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豫杰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1885年，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公然抛出“恶友”说。这一文本或许未在同年激起如后世所想般的巨大震荡，但它无疑曾被樽井藤吉关注，而在樽井的自觉与意图当中，《大东合邦论》起初便是要与福泽作商榷的，“益友”与“恶友”的两相对应正本于此。①据平石直昭提示，所谓“益友”乃是与“恶友”的刻意对照。参见平石直昭：「近代日本の「アジア主義」」、溝口雄三等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5] 近代化像』、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272頁。嵯峨隆亦有相同见解。参见嵯峨隆：『アジア主義全史』、筑摩選書、2020年、第61-62頁。“益友”参见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1893年自刊本、第44頁、第66頁。那么，所谓益友的背后是否就是与恶友脱离截然相反的朴素连带？兴亚与脱亚是否就是两条再自然不过的对立轴？而樽井及其合邦之说是否位处亚洲主义思想中尚未发生“变质”的早期阶段？凡此种种疑问皆提示着，樽井藤吉及其《大东合邦论》不仅是理解早期亚洲主义的线索，也是探析亚洲主义内在理路的锁钥。

一、先行研究与樽井其人

有关樽井及其合邦论、早期亚洲主义和亚洲主义的相关研究已可谓是汗牛充栋。就国内学界而言，稍早有盛邦和、戚其章、杨栋梁与王美平四位先生（以下省略敬称）之间的商榷，关注焦点主要在于是否存在所谓早期亚洲主义的独立阶段、亚洲主义内在演进的阶段划分与相应特征。①有关商榷经纬参见四文：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