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雯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自古以来深受中华文明泽被的邻国日本，不仅较其他国家更早、更多地输入中国典籍，其对《史记》的研究、模仿、应用等各方面的高度和普及度，也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甚至可以说《史记》对日本文明的成立和发展都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曾言“如同西方历史之父是希罗多德，公元前1世纪完成的汉代司马迁《史记》则是我们东方历史的祖先”①吉川幸次郎《常識への反抗—司馬遷『史記』の立場》，《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六卷，筑摩书房，1984年。、“司马迁的伟大史书《史记》，不仅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学之伟大成就”②吉川幸次郎《『史記』と日本》，《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六卷，筑摩书房，1984年。

近代日本，传统儒学随时代变化转型为东洋史学，并形成了时至今日仍在世界上有较大影响的东京文献学派和京都学派。在此近代历史学成立的过程中，日本汉学家对司马迁《史记》的研究也有了飞跃性、本质性进步。但在国内积累深厚的《史记》研究中却少有对这一现象有过关注或讨论，所以本文选取京都学派数位有过《史记》研究的汉学家，从文学、体例、思想等方面梳理并挖掘他们的史学观，并且通过与国内研究的比较来窥探司马迁《史记》对近代日本东洋史学的影响。

本文共涉及五位汉学家，其中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开创者，属第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