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惟盛

话说1906年1月，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正在播放一部日俄战争影片。屏幕上，俄军雇用的一个中国间谍即将被日军处决，教室里的同学们欢呼雀跃，拍掌叫好，可有一位同学的脸上如同暴风雨将至的天空，面色凝重。这位同学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鲁迅。正是这部当时看似普通的电影，成为鲁迅弃医从文的导火索。

鲁迅最初的学习之路与文学毫不相干，他读过私塾，考過科举，学过采矿。他之所以转而学医，一方面是想借鉴日本经验，以医学救国，另一方面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可以明显感受到鲁迅对于当时中国半巫半医状况的强烈不满。在他赴日本留学前的文章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学医的兴奋和救国的强烈愿望：“我的梦很美满，豫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怀揣着这样的梦想，鲁迅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刚到东京，他很失望，满眼都是中国留学生的奢靡生活景象和种种丑态。他转而前往仙台，潜心学医。

“到别的地方看看，又如何呢？”

抵达仙台后，日本同学的歧视，老师“关心”似的怜悯，中国留学生面对同胞惨遭杀戮的麻木不仁，都如同匕首一般深深地刺入鲁迅的灵魂深处，这使得鲁迅对学医救国的道路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于是，鲁迅告别了藤野先生，再次“跳槽”。

弃医从文后，鲁迅曾在多家杂志上发表文学理论文章，其间一度沉寂十年之久。在这沉寂的十年中，鲁迅独自蜗居在斗室中誊抄碑文。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刻，他想了些什么呢？或许在为自己的选择沉思，或许在内心深处进行苦痛的挣扎。

“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

当时的鲁迅，内心深处仿佛还动摇着，就要沉沦在无休无止的犹豫之中。

在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浪潮中，鲁迅终于在犹豫不决和辗转反侧中抬起了头，决定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振臂高呼，以笔为枪，唤醒千千万万沉睡着的国民：“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他37岁时发表《狂人日记》，此后一发不可收，一举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依旧遵从在仙台时的坚定选择，并一直践行着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历史上，弃医从文的人物不在少数，孙中山、郭沫若，乃至契诃夫、柯南道尔，他们都曾怀揣着同鲁迅一样的医学梦想，但他们最终都做出了选择，有所弃，有所从，并在自己选择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我想，他们放下手术刀，拾起笔杆时，内心深处绝不会毫无波澜。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抉择，内心一定有过汹涌澎湃的争斗。人生，总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选择构成。有人功成名就，有人默默无闻；有人一夜暴富，有人倾家荡产。不同的选择造就不同的人生。选择，意味着取舍，意味着有所为有所不为。当选择微笑着降临在我们面前，改变命运的机会或许随之而来。当我们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时，我们也可以像鲁迅先生一样，弃之所弃，从之所从。做出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向前走，即使它荒草萋萋，人迹罕至，也一定能走出精彩的人生来。

教师点评

讲完课文《藤野先生》，我要求学生们写一篇读后感。惟盛同学没有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从一场电影谈起，运用大量史料，审视鲁迅的内心挣扎和选择。“人生，总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选择构成。”鲁迅的选择，或许也将成为惟盛同学的选择。（彭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