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皓，豆书龙

(1.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一、问题的提出

“三治结合”(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已经成为国家权威认可和基层社会日益呼唤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当前，“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已经具备相对成熟的顶层政策框架。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三治结合”的政策思路以来，在2018年、2019年以及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将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作为政策实施的重点。“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已经成为国家治理战略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得到国家权威认可的同时，也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主题。对于“三治结合”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三治结合”的地方性经验建构理论或印证某些理论的合理性。如：基于枫桥经验提炼出“弹性治理”理论[1]，以乡贤理事会的协商和调控过程为经验范本提炼出“道德治理”理论[2]，以及基于政府和农户治理功能相互补位而提炼出“优势治理”理论，等等[3]。同时，“三治结合”的地方经验也可论证参与式治理、协商治理[4]以及合作治理理论解释的合理性[5]。二是“三治结合”的“功能论”研究，重点研判“三治结合”在国家治理和应对乡村社会转型危机的作用。“三治结合”普遍被视为国家治理的底层实践场域，是充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6]，同时也是应对乡村社会转型的总体性危机，如乡村自治主体缺位、法治建设滞后以及乡村文化流失，所产生的功能指向[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