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如何消失

2021-12-23彭超

粤海风 2021年6期

摘要：范小青在《我的名字叫王村》中以“寻找弟弟”为线索，书写了乡村是如何消失的。叙述者王全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老鼠”弟弟扔到城市中，又返回到城市中寻找。他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呈现出现代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冲突。小王村不断地丧失土地，外来资本改变了小王村的生产结构，也改变了乡村伦理关系，最终造成小王村的消失。小说用“病”来隐喻乡村命运，但是“我”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接受现代教育的个体该如何参与到乡村未来的建设中，将乡土中国建设为现代中国？

关键词：乡村土地伦理主体性

范小青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在《赤脚医生万泉和》（2007）中，她关注农村医疗的问题，讲述了一个曾经得过脑膜炎的“傻子”万泉和成为乡村赤脚医生，不得不肩负起给农民看病职责的故事;在《香火》（2011）中，她将视角放在乡村宗教上，一个终其一生伺候和尚的香火，背后是个人与时代、革命与生死。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乡土，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2014）中，乡村再一次成为讨论议题。

在《我的名字叫王村》这个故事中，“寻找弟弟”是表层线索。小王村的王全有一个弟弟是精神病患者，他总是幻想自己是一只老鼠，并时常发出“吱吱”的叫声。这个“老鼠”弟弟的存在，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没有人愿意承担起照顾“老鼠”弟弟的责任。于是，全家人商量着将“老鼠”弟弟带到城里再伺机丢掉他，亲情的空间被现实的压力无限挤压，这不可不谓之残酷。“我”，也就是王全，被推举出来履行这个任务——把弟弟从小王村带到城里扔掉，就像扔掉毫无用处的物品一般。王全尽职尽责地完成这一任务，因为他以为“老鼠”弟弟的存在，会极大地妨碍他的婚姻大事，乃至人生走向。故事的转折发生在“老鼠”弟弟被扔掉之后，王全良心发现，不断地返回城市寻找。正是在这漫长的寻找过程中，一个变化中的城市与乡村被呈现出来。正如作者所言，“找弟弟是一条引线，引着愿意看的人去看沿路的风景，这些风景，都是悖反的，有张力的，有言外之意的，需要回味的”。[1] 故事的最后，王全找到了“老鼠”弟弟，但小王村却几乎消失了，“我”也成了病人。

这是一个颇有些绕的故事，藏着很多的谜：“我”，王全，究竟有没有一个“老鼠”弟弟？究竟谁是精神病患者？为什么要让一个有精神病的人成为故事的叙述者？这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如何来讲述乡村的变化？他又是如何在游走于城市与乡村的过程中，观察到乡村的消失？小王村如何成为乡村命运的缩影，来揭示这个时代的病与痛？

一、“大蒜250”与失去的土地

除了“我”的叙事者视线，还有“乡村能人”“乡村城市化”等外部矛盾在持续推进小说故事发展。“乡村能人”和乡镇企业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都受到热捧，也是文学作品着力描绘过的对象。他们带领乡村奔向现代化，带领农民致富，改变乡村的社会结构。作为乡村发展的领头羊，他们头脑灵活，能敏锐抓住时代契机，迎着时代潮流顺势而上。这样的“乡村能人”，我们是肯定的。

在《我的名字叫王村》中，也有这样一位“乡村能人”。那就是王图，小王村的风流人物。他承包了村里废弃的厂房用来办养鸡场，得以发家致富。但是这位乡村能人，却遭遇到另一位高手，就是小王村的村长王长官。村长想收回厂房，重新办厂。这便产生了矛盾：一个是个人，农村个体经营;一个是村长，想走现代化企业道路。村长是否有权力收回厂房呢？村长翻出当年签订的协议，发现漏洞百出，根本不受法律保护，便将王图告上法庭，无偿收回了厂房。小說在这里轻描淡写，看似村长收回厂房是合法合规。但是，这需要还原到时代的语境去理解，在一个急速发展、各种规章制度尚不完备的时期，出现协议不合法的现象，这种后果完全由王图来承担，是否是公平的？村长是否有如此权力“合法”地收回厂房？这些都是小说未曾点破的话题。显然，王图对此相当不满意，并在此后的时间里一直暗暗收集村长的违规资料，试图同样以“合法”的手段为自己讨回公道。

如果说王图的养鸡场只是个人行为，村长办厂就可以称得上是集体行为，因为他代表着公权力。小王村命运的转折点，就在于村长设想的“大蒜250”高科技工厂，号称要将大蒜中的250种有益物质提炼出来，制成食品、药品和保健品，生产大蒜相关的加工品。小王村原本是种植大蒜的，以农业为主，现在即将建成的“大蒜250”工厂将彻底改变小王村的产业结构，从以第一产业为主升级为以第二产业为主，“机器一响，黄金万两，不仅黄金万两，小王村的农民，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可以当工人了。”[2] 工厂的建立，还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方式，他们以进厂当工人为荣，学习如何成为城里人，下班回家还要换上睡衣和拖鞋。与此同时，种植庄稼被视为次一等的，是落后的象征。面对王全“你们可以办厂，但不能不允许人家种庄稼”的质疑，身为工厂项目经理的王图给出的回答是，“都办了大蒜厂了，还种什么庄稼呀？”[3] 这种看似自然而然的回答，将工业对农业的挤压悄然表述出来，其背后暗含着农业与工业、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对立。

国家采用宏观调控，保障工业的资本积累。在现代化语境下，工业象征着先进文明，与先进的技术、巨额增长的利润、国家实力的强大等种种想象联系在一起。所以，小王村想要实现现代化，不得不走集中力量办现代化企业这条路。

这种设想固然是好的，但是村办企业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何获得办厂资金？如何取得卫生检疫证明？还有办厂需要的技术，产品的销路等，都是难题。这些难题并不会因为办厂初衷的美好而自动消解。

村长王长官决心成为又一位“乡村能人”。他的头脑固然是灵活的，居然想到了借高利贷的方式，来解决办厂资金的来源。这无疑是非常冒险的行为。他幻想着生产出来的“大蒜精”等产品可以产生丰厚的利润，使偿还高利贷的问题迎难而解。殊不知，工厂根本就没有取得任何合格证明，整个“大蒜250”工程都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牵线的人是为了利润，“乡下办厂不那么严格，马马虎虎地就生产了，就卖了，就发了，要不然，那么多的暴发户是哪来的”[4];技术员则认为只要产品质量过关，有没有证都不要紧;村长明明知晓这一切，却以为“干脆做个假证，开个真工”[5]。这件事情是如此的荒唐，所有人都指望着“大蒜250”工厂运转起来，带来滚滚利润，但却集体视现代市场规则、法律为无物，没有任何遵纪守法的意识。对比村长通过法律手段“合法”收回厂房事件，这种荒诞无疑构成了对法律的一种反讽，更真实地呈现出现代化进程在乡村地区的野蛮与粗暴，也让人不得不反思这种冒进办厂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更致命的是，一边是“大蒜250”工厂面临关门的危险，另一边是高利贷的追债已逼到门口，村长该怎么办？正是在村长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被呈现了出来。

这原本是经济上的问题，但是村长幻想着用政治的方式去解决，那就是去省里找人，或者说找关系。“关系”是一门玄学，村长自以为可以通过找关系来解决燃眉之急，但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以“土地”作为代价。“大蒜250”工厂没有希望挽回，但是工厂所占据的“土地”却成为各方抢夺的资源。土地，以这种形式将自身的价值凸显出来。所谓土地流转，简而言之，就是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定的补偿。村长所设想的解决方案就是小王村的土地流转，将小王村的土地租给城里人种有机蔬菜。但是在具体流转的过程、方式和结果上，村长与王图产生了分歧，这才是村长找关系的真正原因。小说没有详细叙述这两位“乡村能人”之间的分歧所在，也并未交代王图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通过“我”，这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读者只能大致明白最后是由乡政府与开发商签订协议，将小王村的土地正式征用。土地的命运再一次翻转，不是种有机蔬菜，而是征地建房，在城市化进程上迈出一大步，“要是在地上盖了房子，那就不叫地了，小王村也不叫村了，叫小王城了。”[6] 如此一来，小王村的土地便彻底更改了用途。

从养鸡场到“大蒜250”工厂，再到征地建房，小王村的命运被如此改写，被资本无形的手推动着迈向现代化。资本，或者说现代性，赋予城市以绝对的优先权，以至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发生畸变。没有土地的小王村还是小王村吗？小说在结尾处用频繁的剪彩来暗示，小王村的现代化路径异常艰难，从工业园到文化园，不断更迭的发展方向能否许诺小王村一个新的未来？

二、“唱丧”与乡土文明的瓦解

小说中，还提到一种特殊的职业，或许也称不上职业，无非是农民在农闲时，所从事的一种副业，那就是唱丧。“我”的父亲王长贵就是唱丧的。在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2009）中，也有过一个喊丧的，名为罗长礼。他在喊丧时所呈现出的那种状态，让杨百顺深深迷恋，并在漫长的人生中不断回溯。杨百顺不断地改名，信主之后改为杨摩西，做了上门女婿之后改为吴摩西，但是最终将自己的姓名改为罗长礼。这不仅是向少年时代“喊丧”的梦想致敬，也传递出对乡土文明的一种态度。“喊丧”本身是乡村文明中关于“礼”的表达，当家族长辈去世的时候，晚辈们前来吊唁，并以痛哭流涕等形式表达一种悲悼之情。这种行为是对血缘关系的再一次确认，是一种重建家族共同体的重要仪式。“喊丧”人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大声地喊出前来吊唁者的姓名，以及吊唁者与死者的关系，是丧礼仪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倘若一场丧礼没有喊丧，恐怕这一家的子女会被指认为不知礼数。但是，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终其一生也未曾完成“喊丧”的梦想，也无法获得“喊丧”时对死亡的超越性。相反，在小说一开始，杨百顺还因为去看罗长礼“喊丧”而惨遭父亲的痛打，“它引发的故事，却是对家庭伦理的直接颠覆。”[7] 可见，在“喊丧”对“礼”的仪式进行维护的同时，“礼”也正以不可阻挡的速度从乡村生活中快速逝去。

《我的名字叫王村》中，王长贵也“唱丧”，还组建了一个唱丧班。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诞生的唱丧班，早已失去了传统唱丧的意味。办理丧事的人家聘请唱丧班的初衷，只是为了热闹一下，而不是借此表达哀伤。王长贵之所以愿意组建唱丧班，也是出于利益的考虑，甚至愿意为此保持“与时俱进”。小说详细地描述了王长贵为一户人家唱丧的过程，并对唱丧的传统意义进行了无情的解构，“说到底，什么唱丧，也只是一种做给活人看的仪式而已。”[8] 这种“唱丧”，考验唱丧队随机应变的功夫，如果办丧事的人家没有悲伤哀嚎，那么唱丧班也不必非让人家流泪，甚至可以播放一些伤感的情歌。情歌与丧礼，这两种天差地别的情感表达形式，居然被拼凑到一起，反而有种后现代的黑色幽默味道。至于死者的儿子，更是“挺身而出”，过了一把唱歌的瘾，将原本应该是严肃而沉重的丧礼变为戏谑而讽刺的表演。更荒唐的是，为了在征地赔偿中多得一份，死者的儿子居然还给他高龄的父亲说了一门亲事。儿子非但没有表达对失去父亲的哀悼，反而控诉死者的死亡时机不合适，无法从小王村征地赔偿事件中获利。生命的尊严、伦理的规范，都在巨额的赔偿款面前败下阵来。丧礼，不再是对家族共同体的确认，也无法凝聚亲情的力量，它早已变了味，走了形。

如果说唱丧的改变是在暗示一种乡村新秩序的建立，那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混乱的乡村秩序正在全面侵袭乡村伦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追究这变化的原因，乡村文明何以至此？

小说对亲情关系还有过这样一段描写，就是“我”和家人们商量如何将“老鼠”弟弟带到城里扔掉，“这个念头已经成为全家人最强烈的愿望，我们就要付诸行动了，但是我们还不太清楚弟弟到底清楚不清楚我们的念头。为了试探弟弟的深浅，我们打算故意当着他的面商量这件事情。”[9] 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老鼠”弟弟，成了全家的累赘，以至于全家所有人都同意将他带到城里扔掉。而在出行之前，全家人还要装模作样的去试探他。这是他们的亲人啊！这就是他们对待亲人的态度啊！父母不像父母，子女不像子女，兄弟姐妹不像兄弟姐妹，要么是悲伤地妥协，要么是冷漠的看客。这种亲情之间的疏远关系，与上述的唱丧在某种意义上形成对应关系，指向的是家族共同体的崩溃。

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个人从家族共同体中出走，成为孤独无助的个体，失去了亲情的依靠，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金钱的指挥下，他们或疯癫，或迷失。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将土地和种地作为乡土本色的重要内容，“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方式”[10]。因而，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农业发生改变时，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文明也将不复存在。传统的乡村生活经验不再适用于现代化的生活，也無法为被裹挟到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人提供参考意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亲情，爱情，友情，它们的价值都将被重新评估。亲人可以被丢弃，朋友可能会背叛，爱人可能是骗子，“诚”与“真”，成为过时的准则。借用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的叩问，父亲王长贵的“唱丧”，又是为谁而唱呢？小王村的征地赔偿最终让全村人为之疯狂，已婚的夫妻纷纷选择离婚，未婚的赶紧找对象领证，连寡妇都成为抢手对象。最终悲剧发生，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领了征地款的掉头就去赌场。小王村的土地没了，小王村的很多家庭也没了，“丧”是为消失的小王村而唱，也是为失落的乡土文明而唱。

三、田园已芜，归何处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发出过这样的询问，“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从字面上来理解，陶渊明至少是幸运的，他还可以在官场不顺的时候，选择“不为五斗米折腰”，还有“田园”待他归来。《我的名字叫王村》中，同样是离家出走的小王村人，待他们回来，面临的新问题是“田园已无归何处”，小王村已经不在了，他们的家园在哪里？

回到小说开头，“我”为了扔掉“老鼠”弟弟，抹掉他心底对小王村的记忆，特意带着他满村子转悠。这是一种很矛盾的行为，一方面希望“老鼠”弟弟忘记村里的风景，防止被扔掉之后再回来;另一方面，这种重新观察小王村的行为，可能会加深“老鼠”弟弟对小王村的印象。小说是借此向读者展示一个即将被现代化抹掉的小王村风景，而风景是通过某种“颠倒”，即对外界不抱关怀的“内面（内在）之人”而发现的[11]。正是一个对小王村种种事情毫不关心的“我”，真正发现了小王村的风景。

“我”在领着“老鼠”弟弟全村子转悠的时候，看到冬天还不落叶的槐树，作者将之描述为“一群早就长大了的孩子，早就应该离开家庭独立生活了，却死活赖在家里不肯走”[12]。这种对槐树的情感实际上是对弟弟的情感，表面上是担心“老鼠”弟弟赖在家里，成为自己的累赘;实际上，传达出了对家园故土的深深依恋之情。于是，“我”领着“老鼠”弟弟发现小王村“风景”的过程，转化为重新发现“家园”的过程，“风景”在这里承担着建构家园的重要功能。与其说“我”是观察“老鼠”弟弟是否记得小王村，不如说“我”是在一个快速城镇化的时代，为自己留存一份宝贵的关于故土家园的记忆。

在发现“风景”的过程中，“我”保持着一种随时抽离的状态，仿佛随时可以从小王村离开。尽管“我”被村里人称为“村里什么事情你都不关心，你心里只有你弟弟”[13]，但正是这种“陌生人”的状态，赋予了“我”观看小王村风景时的“他者”眼光。

作为小王村少有的“知识分子”，“我”仿佛对小王村发生的动态性变化都置身事外，占据“我”生活重心的是“老鼠”弟弟。关于“老鼠”弟弟是否真有其人，小说并没有交代清楚。毕竟作为小说叙述者，“我”也成为病人，于是“我”的叙事成为不可靠叙事，“我”究竟是否有“老鼠”弟弟，“老鼠”弟弟是否是“我”的幻想之物，这些都不确定。正是这种不确定，将问题的复杂性展现了出来：“我”从小王村带到城里扔掉的究竟是什么？“我”在扔掉之后，又心生悔意，几次前往城里寻找，那寻找的又是什么？在往返城市与乡村之间，“我”观察到小王村如何被时代潮流所裹挟，不断失去土地，最终成为小王城。若是说“老鼠”弟弟不存在，那么最后经过艰难寻找，“我”找到的又是什么？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我”最后携着“老鼠”弟弟回到小王村的时候，再一次遭遇到“风景”的更改，现实中的小王村已经不存在了，“我”还能回到故土家园吗？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的名字叫王村》是以小说的形式在回答哲学家柏拉图的提问。对自我的认识，对主体性的确认;对家园故土的指认，对“根”的追问;对未来的选择，对精神栖息地的向往，等等，都包含在这些问题中。

“我”最终从城市找回了“老鼠”弟弟，将他带回了小王村。但是，现实中的家乡小王村已经消失了。“我”指望着“老鼠”弟弟通过回忆的方式再一次指认出小王村。“风景”在这里再一次发挥作用，与小王村联系在一起的是老槐树，是水井，是废弃的厂房，是大蒜地。唯有通过“风景”，才能寻找到熟悉的小王村。可悲之处就在于，唯有通过“老鼠”弟弟，“我”才得以完成对家乡的指认。当“老鼠”弟弟随着“我”回家的时候，发现小王村的荒芜和陌生，“只有一条既熟悉又陌生的小道，沿着小道走过去，可以看见小王村的大片土地都荒芜着，闲置着。”[14] 这个处于间歇状态的小王村，熟悉的风景早已经被连根拔起。拿到拆迁款的村民已经选择离开小王村，而先前的两位“乡村能人”居然留守在小王村最后一片土地上，这多少有些令人意外。

小说对乡土的消逝进行了反思，为什么先前的“乡村能人”反而成为乡村的坚守者？他们是怀着怎样的信念留在这片土地上？从之前的抢夺厂房办厂，到引进外来资金，他们分明是一直走在前列的。

村长王长官和王图选择留在小王村，是小说的神来之笔。一个不愿意小王村从地图上消失的前基层组织管理者，一个将自己定位为“卖村贼”而疯了的前廠长，居然组成一个新的家庭。这种奇特的组合，再加上归来的“老鼠”弟弟，成为小王村的最后一个家庭。因为只有“老鼠”弟弟一个人没有在征地文件上签字，所以，只有在他名下还有两亩地，这仅有的两亩地是小王村最后的两亩地。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无法准确叫出自己姓名的“老鼠”弟弟居然在回到小王村之后，知道了自己的名字，他称自己为“王村”。然而，这只是作者给予乡村未来的一个美好幻想，实际的小王村消失，作为象征的小王村长存。

小说有意呈现出小王村人的分野，面临小王村的生死未来，所谓的知识分子、“乡村能人”和普通村民之间产生了分歧。尤其是在对小王村征地的事件上，村长王长官和前厂长王图都不赞同，这两个一直明争暗斗的“乡村能人”在这件事情上，反而达成共识——他们希望能够保留住小王村。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因为他们，外界资本才找到进入小王村的路径，也正因如此，他们将自己视为小王村的罪人。处于分裂状态的王长官和王图，陷入一种精神撕裂状态，这种撕裂最终让他们选择留在小王村最后的两亩地上。而小王村的其他村民反倒是不假思索地赞同，“政府到底是政府，那可是有相当智慧的政府，他们撇开顽固而愚蠢的村长和王图，直接到小王村让征地的政策和群众见面，受到群众格外的欢迎。”[15] 在眼前利益的吸引下，他们将小王村拱手让出。而在小说中一再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我”，则对小王村发生的种种变化屡屡视而不见，不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能力，唯独在寻找“老鼠”弟弟的事情上颇下工夫。这本身也反映出乡村四分五裂的精神状态，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复存在。

四、乡土叙事的挑战

评论家孟繁华对中国乡土叙事曾经做出一个判断，由于“乡村文明的溃败和新文明迅速崛起”，使得“百年来作为主流文学的乡村书写遭遇了不曾经历的挑战”，但是，“乡村文明的危机或崩溃，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的终结”[16]。的确，面临着现代文明的挑战，乡村书写一度陷入僵局，但是很快又寻找到了出路。刘亮程的《凿空》（2010）将关注点放在新疆，擅长用大量的动物书写来反映边疆地区所面临的现代性冲突，将沉重的现实焦虑巧妙地传递出来，以此来完成对现代性的深切反思。[17] 格非在《望春风》（2016）中通过叙述江南古村的历史变迁，以村里人物的命運来呼应历史的走向，以此来反思在现代性进城中的乡村命运和由此引发的乡村命题。[18] 付秀莹在《陌上》（2016）中构建了“芳村”这样一个北方村庄，以日常性风景的书写营造出清丽迷人的新乡土形象。有现实参与感的作家们总是愿意密切地关注社会的变化，及时捕捉时代的新趋势，因此，乡土文明的衰落，对于作家们来说，可能是乡土叙事的另一次高峰。那么，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对于乡土叙事而言，其突出的点在什么地方呢？

小说有非常突出的“寻找”叙事，这也是评论家们愿意着力分析的地方，“作为作家叙述上的策略，如何一步步推进情节、拓展叙事空间与意涵”[19]。但小说对于“病”的书写，关注乡村的精神层面，是更为重要的。这也是其他乡土叙事少有的切入角度。

“老鼠”弟弟的“病”，更像是关于乡村命运的隐喻，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宣称，“疾病是生命的阴面”[20]。或许有人愿意从哲学角度来读解小说，将重点放到“我”对自我的认知，毕竟小说结尾处，弟弟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名字叫王村。但是，从乡村叙事的角度来看，小说对“病”的运用或有深意。

将自己想象为老鼠，一种农村常见的啮齿动物，这应该是乡村文明对现代性的无望抵抗。面临着现代文明的剧烈冲击，乡村文明无法寻找到自己的定位，失去了主体性，只能被潮流裹挟着往前走。这就像被扔到城里的“老鼠”弟弟一般。但是，乡村的主体性一旦丢失，留给乡村的命运只能是从历史中消失。从“大蒜250”工厂到征地拆迁建房，乡土的土地一步步流失。对于乡村来说，土地原本是命根子一般的存在，种地是最为普遍的谋生方式;然而，外来资本的涌入彻底改变了乡村的生产结构，将小王村人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在资本的眼中，小王村的槐树、水井、大蒜地等等标志性风景，并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资本还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乡村伦理道德到现代的市场经济关系，兄弟反目、夫妻分手、朋友背叛，种种荒唐的事情都随之发生。小说有意将重点放到“我”去城里寻找“老鼠”弟弟的过程，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以窥见乡村在城市中的形象，是可掠夺的，是可利用的。这种表述方式本身暗含着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一种观看和被观看的关系，乡村成为永远的他者。

小说的高潮处理有些突兀，“我”寻找“老鼠”弟弟的诸多波折，居然是源自政府王助理的一个潦草错字，将“任城救助站”错写为“江城救助站”，才致使“我”一直搞错了寻找的方向。

这是多么荒谬的错误！原来费尽心思找弟弟，竟然是白走了冤枉路。但是找到了患病的弟弟并不意味着故事的完满结束，反而是新的悲剧的开始，弟弟从“吱吱”叫的“老鼠”变成了“汪汪”叫的“狗”。唯有回到小王村的土地上，他才得以重新认识自己，知晓自己的姓名。但仅剩下两亩地尚未征用的小王村，也不再是理想中的栖息地。乡村的病，唯有回到乡村才得以医治;倘若乡村已经消失，这病将成为永远的病。所以，“我”成了永远的病人。

“我”和“老鼠”弟弟实际上可以被看作合二为一的存在，“我”表面上在寻找“弟弟”，实际上是寻找自我。在强大的现代性潮流中，“我”这个原本不关心小王村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乡村的命运与每个个体都息息相关，我们共同构成命运共同体。

小说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何是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我”陷入这种困境中？在现代启蒙语境中，受到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通常是以乡村领路人的形象出现，肩负着将现代文明传递到乡村中的重任;而置换时空之后，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反而面对变化的乡村现实出现了精神错乱。这给读者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作为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个体，该如何参与乡村建设，发挥怎样的作用？他们能够给乡村未来带来怎样的命运？雷蒙·威廉斯曾在《乡村与城市》中如此论及，“我们心目中乡村和城市最深刻的意象一直非常明显地充当着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反应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最终我们决不能将自己局限于城市和乡村形象之间的对比，而是要进一步看到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并通过这些相互关系看到潜在危机的真实形态。”[21] 这或许意味着知识分子们应该调整自己看待乡村与城市的态度，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到乡村未来建设当中，乡土中国亦可成为现代中国。

本文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研基金项目“一流本科教学视角下的写作课程研究”（ZX20200092）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体育与人文艺术学院）

注释：

[1] 范小青、傅小平：《我喜欢那种深入到肌理细纹里的微妙之感》，《东吴学术》，2014年，第4期。

[2] 范小青：《我的名字叫王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页。

[3] 同[2]，第73页。

[4] 同[2]，第162页。

[5] 同[2]，第163页。

[6] 同[2]，第251页。

[7] 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8] 同[2]，第254页。

[9] 同[2]，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