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宋时期敦煌民间兴办私学，与官学并行发展，乡学、坊巷学、义学、社学、家学一应俱全、各具特色，对当时敦煌地方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唐宋时期;敦煌;乡学;义学;社学;家学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8-0057-02

唐宋时期敦煌地区不仅官学体系相当完备，而且私学也已具相当规模。就目前所知，此一时期的私学主要有乡学、坊巷学、义学、社学、里学、家学等。而对其时敦煌地区私学的类别，研究者们也有不同认识。李正宇先生将义学、乡里坊巷之学、私人学塾都划入私学系统;而高明士先生在则将伎术院、乡镇学、社学、坊巷学划归到官学体系，认为私学包括家学、义学、寺学等。

唐宋时期的敦煌，除了州学、县学等官学之外，尚有乡学、坊巷学等系统而完整的乡村学校。本文讨论的乡村学校与乡里学校不同，乡里官学是地方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已有关于乡学的记载，《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堂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文献通考·学校》则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乡学也。”后世因而常称地方所办学校为乡学或乡校。唐代有时也称州县一级的官学为乡校。文献中有关唐代“乡学”的记载，大多数指乡村学校。对当时敦煌教育的普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唐宋时期敦煌的乡学与坊巷学

唐代初期，统治者敕令设置乡学，但是在敦煌文书中，乡、镇学兴盛于晚唐五代时期。由于吐蕃统治时期，学校教育体系遭受破坏，归义军政权统治后，重新恢复唐制，各类学校大量出现。此时，唐代中央对于河西地区的控制有限，这类教育机构缺乏政府支持，其规模与州县官学差距很大。乡学多招收庶民子弟，尤其是以农牧为业的子弟，因这类子弟以从事生产为主要活动，学习处于次要地位，故只能在农闲时期，得以人学学习识字、计算、书写等基础知识。因此乡村学校往往随着农忙而有季节性，并不是常态性的教育机构。敦煌文书中，有关敦煌乡村学校的资料也比较少，仅有几条学生题记。如，北5995 （莱19V） 《妙法莲华经背题记：“己巳年（大中三年，849年）三月十六日悬泉学士郎武保会、判官武保瑞自手书记。”这是目前所见关于敦煌乡（镇）学的主要文献。

《旧唐书》记载：“百户为里，五里为邻。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又《通典》亦云：“大唐令：……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坊即类似今日的居民小区，却筑有坊墙、坊门。坊相对于市而言，市为商业区，坊为居民区。坊设有“坊学”教育机构，负责教授庶民子弟，从S.4307《新集严父教》卷末有两则题记，一则为“雍熙三年（986）岁次丙戌七月六日安参谋、崔定兴写《严父教》记之耳”;另一则：“丁亥年（雍熙四年、987）三月九日，定难坊巷学郎□□自书手记之耳。”此二则题记足证当地坊巷学的存在。

对于上述文献，尽管前辈学人对其中所涉年代的断定颇有普争议，但比较一致地认为上述文献确是敦煌地区存在乡（镇）学、社学、坊巷学的有力证明。而屈直敏先生认为，前辈学者多据P.2904、S.4307、北5995（菜19V）等文献来推测敦煌的乡（镇）学、社学、坊巷学等，此种理解显然有误。屈先生以为，以“地名+学生”的题记（如，沙州、敦煌郡或县、悬泉乡或镇、定难坊巷+学士、学郎、学士郎），只能表明该学生的籍贯所属，而并不能证明该学生所属的学校是州学、郡学、县学、乡学，或是巷坊学。但需要指出的是，文献中有关此一时期“乡学”的记载，大多数指乡村学校。由上述资料可知，唐中期（唐前中晚期的时间界定）以前敦煌地区的教育中的官学体系比较完备。

二、唐宋时期敦煌的义学

关于义学，目前可见者仅P.2643《古文尚书》一条题记，其卷末题：“乾元二年（759）正月二十六日义学生王老子写了，故记之也。”从目前仅见的这一则署名题记中可知，初盛唐时期的敦煌地区确有义学存在。在新疆吐鲁番（亦即唐朝西州高昌县）阿斯塔那363号墓出土的《景龙四年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中，有“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状□”字样，在同卷另一处又有《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残卷末题：“景龙四年（710）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字样。据文书整理者称，本件背面还书有小字一行：“景龙四年崇贤馆义学生”。由此可知，义学或就是私学，而西州义学的存在，也为敦煌地区义学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前辈学者如李正宇、高明士等先生都据此认为此处的“义学生”乃是同官学生相对的称谓。由此可知，P.2643中的所言的“义学”，也就是与官学相对而言的私学。

三、唐宋时期敦煌的社学

关于社学，目前所据文献主要为P.2904《论语集解卷第二》末题：“未年正月十九日社少子（学）写记了。”此卷文书具体书写年代不详，前辈学者据其书法判断，应是晚唐时期写卷。据此可见晚唐时期敦煌地区确有社学存在。然而对于此处的“社学”，李正宇先生认为“此社学乃是社团所立之学，并非后世所称之社学，社学亦当视作乡里村学的一种”。高明士先生也持类似观点，认为此社学乃是地方社邑所设之学。

前贤这一论断似乎还有可以商榷的余地。社邑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唐朝地方立有官社与私社两种。官社的功能，在于掌理国家祭祀礼仪，劝农务本，敦序教义，整齐风俗。私社则是民问结成的社团，具有宗教活动和互助的功能。顾炎武曾云：“社之名起于古之国社、里社，故古人以乡为社。”因此，此处之“社学”乃是此一时期的乡村学校。

对此施克灿先生有详细论述。施先生在充分分析敦煌文献的基础上，从“社”的起源及其与乡里制度的关系、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乡社之学的称谓、语言习惯等三个方面辨析了此处“社学”的所指，由此认为：“可知敦煌地区在晚唐归义军时期（848-103年），实施了玄宗时教育政策，其在乡村有社学等学校，当非偶然之事。”但同时，施先生认为唐宋时期的社学为社学的萌芽期，其性质类似私立学院、义学及明清私塾。唐代社邑的职能包含“敦序教义，整齐风俗”的教化功用，故“社學”即是社邑所成立，建于乡里之间，用于教育乡里子弟的教育机构。

四、唐宋时期敦煌的家学

敦煌自汉以来，就特别重视家世之学的传习。“家学”在河西地区有其悠久的文化渊源，自汉代设郡以来，每当中原战乱之时，河西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容易成为中原人士的避难之地，这些中原人士迁移至河西地区后，历经近千年的时间，逐渐形成张、索、氾、曹、李、阴、令狐等世家大族。这些来自中原的世族，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特殊的社会地位，为子弟在家修业学习提供良好条件。他们以诗书传家或为子弟选择名师授业，敦促子弟接受教育，以维持家族良好名声。因此，中原文化传统在敦煌地区的传承上，由于世族家学的传习不辍而得以保存和延续。因此敦煌地区的家学基础，便建立在世族优越的社会条件以及良好的家族传统上。

至归义军时期，家学仍处于比较兴盛的状态，从此一时期的敦煌地区仅就文献所见的家学就有张球学、白侍郎学、氾孔目学、孔目官学、安参谋学、就家学、郎义君学、李家学等八所家学。

张求学 S.5448《敦煌录一卷》载：……先有沙州（？）张球己迈从心，寓止于此。虽非博学，亦甚苦心。盖经乱年多，习业人少，遂集后进，以阐大猷……

白侍郎学 P.2566卷末题：“……书手白侍郎门下弟子押衙董文受记”。又P.2841V题：“……白仕（侍）郎门下学仕郎押衙董延长写《小乘三科》题记。”

氾孔目学 S.5441《捉季布传文一卷》册子第一页题：“戊寅年二月廿日泛仕郎田文深、李应绍二人 。”“戊寅年二月十七日田继长、李应绍、阴驴子三人。”“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二月廿五日阴奴儿书记。”

孔目官学 北大188（散1566）《汉将王陵变》末存他人所书题记一条：“太平兴国三年（978）索清子。”“孔目官李仕郎索清子书记耳。”

安参谋学 S.4307《新集严父教一本》卷末题：“……安参谋李侍郎崔定兴写《严父教》记之耳”。

就家学  P.3780《秦妇吟》卷末题及卷背题皆有“……就家李士郎马富德书记、就家李仕郎”字样。关于此处的“就家”，研究者们持不同意见。高明士先生认为，“所谓‘就家’，可能是吃住在自己家中，而上学在寺院中的一种寺学学生;李正宇先生則认为，“就家学”可能是“龙家学”的误写;颜廷亮先生认为，“就家学”即 “就” 姓所办的学校，因为在敦煌有就姓人家。笔者以为，不论三位前辈所言均有合理之处，但其争论并不影响“就家学”作为一种私人办学的事实。

郎义君学 北7258（丽 83）V题：“沙州□□郎义君学。”

李家学 P.2825V题：“大顺元年（890）十二月李家李郎是大哥。”

这些家学都是当地名门望族所办，本为教育自己家族子弟，从而也推动了敦煌地方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屈直敏.敦煌文献与中古教育[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166.

[2]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J].敦煌研究，1986，（1）.

[3]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J].汉学研究，1986，（4）.

[4]施克灿.古代社学沿革与性质考[J].教育学报，2013，

（6）.

[5]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J].敦煌学辑刊，1987，

（1）.

作者简介：

黑晓佛，男，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民族宗教教研部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敦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