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婵，胡开宝

（1.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2.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料库研究院，上海 201620）

“比较法在译学研究中必不可缺”[1]xi。随着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翻译研究者再也无法埋首于单一文化语境。无论情愿与否，他们都必须走向世界，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译学体系展开对话。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西方翻译研究者仍缺乏自觉的“比较意识”。人们往往直接套用一种文化体系内生成的价值标准去衡量另一个体系中的翻译现象，导致一系列的错位、误读和歪曲[2]。

综观张柏然的研究成果，比较方法贯穿始终。他的研究总是从外观内，中西两条线并行，以西方文化传统为比照，探析中国传统文论和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张柏然追根溯源，通过梳理中西文化传统的哲学、美学和思维方式根源，尝试解释中西翻译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和民族特点。他坚持从时间向度观察中西译学的连续性。通过历时的观察维度，整理中西译学从传统到现代、后现代的发展脉络，辩证地看待中西译学理论的优势与不足。在全面分析和比对中西传统与现代译学的基础上，呼吁中西融通，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理论。

一、立足传统，追溯中西译学发展根源

各国社会文化、思想哲学的不同，不仅会形成对翻译的不同要求，也会深刻影响翻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演变[3]。张柏然追溯中国传统翻译活动和译学的哲学、美学和思维根源[4-6]，在他看来，中国传统译学中的命题几乎都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寻得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