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魁，郭新慧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自20世纪60年代人类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以来，学术界对所谓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所倡导的“征服自然论”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与批判，“敬畏自然论”“顺应自然论”等一时流行，在严峻的生存危机面前，人类已经俨然丧失了征服者、抗争者的资格，沦落到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境地，似乎人类只要改变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生活在美妙和谐的自然世界中了，全然忘记了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大地震、火山爆发之类的自然灾害，也忘记了工业文明之前地球上曾经发生的生态危机。为此，我国学术界在2005年前后围绕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发生了剧烈争论[1]，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近年来鉴于气候变暖、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巨大影响，学术界许多人再次倡导“敬畏自然”[2]与“关怀自然”[3]，甚至提出“看护自然”，强调“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4]。从环境伦理的应然角度说，这种说法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从生态哲学的视角看，该命题也面临着一系列理论困境与现实挑战，因为该命题隐含着如下的理论预设：人类应该看护自然界，而不是征服自然界：自然界是和谐的，只要不挑战自然界，人类就可以在世界上生生不息、繁衍永续；人类有能力看护自然界；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也愿意看护自然界。鉴于“看护自然论”是新近出现的学说，与环境保护的理念非常相通，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将着重讨论该观点，进而为“征服自然论”提出新的辩护。

一、看护自然论的理论内涵与主要依据

所谓“看护自然论”，其核心思想是“人不是自然界的臣民，亦不是自然界的主人，而是自然界的看护者。人的存在、完美和高尚就寓于对自然界的看护之中”[5]。按照该理论，所谓看护自然界，就意味着“让自然界美丽、和谐与稳定”[4]。从理论背景上讲，看护自然论是从有机主义的环境伦理视域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反对人对自然界的盲目干预，反对把自然资源化、机械化，强调自然界是人类身体的一部分，爱护自然界，就是爱护自己的身体，爱护自己的生命。

看护自然论的主要依据有四：（1）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不应该是自然界的服从者，更不应该是自然界的主宰者与征服者；因为遵循自然界本身的生态法则看护自然，就可以让自然万物和谐共生[4]。在历史上，古代农业文明强调服从自然，没有彰显人的主体性，以至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不高、生活水平低下；近现代工业文明以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界，强调征服自然，虽然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忽略了自然的有机性，忽略了人类的“看护职责”，违背了生态法则，造成了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进而导致人类的生存危机与精神危机，为此，我们应当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自然界的看护者。（2）根据海德格尔的研究，“伦理学这个名称说的是它深思人的居留”[6]420，伦理的原初含义意味着对大地的尊重与看护，因此，从环境伦理角度讲，我们应当倡导看护大地、看护自然。（3）自然界就是人本身，是人的外部实在，因此“看护自然界就是看护人本身”[4]。（4）自然界是人类的生存家园，也是人类的主宰，所以看护自然，就意味着看护自己的家园，意味着遵循自然法则，“正是自然宇宙主宰着世界的一切，也主宰着人的命运，人必须深思在大地上的居留，学会顺应天意而不违背自然法则、不破坏自然法则。如此，人就达成了对大地的看护，永久地在大地上居住”[4]。

从总体上看，看护自然论与敬畏自然论、顺应自然论一样，都是基于当代生态危机对于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相互之间有同有异：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基于环境保护、生态和谐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反对“征服自然论”，反对启蒙运动强调的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必须依赖自然而生存；不同之处在于它把自然界当成人类生存的家园，或者是当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基于一种关怀伦理，而不是强调对于自然的心理敬畏与实用主义的顺应。其核心在于看守与保护大自然，在于可以用技术、社会组织、价值教育与文明提升等方式与手段保护大自然，这与敬畏自然论、顺应自然论有很大区别，因为敬畏自然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崇拜自然，不能以任何手段干预自然，对自然奉若神明，可是对于新冠病毒之类的存在物，我们也只能敬畏吗？顺应自然论强调顺应环境变化、顺应自然规律，但是仅仅只是顺应，我们能够应对地震、虫灾、瘟疫之类的大自然的挑战吗？一句话，敬畏自然论、顺应自然论作为对于近代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利于人类战胜威胁其生存的气候变化、瘟疫等自然灾害，而看护自然论作为一种工业文明的反思理论，可以允许人类采取合理的手段干预自然变化，只不过要干预有度，要遵循生态法则，不能破坏大自然，相对而言，更加合情合理。

二、看护自然论的理论预设与内在困境

从伦理学角度讲，看护自然论反对征服自然，也反对单纯服从自然，反对以功利主义的态度面对大自然，批判近代以来人类对于“看护责任”的遗忘[5]，强调恢复人对自然的看护者角色，以便实现人与自然“生生不息”的繁荣景象，属于一种规范主义的伦理主张。就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而言，看护自然论是一种合情合理的环境伦理主张，但是，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它不是一种面对面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人本身生存于大自然之中，甚至人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甚至是其中的一个薄弱而自大的环节，这就造成了理论上的巨大困难。

从理论预设的角度讲，“看护自然论”面临如下的困境：

其一，自然界是人类的生存乐园吗？

受工业文明的严重影响，看护自然论反对工业文明对于大自然的干预，强调保护环境，保护大自然，这似乎是非常合理的看法，问题是如果不干预大自然，不征服自然环境，人类能够在地球上和谐地繁衍发展吗？在历史上，气候变化曾导致地球上著名的“五次生物大灭绝”（即先后发生于4.4亿年前、3.65亿年前、2.5亿年前、2亿年前和6 500万年前的生物大灭绝），即使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以后，也曾无数次地面临水灾、旱灾、瘟疫、地震、火山爆发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当代西方著名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曾经明确指出，大自然根本上处于一种疯狂的失控的混沌状态中，充斥着陨石撞击、火山爆发、海啸之类的灾难性事件，充满灾难性事件实际上就是大自然的本来面目，生态灾难并非自然对人类行为的报复，大自然也不是人类的乐园。至于当代人类崇尚的所谓“自然平衡”与“生态和谐”，都是大自然及其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短暂调节的产物，“自然本身已经是‘第二天性’。它的平衡总是第二位的，这是一种尝试，试图通过协商形成的一种‘习惯’，在灾难性的中断之后恢复某种秩序”[7]。齐泽克的观点虽然有点偏激，过分夸大了地球上的自然灾难，但是，它也揭示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带来挑战与威胁的一面。近年来学术界流行“自然平衡论”与“生态和谐论”，在相当程度上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偏好，当代德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R·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 就曾经质疑道:“大自然为什么要以‘平衡的’方式运作呢？或者说大自然为什么一直是美丽的？难道不是人类将美的规律强加给大自然吗？”[8]简言之，自然界一直处于运动与变化的过程中，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并非一直处于友好与和谐的状态，经常充满威胁与挑战，人类文明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应对各种自然灾害中诞生与进步的，所以，自然界，尤其地球是人类生存的家园，但并非一直是人类生存的乐园。

其二，“看护自然”能够帮助人类应对各种生存危机吗？

从环境伦理视角看，人类确实应该看护自然。可是，问题在于当人类面临疫情危机、资源短缺、食品匮乏、人口爆炸之类的生存威胁时，单纯地强调看护自然能够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吗？在历史上，人类在技术上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并不是看护自然的结果，野生水稻与小麦等粮食作物的驯化种植，陶器、碗、房屋、铜器等等的发明，无一不是如此。当然，我们强调征服自然，仅仅只是为了应对人类生存的各种危机，为了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发展，并不是为了破坏自然环境、违反自然规律，也不是为了主宰自然界、成为自然的主人。

从科学的角度讲，自然界是无限的，不仅包括我们身边的日月山川、植物、动物等自然环境，也包括病菌、病毒等微生物，还包括地球、太阳系、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而人类只是自然演化的一个生物物种而已，没有能力从整体上主宰自然界、征服自然界，否则有可能招致“自然的报复”。但是，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对恶劣的气候变化、病虫害以及严重的瘟疫与食物匮乏，我们如果仅仅只是看护自然，有可能是在坐以待毙，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也常常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为此，人类必须通过技术发明、制度革新等手段改造环境，在局部的范围内征服与改造一定的自然过程，这也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事情。

其三，人类有能力看护浩瀚无边、奥妙无穷的大写的自然界吗？

看护自然论在潜意识上是把自然界（即大写的自然）当成是人类的生存家园，由此强调人类负有看护自然的责任，这也合乎情理，问题是人类有能力看护吗？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是问题，保护环境就是看护自然界的一种表现。可是，问题在于，看护自然界并不等于保护环境。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包括人类本身，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本体论的角度讲，自然界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即使是整体的人类在浩瀚的大自然面前也是有限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在此背景下，人类如何能够看护无限复杂的自然演化进程呢？

当然，在局部的范围与领域内，人类是有可能把控自然进程的，也有可能看护自然进程，尤其是环境保护方面，人类是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的。但是，人类能够进行环境保护，能够在一定的范围与领域内把控自然进程，并不能够等同于看护浩瀚无边的自然界本身，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我们也注意到，学术界在讨论“看护自然”时，人们实际上指的是看护地球、看护大地，甚至是指看护身边的生存环境，在文学隐喻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在严谨的学术研讨中，如果是指广义上的看护大自然，那就有问题了。地球、大地与身边的环境是有限的存在物，而大自然是浩瀚无限的，人类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把握的。其实，即使在有限的地球上，在有限的生存环境中，我们的把控能力也是有限的。自2019 年12 月以来，新冠病毒感染人类已经超过1 年，感染人数超过1亿，死亡人数超过200万，即使疫苗已经诞生并在运用，但是病毒变异还在不断发生，至今全球都还没有控制住疫情，甚至连源头也还在调查之中，由此可见一斑。

其四，人类的不安分本性能够确保人类安于看护自然界吗？

看护自然论强调人对自然看护的历史使命与道德责任，是建立在人性善良的理论预设基础上的。可是，问题在于人类的本性究竟是善良还是邪恶的，还是不确定的，自古以来，学者们一直在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当代的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人性是复杂、多变甚至是多维的，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及其后来的发展表明，人的心理活动有潜意识、无意识与意识三个层次，如果说人的意识是理性的、道德性的，而人的潜意识则是非理性的、本能性的，人的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存在着对立、冲突的现象。从人的一生角度来说，人在婴幼儿时期的成长历程，甚至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在地球上的进化过程，都以不同方式对人性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在现实生活中，人类常常以自己认同的身份行事，为了自己狭隘的身份或团体利益而损害群体的利益，或者是损害人类整体的利益，破坏环境、污染环境，甚至不惜挑起世界大战、毁灭地球。换句话说，即使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也有可能基于一定的利益走向反面，毁灭地球，破坏大自然。

在笔者看来，人的本性是一个发展过程，并非固定不变的，它在自然界中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开拓者，并非简单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所能概括。由于不安分的开拓者的本性，决定了人类不可能仅仅满足于看护大自然，也不会满足于顺应自然、敬畏自然。

三、人的不安分本性与看护自然的困境

我们要想把握人类的未来，要想理解人类在当今面临的种种挑战，进而准确把握人在自然界中的合理定位，首先必须明白人究竟是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必须明白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静态的“人存在于自然之中”的空间定位关系，更是一个辩证互动、相互作用的历史关系。

在哲学上，人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人性的善与恶、人性的变化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话题，难分伯仲。在我们看来，人性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文化传统与学科背景中，可以有不同的界定与答案。对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来说，人的本性就是不安分，人是自然界中不安分的存在者与开拓者。在自然存在中，人与其他动物不同，总是不满足于现状，不安于现状，总是对自己的境遇有更高的要求，由此对大自然有更高的索求。而大自然不仅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也是一个独立的有机存在系统，对于人类的干预与索求也会作出自己的反馈与回应，形成互动的关系，最终导致人类是征服自然、还是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或看护自然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人类在地球上取得的所有的技术、生活、制度与文明等方面的进步，人类面临的重重困境与危机，在相当的程度上，都是由于其“不安分的开拓”行为造成的。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所有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都是纸上谈兵，根本无法把握当今人类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为什么说“人是自然界不安分的开拓者”，所指何为？其中的“不安分”体现在什么地方？其中的“开拓”又体现在哪些方面？这都是我们需要仔细阐明的问题。

毋庸讳言，我们提出这个命题是针对目前流行的“敬畏自然论”“顺应自然论”以及“守护自然论”而言的。在我们看来，目前流行的这些观点固然有其合乎情理之处，但是，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文明之所以取得巨大进步，是因为人类的开拓创新；人类的生活水平提高与技术进步不是建立在“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以及“守护自然”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面对严酷的气候变化、生老病死、瘟疫、食物困乏等生存困境而大胆开拓、创新、发展的基础上的。如果单纯地谈论顺应自然、敬畏自然与看护自然，人类将会消极应对严酷的生存环境挑战，将会抹杀近代人类文明在开发人类主体性方面的巨大进步，将会开历史的倒车。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谈论“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与“爱护自然”，是因为我们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过程中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也面临新的挑战，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面临的是人类的创新行为引发的生态环境恶化的新的挑战，所以，我们不可能后退，回到古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也无法回去。

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人固然是创新主体、开拓主体，但是大自然是一个更大的主体，我们今天面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两个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大自然（即整体的自然界）之中，人固然是虚弱的存在物，但它是一个开拓能力、应对挑战能力不断增强的主体性生命共同体，自然界相对于人固然浩瀚无垠，是一个更大的主体，但是，大自然本身也面临人类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主动挑战而被迫应战，当今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然界应对工业发展的产物。面对当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我们必须明白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挑战，不是单纯的倡导顺应自然、敬畏自然与看护自然可以解决的。从本体论的角度说，自然界固然有内在的自我平衡机制，但是相对于人类而言，作为总体的自然界系统一直处于自在存在之中，一直对于人类的生存产生挑战，人类作为生物固然喜欢、偏爱和谐的生存环境，但是即使地球作为人类狭义的生存环境，也并非一直是和谐的，而是对人类的生存产生种种挑战，所以目前流行的“生态和谐论”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理想的理论，必须在互主体、动态与创新的意义上去理解，不能在静止的意义上理解。

对地球上存在的各种生物而言，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遇到各种挑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其“不安分”的本性决定的，所以我们提出的所谓的“不安分”是就人类的本性而言的。人在自然界中生存，并非仅仅是为了生存与发展，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人类的永无止境的不满足现状，佛教称之为“贪欲”。人类的不安分主要表现如下：一是不满足于解决个体的温饱问题，不满足于解决人类个体在地球上的适应与生存危机问题，更乐于追求各人心中期盼的幸福，进而追求家族的繁衍与永续；二是不满足于应对来自自然、社会与命运等方面对于集体生存面临的挑战，建构制度文明；三是不满足于现状，总是不断追求超越，建构不断超越的知识体系与信仰体系，追求人类总体的永恒信仰与未来。从根源上讲，人类之所以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与动物拉开距离，就在于人类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一种符号的动物，可以对当前的生存环境进行总体性评估与理性反思，进而不断追求超越。

人类虽然在本性上是不安分的、开放的，但是，它并不仅仅是不安分的动物，并不是沉湎于抱怨或幻想，而是有更高的目标追求，而是在开拓新的生存空间进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愿望。所以，我们所谓人是自然界不安分的“开拓者”，其中的“开拓”是就自然生存处境的开拓而言的。从总体上看，人类的开拓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类在自然的生存环境中，总是不停地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把自然环境开拓为人类可以把控、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人工环境，在自在的自然世界中开拓出灿烂多姿的多维属人世界。

二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改造自然环境，还不断加工、创新、改造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劳动产品与生活用品，开拓新的劳动领域与生活空间，在此过程中，人类不仅开拓了自然地理空间，而且开拓虚拟空间与智能空间，甚至还在开拓超越人类的智能人类与后人类。

三是人类在与自然的相互对抗、适应与发展过程中还发展出语言符号、伦理道德、法律、艺术与宗教，还不断开拓精神空间，开拓出日益丰富的精神生活与精神世界。学术界长期流行诸如“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贪婪的动物”之类的说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的“开拓性”造就的。

总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它不仅受到人存在于自然界、依赖于大自然而生存这样一种历史性的事实的影响，还受到自然界作为不断变化的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产生挑战甚至威胁的影响，人与自然处于相互适应、挑战、反挑战、再适应的过程之中，它也受到不安分的人的本性的影响，超越现实、永不满足、追求永恒（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就是一个典型），是人类不安分的根源，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复杂多样的根源。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来说，“征服自然”既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与挑战的需要，也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守护自然，从来就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它顺应着人性不同的生存需求而不断变化。对于脆弱、渺小、顽强而又永不安分的人类而言，浩渺广大、奥妙无穷的大自然时而表现出令人恐惧、令人敬畏的一面，时而表现出可以把握、可以顺应的一面，时而表现出令人无法容忍、必须勇敢面对、必须奋力博弈与征服的一面。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学会了顺应自然、敬畏自然、关爱自然、看护自然，并行不悖，并非截然对立。所以，无论是看护自然论、顺应自然，或者是敬畏自然论，或者是征服自然论，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都有其合理的一面，我们需要辩证对待，人类的文明一直就是在复杂处境中蹒跚而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