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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用士思想对儒、墨、道三家学说的接受
——兼论吕不韦“重士”的双重意蕴

2021-12-24吕芳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吕 芳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标志性的群体,虽其大多指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但其基本的人格范式和心理结构则与崇尚理想信仰,讲求才学见识的贤者密不可分,如孔德立指出,士不一定是贤人,而贤人一定可以为士[1]。此言从侧面暗示出士人的求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贤才的任举。其实,君主知人善任,招贤纳士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的政治需求,关于这一层面的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有较为广泛的讨论,如孟子有言:“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2]又如荀子说:“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3]他们皆认为任用贤人是关乎国家盛乱、兴衰的重要因素,再如《晏子春秋》中曰:“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4]这句话亦表达出君主须得贤必用,度材授任的用人观念。《吕氏春秋》总揽百家之言,“博采九流,网罗百氏”,为秦帝国谋划政治理论,“求贤用士”自是其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慎行论求人》中有“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5]之言,《开春论期贤》中有“凡国不徒安,名不徒显,必得贤士”[6]之语,均能表明《吕氏春秋》对尚贤任士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知。

针对《吕氏春秋》之贤人思想的探究,学界多有论作,如王启才统计了《吕氏春秋》关于任贤使能、为臣之道、为君之道方面的士人论、人才论几乎占全部篇目的四分之一[7],并指出其不拘一格的选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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