-4]研究发现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员依然存在职业声望低、收入水平低、保障程度低、标准劳动时间多、身份认同低、就业行业差、住房条件差等困境，面临着无流入地的户籍、无流出地的认同以及无社会资本积累等3重弱势。王春光[5]提出了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状态，在此状态下，流动人口遭到当地制度上的排斥、文化上的不认同、社会的歧视。王春光[6]进一步总结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渴求与政策“碎步化”调整之落差、城市化向往与其实现能力之落差、中央政策与地方落实之落差等3大城市化困境。方巍[7]用社会排斥理论解释进城务工人员的困境，认为社会排斥表现出来的经济地位不平等和公民权无法实现造成了外来务工青年的社会失范行为。周秀平等[8]认为进城务工青年城市融入的心理期待高于客观的城市融入现实，心理融入高于经济融入。上述研究主要从进城务工青年单向城市融入困境方面展开的，其建议是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然而，当前大城市对农民市民化的承载能力有限，进城农民的市民化必然遭遇重重阻力。

(二)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

学界普遍认为影响进城务工青年社会融入的因素包括户籍制度、就业身份、居住环境、心理与文化、受教育程度、家庭化流动以及社会网络等。李强[9]认为户籍制度是限制城乡流动最突出的制度障碍。任远等[10]发现流动人口的个人和家庭情况、社会参与、社会资本以及城市的制度设置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影响因素。钟涛[11]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流动青年的事实性城市定居意愿强烈，而制度性定居意愿偏低，对其身份认同和城市定居有负面影响。不同学者发现就业身份、基于血缘纽带的家庭化流动、基于特殊地缘纽带的同乡关系[12]、个人能力水平和物质生活稳定程度[13]对社会融入有影响。上述学者较为一致地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结构性、制度性、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个别学者提到了传统的社会网络，如家庭化流动和同乡关系，对社会融入有积极影响。

(三)当代进城务工青年的最终社会归属

目前关于当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最终社会归属研究，有的学者认为流动人口可以进城市民化[14]，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要打破城乡二元格局，进城务工人员可返乡就地市民化甚至选择“城乡双栖”的生活方式。杨菊华[15]认为，流动人口真正实现社会融入需要突破目前二元属性的户籍制度、社会结构、群体交往文化和理念的阻碍，推动群体关系从隔离到嵌入，打破人为边界，此乃社会融合的根本路径。流动人口需要处理好居住证的福利覆盖与户籍排他性的关系，完善市民化相关政策，推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16]。夏柱智[17]从农村青年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出发，认为新生代农村青年可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通过进城务工和返乡创业两条腿走路获得体面的经济社会地位，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关系。王春光[14]提出“城乡两栖”概念用以解释一种亦城亦乡的双向流动状态，这不同于流动人口城乡之间单向流动的状态。“城乡双栖”为进城务工青年提供一种新的社会融入路径，然而做此选择的青年要具有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对于大多数的进城务工青年未必适用。

最近几年，国家出于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地方政府出于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都出台了有关创业的优惠条件，激起一股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返乡创业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的双向流动状态。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有效途径之一，有助于缓解大城市承载农民市民化的压力，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18]。贺雪峰[19]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基于确定不能体面城市化的现实做出的决定，农民工希望家庭体面地融入城市的愿望落空成为其返乡创业的最重要动机。当下的农地制度改革和农村改革，有必要为农民工返乡生产生活保留退路，确保其有机会在农村土地上谋得生计的权利[20]。农民工能否返乡的关键是农民工退养与农耕结合起来以及农村具有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防止出现严重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保持中国社会结构的弹性，发挥农村作为国家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作用[21]。在国际经济震荡疲软、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青年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社会良性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打破乡—城单向转移，形成城乡双向流动的格局，有助于恢复家庭功能，发挥青年农民子女教养、老人赡养的作用，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及构建乡村治理体系[22]。

从上述研究来看，进城务工青年的城乡共融实践问题还有进一步的探究空间。在乡村振兴、疫情全球化以及进城务工青年社会融入问题长期存在的背景下，进城务工青年的“城乡共生”实践探究可能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笔者希冀在进城务工青年 “城乡双栖”“城乡融合”理念以及返乡创业的基础上，做一点现实推进和群体范围的拓展，尤其为处于弱势境地的乡—城流动青年探索更多的城乡融合策略和方式。

二、进城务工青年为何要从“城市融入”转向“城乡共生”

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的主流做法并不利于流动人口的多元化出路期待。在城乡融合理念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城乡共生”的实践。“城乡共生”可以从生态系统观、历史发展必然性和群体普及性3个层面说明进城务工青年从“城市融入”转向“城乡共生”实践的原因。

(一)“城乡共生”的生态系统观

“共生”蕴含着合作共存、互利共生、和谐共进的和谐生态发展理念[23]。“城乡共生”的理念不同于牺牲农村发展的城市化理念，也不同于扭曲城市化而鼓吹浪漫乡愁的乡村主义理念。它相对于城市融入的单向性、不平等性和被动性的特点，具有双向性、平等性、主动性特点，强调城乡文化、资源和网络的双向互惠和共同构建，以保留各自优势和特色，可以平等、有机地融合和协调发展，为进城务工青年的进退带来更多的选择空间。在生态系统观视野下提出“城乡共生”理念，跳出城乡二元对立发展的实践理念和框架，突破单一城市化发展的神话桎梏，寻求一条和谐共生、多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符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城乡共生”的历史发展必然性

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城乡发展失衡特征转型、逆全球化发展等现实动因，是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超越资本逻辑、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体现[24]。进城务工青年群体从单向城市融入“城乡共生”的实践转向，体现了我国城乡关系发展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在制定城乡融合政策体系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价值取向考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以农业供给城市工业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并以城市化发展为中心工作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关系又经历了城乡分离的城市化大跃进、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等理念和实践的转变。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以来，城乡关系又进行了新一轮的重塑，“城乡共生”是“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的行动实践，它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任务以及对当前主要社会矛盾的清晰全面把握提出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三)“城乡共生”的群体普及性

“城乡共生”群体与“城乡双栖”群体是有差异的，后者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城乡两地有较可观的经济收入、相对稳定的居所和社会网络，属于中产阶层群体。“城乡共生”群体也不同于“钟摆式务工”群体，后者只能单纯地在城市里从事经济活动，而在精神文化、社会交往等方面无法融入城市社会，所得的经济收入主要回馈乡村的家庭建设。“城乡共生”群体是普遍的进城务工青年，他们主动地将城乡的精神文化生活、经济活动、社会交往等积极性内容进行共融共建共享，平等地看待城乡文化，使得城乡资源、网络与其进退城乡产生互惠互利的作用。

在复杂多变、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社会环境当中，城市融入并非单一的选择和唯一出路，进城务工青年在城乡融合实践上有必要从“城市融入”转向“城乡共生”。国内有学者从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问题出发，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发现了“城乡共生”的发展趋势[25-26]，并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框架，却未从参与主体的实践角度来探讨城乡融合发展具体何以可能。本文则以“城乡共生”实践主体的S村进城务工青年为例，探讨其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如何让城乡的积极性文化价值、政策资源和社会网络等为自身所用，以及“城乡共生”的实践模式对该群体何以可能。以下将从文化共融、网络共建和资源共享3个实践性维度探索进城务工青年的“城乡共生”生存策略，进一步扩展进城务工青年的城乡融合实践可能。

三、进城务工青年“城乡共生”实践的3个维度

2020年初，笔者在家乡生活了近3个月，并借此机会对广东省L 市S村的进城务工青年进行了访谈和观察。具体内容包括，从其城乡生活经历中探寻个体在进城务工经历中如何找到城乡社会融合共生的生活方式，以及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的职业和生活变化。L市是广东省直管县级市，位于广东省西部，属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相对落后地区，其GDP在省内排名靠后，而S村则位于L市的东南部。

(一)文化共融：城乡文化有机共融，城乡文化协调发展

城乡文化共融是指城乡规范性文化和心理文化的有机融合和协调发展，进城务工青年运用城市的规范性文化和乡土文化回应城乡生活的不同问题，适应城乡不同的生活方式。

1.规范性文化

进城务工青年在城市就业过程中习得城市文化，运用城市陌生人社会中的法治理念和法律资源维护自身权益；又积极地经营着乡村熟人社会中的熟人规范性文化。例如，在欠薪问题上，他们熟练运用相关的法律维权，懂得在平时收集材料以及各种欠薪证据。法治观念和法理逻辑在城市社会的职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进城务工青年在陌生人社会里懂得依法维权，学会城市的生存法则和互动逻辑。在资讯发达和易获取的环境下，相比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青年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和运用程度更高。不少进城务工青年随着法律意识的提升，将法律意识带到乡村，对家乡有关政策的信息变得敏感。进城务工青年借助于微信群和视频号及时获取城乡最新政策和活动动态。在农村，法理逻辑与情理逻辑并存。返乡青年在农村懂得乡土的人情世故，在乡村亲族系统里遵循着传统文化规范。S村的部分进城务工青年正是在进城工作期间，基于网络平台及时了解乡村政策动态和积极参与乡村的文化活动，其经营的乡土文化为其回归乡村生活奠定了文化适应基础， 从而在疫情发生之后选择暂时留在家乡发展。

2.心理文化

S村的进城务工青年注重家乡文化，积极经营一套乡土生活理念和文化观念。返乡青年受到乡村熟人社会的“面子”和舆论约束，会为自己及父辈在村中争取“面子”和口碑。一方面，返乡青年在乡村熟人社会中的口碑可为其返乡谋生带来机会和资源；另一方面，返乡青年一定程度上传承了父辈的传统习俗和熟人交往规范。S村部分返乡青年进城务工的工资收入大部分用于家庭房屋建设，为其在家乡挣得面子和尊严。S村的进城务工青年遵循城市的职业文化，会根据环境和市场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职业方向和工作进度。正因为他们在城市中遵循市场和法治逻辑，城市文化促进了返乡青年更加懂得重视家乡的政策和社会变化；而回到家乡，他们又会认同乡土文化和遵循乡土习俗，农村成为他们暂得喘息的缓冲器和返乡成家立业的栖息地。

(二)网络共建：构建城乡社会网络，积累城乡社会资本

城乡社会网络共建是指进城务工青年同时在城乡两地积极构建自己的社会交往网络，如社区邻里网络、工友网络、朋辈网络和亲族网络等。城乡社会资本互为补充为进城务工青年在城乡两地生活提供支持，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和回归乡土生活。

1.城市社会资本

S村的宗族文化和传统节庆文化保留完整，青年人从小在宗族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习惯于群体性的社会交往。这种社会交往能力和优势促使进城务工青年注重积累城市社会资本。一些受访青年会在职场上积累人脉，通过“请喝茶”方式维系与同事和上级的关系，这些人脉会为其提供新的就业信息和社会资源。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青年积极参加城市社区活动，通过义工服务、社会组织举办的文娱活动等增进邻里交往，遇到困难会主动求助于社区组织。S村几位女性青年就是在社区活动中认识了更多的街坊朋友，甚至与出租屋附近的当地人建立良好关系，不时得到街坊朋友和社区社工的帮忙。而进城务工青年能享受到社区的公益性服务得益于政府制定的均等化社会公共服务政策。城市社会资本成为连接城乡资源网络的桥梁。它不仅可以帮助进城务工青年解决城市里的日常生活难题，还可回应乡村里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有位返乡青年为其居住在老家的亲戚链接城市的心理辅导资源，帮助亲戚度过心理危机。

2.乡土社会资本

S村保留了比较完整的传统民俗活动，如宗族宗祠文化活动、醮会活动。笔者在过去的4年内连续观察村里的传统活动发现，S村的青年人热衷于家乡的集体活动，积极维系乡村的亲族网络和朋辈网络。在城市里遭遇困境时会链接家乡的资源解决困难。乡土社会资本成为进城务工青年适应城市生活、缓解城市压力的重要力量。疫情期间一直未能返城就业的部分返乡青年形成心理互助网络。有技术和有口碑的青年借助宗族网络寻得临时的生计，度过暂时的危机。还有一对在城里租房的打工夫妻动用乡村的熟人社会网络，寻得值得信赖的远方亲戚来城里解决孩子照顾问题。由于对陌生人的恐惧和担忧，该问题无法在市场化家政服务中得到完全解决，而乡村社会的熟人网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决两难问题的方案。

(三)资源共享：城乡户籍并存，共享城乡资源

城乡户籍并存是指进城务工青年在家庭化流动过程中家庭成员策略性分属于城乡户籍，以此享受城乡户籍制度所带来的权益。在未取消二元户籍制度的前提下，城乡户籍并存是青年人进城市民化过程中的一种家庭策略，使其在教育资源、生计资源乃至土地资源上有更多的使用空间，对其城市融入有积极作用。

1.教育资源

一般进城务工青年积累一定的经济资本后，再加上父辈经济积蓄的支持，就会在城市购置房屋而落户城市；然而，S村的男性青年会将自己的户口留在农村，将妻儿的户口迁入城市。虽然城市的教育资源和质量优越于农村，但城市的教育竞争和教育投入压力太大，这是教育内卷化和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所导致的。部分返乡青年认为农村或乡镇教育质量也在逐步提升，对此的接受程度也相应提高。他们选择先让其子女回农村接受义务教育，等积累到足够的经济资本后，再将子女接到城里读书。

2.经济资源

在城里获得远高于农村的经济收入是进城务工青年进城就业或定居的根本动机，但其同时要承受高额的城市生活成本。城市的经济收入是显性的，即直接可以用收入金额来衡量。而农村的经济资源和部分收入却是隐形的，并不能完全按照直接收入金额来衡量，可通过折算的方式间接帮补生活。进城务工青年如有返乡生活的考虑，其城里的经济积累会成为返乡生活的资本积累。而因户籍在农村，其土地资源和家族网络会产生一些隐性的经济收入。土地背后有一个自然的生计系统，家族网络背后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照顾系统，都可为进城务工青年面对缓解经济压力，提供隐性的经济支持。部分青年面对因疫情返乡待业显得较为淡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家庭在农村保留着完整的传统生计系统，基本可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

3.土地资源

土地资源是进城务工青年保持城乡联系的根本纽带，在乡村拥有土地使用权和自己的房屋是其稳定的乡土心理纽带。S村的进城务工青年在家乡分得的土地大部分交由父母或亲戚耕作。而这些土地是青年人感知农民身份以及乡土联结的关键性要素。村里的土地由其父母耕作，成为老人的重要寄托。乡村的土地是进城务工青年的心理稳定器，它可保留传统的农村生计系统，帮助疫情期间暂时失业的进城务工青年度过经济危机，为其重回乡村家庭生活提供了机会，或为其在适宜的时机选择返乡生活提供可能。在乡镇的就业环境改善的前提下，S村许多进城务工青年都表示有返乡就业的意愿。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半城半乡”的家庭户籍制为进城定居的家庭提供了城乡资源，进城务工青年的孩子照顾压力和经济压力通过乡村的资源和优势暂时地得到缓解和转移，乡村成了其家庭压力的缓冲地带。进城务工青年的“城乡共生”实践是在国家现存的城乡社会结构和城乡关系下的一种个体化实践策略，这拓展了进城务工青年最终社会归属的空间和社会融入的选择。而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城乡市场的流通是进城务工青年确定最终社会融入归属的关键性因素，这些改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政策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四、进城务工青年的“城乡共生”实践机制

“城乡共生”实践是一种区别于单向城市融入、为进城务工青年返乡生活提供社会资源储备、为城市融入提供更长缓冲期的城乡融合实践探索。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社会文化、社会制度和社会网络成为农村青年进城务工的一大优势，相对有效地回应他们的文化焦虑、经济压力以及人际孤独等问题。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城乡共生”提供了实践空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单向城市社会融入困难及乡村衰落等问题，做出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等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是必然的历史选择。城乡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政策的出台、返乡创业环境的营造、乡村居住环境的改善等都为进城务工青年的“城乡共生”选择提供了可能，甚至是其选择返乡生活的关键性前提。“城乡共生”实践正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文化共融是网络共建、资源共享的文化观念基础，进城务工青年只有在对城乡文化有选择性认同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意识地运用城乡资源和构建城乡支持网络。而城乡社会网络的共建是文化共融的实践反映，城乡社会资源的共享是“城乡共生”实践的现实效果。城乡资源的共享和社会网络的共建所带来的正向体验反过来又会强化进城务工青年对城乡文化共融的理解和意识。文化共融、网络共建和资源共享三者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是“城乡共生”的3个实践维度，为进城务工青年选择未来的社会归属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可能。

(二)城乡文化共融是对城乡生活观念差异性的认同

S村的进城务工青年遵循城乡不同的价值理念、文化逻辑在城乡间往返生活，明白城乡文化之间的差异，平等地看待城乡文化的优势与不足。城乡文化共融对于底层的进城务工青年来说尤为重要，其可以因为城市环境不适应、无法融入城市生活而退回乡村，从心理和文化层面重新回归乡村。很多进城务工青年尤其是底层青年，客观上无法融入城市，但是在心理层面又特别向往城市文化而没有继续经营乡村熟人社会的规范性文化，即使乡村还有土地、房屋、亲人，他们也难以再适应乡村生活，最终导致进退两难，甚至进退无路，容易成为社会边缘群体。乡土文化和价值理念的存续、城乡文化的有机融合可以为进城务工青年保留乡村的人缘关系和社会评价。进城务工青年有机地结合城乡文化，合理经营，根据不同的生活场域灵活运用，这为其未来在城市的“去留”提供更多的实践空间，甚至还有退回乡村的文化适应后路。尤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袭，造成了一批进城务工青年的失业，乡村生活为其暂时提供了重新休整和缓解压力的可能。正如贺雪峰[27]所言，可以容纳无法进城农民且可以让进城失败农民返乡的制度的存在，使中国社会结构具有极大的弹性，可以应对各种危机冲击。

(三)城乡网络共建是对城乡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构建

随着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以及对新市民服务投入的增加，常住人口的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情况越发普遍，进城务工青年有更多的机会积累城市社会资本，这为其融入城市提供了心理支持，同时城市社会资本也为其解决在家乡中遭遇的问题提供了适切的资源和心理支持。同理，乡土社会资本也为进城务工青年应对在城市中遭遇的困境提供了支持。因此，农民的身份以及农村的社会网络对进城务工青年来说，是返乡就业生活的重要社会资本储备。进城务工青年在城乡生活中积累的社会资本为其返乡生活或继续留在城市务工提供了心理、资源或人力等多元支持。他们往往面临很多现实生活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因城乡社会网络的构建、社会资本的积累而得以缓解。

(四)城乡资源共享是对城乡生活资源的整合和延续

“半城半乡”的家庭户籍制使进城务工青年的家庭同时拥有城乡社会资源，包括教育、经济和土地资源等。城乡户籍并存的家庭策略选择，使子女教育和照顾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使城乡资源处于共享状态。农村保留着一个自然的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生态生计系统，为进城务工青年返乡提供了一种经济支持和社会支持，是乡土资源的一种功能延续。返乡青年能长时间地留在农村生活，依赖于农村传统的经济系统，而这种经济支持来源于其在乡村保留的土地资源。城乡资源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城乡资源的互补和整合则有利于改善城乡之间的资源不足与公共服务的不平衡状况。从城乡户籍共存所带来的意义上来讲，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并不完全是排斥性的结构，而是一种保护性的结构，它让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可进可退”。进城务工青年有意识地运用城乡不同的资源，结合国家的相关政策和社会发展形势找到自己在城乡进退的生活方式和策略。这为相对弱势的第二代农民工提供了更大的生活选择空间。

五、结语

城乡共融理念下的“城乡共生”实践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反映，是回应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一种社会探索，凸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乡村是社会不稳定的缓冲地带，农民身份也不再是进城务工青年的劣势。进城务工青年可以平等地看待城乡文化，有机会共建城乡社会网络，共享城乡社会资源。在未能完全打破城乡二元格局的现实环境中存在文化不平等、社会网络不对接、社会资源不均衡的现状下，进城务工青年秉持城乡共融理念的“城乡共生”实践，可以继续维系乡村社会网络、存留乡村社会文化，为其未来可能选择返乡生活、就业或创业储备本土的资源。

进城务工青年是社会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其要真正达到城乡融合共生的生存状态，不能仅依靠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生产要素的互通流动、城乡市场一体化、户籍制度与配套服务脱钩以及城乡服务均等化等城乡融合发展的举措，是需要从国家政策层面推动并建立的，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遵循着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在政策制定层面，有必要进一步打破城乡共融的壁垒，推动进城务工青年的文化意识觉醒，改善返乡青年的就业生活环境，缩减城乡社会服务和配套资源的差距，为返乡青年提供更大的就业生活空间，为“城乡共生”实践提供更多的现实可能。基于目前的城乡融合困境，在社会政策层面需要倡导城乡融合文化，推动农民向多途径市民化的转向；进一步落实城乡公共服务和资源均等化政策，创造返乡谋生的社会环境；构建制度性融合与非制度性融合的“城乡共生”发展体系，化解城乡社区治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