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发展中，器物的生成，一方面要满足人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要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上古时代的陶器，作为礼器和明器，承载着沟通天地神人、祭祀诸神的功能。隋唐以来，陶瓷逐渐进入日常生活。宋元之后，城市文明的发展使得陶瓷更加实用化。降至明清，陶瓷作为商品和世俗艺术的特点愈发凸显。但是，当时的政府并未建立专门的机构来服务商业交换、监控商品交易，或者保证财政平衡。在晚明时期，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文人、商人等社会阶层，都开始享受不受权利制约的商品经济带来的生活乐趣，即是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言的奢靡与纵乐。

一、明代的社会历史背景

元代统治者将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南人最低贱，这造成许多才子仕途美梦的破灭，只得以教书、卖画为生。文人以书画泄愤抒情成为当时画坛的一种风气，形成元代文人画特殊的风格。降至明朝，文人画进一步发展出个性化色彩强烈的画派和画家，后期形成了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南北宗论”。绘画逐渐从士大夫阶层走向社会大众之后，文人画中的造型元素和思想意识就不仅呈现在画面上，也进入了瓷器的装饰创作中。

明洪武年间，景德镇便有了专门为皇家烧瓷的御器厂。1403年，明朝在景德镇珠山设置御器厂，也就是所谓的官窑。官窑占用了最好的资源和技术，同时，明中期所采取的“官搭民烧”和“以银代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窑的生产技术，激发了窑工的积极性。

永乐皇帝朱棣派郑和及其他人率船队到达东南亚、中东和非洲，进一步发展了中国与亚洲及非洲许多地区的贸易關系。这一时期，产于中东的“苏麻离青”钴土矿随郑和的船队输入中国。“苏麻离青”含铁量较高，含锰量较低，在恰当的还原气氛和温度下能烧出宝石蓝的色泽。或许由于这些远航商船，才有景德镇订制的具有外国造型风格的瓷器。虽然这些瓷器大多作为贸易品销往他国，但是这种文化工业推动了陶瓷流入国的文明发展。可以说，这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相较前朝，明代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有很大变化，如匠作制度、货币经济的发展、专业化手工业生产中心的形成、明代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大、教育的普及、市民文学的发展等方面，这些变化可以被视为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端。16至17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陶瓷在远洋贸易中占比更大，推动了明代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自1567年彻底解除海禁之后，明末至清朝中期，中国几乎在与全世界开展贸易。马尼拉大帆船满载着陶瓷、茶叶、丝绸，远销东亚、东南亚、欧洲、美洲，使得16至17世纪世界白银的1/4至1/3流入中国。

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对外贸易的繁荣，是这一时期中国陶瓷业发展各方面的基础与前提。景德镇窑及明末以后沿海一带的瓷窑对外贸易瓷生产的兴旺，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二、明代的海外贸易状态

明朝的海外政策大体可以分成两个时期：明朝前期（1368—1566），实行的是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明朝后期（1567—1644），即隆庆开关之后，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贸易实行开放，此后不久便开始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

1567年，明政府在福建漳州府月港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缴纳税款，准许出海至东西洋贸易，月港遂成为闻名中外的私人海外贸易港。月港开禁后，欧洲的大帆船通过东边和西边来到中国，然后把茶叶、丝绸、瓷器这些大宗商品运到世界各地，真正形成一条国际贸易的路线。

从东方看，宣德年间以后，中国东南沿海私商贸易兴起，以闽南海商为主的民间贸易越来越活跃，贸易通道更为畅通。除了通过琉球国与南海诸国间接贸易外，还寻求开通与东南亚各国的直接贸易，逐步恢复传统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受西方人贸易的刺激，嘉靖年间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变得更为激烈，几乎遍及闽浙沿海，甚至出现了李旦、郑芝龙这样的巨头为首的武装集团。他们作为中国海域的主人，在早期西方人的转口贸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6至19世纪，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作为早期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带动了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国家，与西班牙属美洲殖民地、欧洲等国的物产与人员的大流动，同时也推动了贸易沿线的文化和经济发展。

三、晚明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海内外市场对于景德镇陶瓷的大量需求，推动了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为了保证瓷器生产的高质量和高产量，制瓷技艺、烧造分工及各种原材料销售业相互配合，越来越要求各行业的高度集中。因此，明代景德镇瓷器的生产就具有一定程度上工厂生产的性质。这种生产模式蕴涵了效率机制及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也表明此类艺术品必须满足商品生产和市场需求。当社会经济发展到更加商品化的形态后，市场大量的需求会影响皇室“贡器”的质量，整个社会的财富占比也会发生改变。景德镇民窑四大行当连接着相关的产业链，且景德镇瓷器各行业生产单位之间，依据自身的资源环境及技术特性，进行了合理的产业定位。在皇室权利主导的“商品经济”模式下，大多数民窑会在完成皇室烧造任务之后，再完成相关订单生产。

当大量社会财富聚集到因工商业致富的城市富商阶层手中，传统的上贡制度难以将这部分财富向皇室转移时，皇室便会以新的方式介入民营工商业，继而掌握贸易市场，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官搭民烧”。故而明末清初，景德镇陶瓷行销国内国外市场，且生产不断趋向市场化的状态，尤其是民窑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景德镇瓷器生产专业化和流水线化，能够接到订单之后快速使作品成型、绘制、烧造。晚明外销的陶瓷的器型大多集中于日用瓷和陈设瓷，贡器、文玩器等一些行销国内的商品的造型和风格也有了很大变化。明末，社会财富的积累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朝代更替，资本主义并未得到发展。此外，一种追求更加有品质、美感的生活观念开始形成，瓷器能满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实用和审美的需求，其造型端庄规整，制作精致。日常用瓷日渐丰富和讲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各色餐盘、盘碗等餐饮用具。景德镇俗称其为桌器，造型同于一般的盘、碗，特点是成套设计，花色装饰统筹处理，形成了统一的理念，提升了规格的礼仪性，满足了视觉的享受。此外，一些漆器、木制品、室内装饰物也多用瓷器来呈现，如仿木笔筒、瓷屏风画等。这在丰富瓷器器型的同时，助长了晚明时期中上社会阶层的享乐之风。晚明社会风雨飘摇，皇权已经没有力量主导市场，反而是南方的大商人以资本集团的力量推动贸易的发展。

四、晚明的艺术经济

一件器物的意义，并不在它自身，而是在它与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它被人所赋予的功用和地位之中。若探析明末陶瓷的功能性和社会性，还是要透过当时的社会历史，通过陶瓷承载的实用、审美和象征功能，了解晚明的社会风貌和社会变迁，阐释反映在陶瓷艺术上的时代意识、民族文化和价值取向，进而分析晚明社会中“奢靡”风气的动因。

景德镇专业化生产地的形成，促进了其城市雏形的发展，并且陶瓷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了“过手七十二”的生产环节。随着官窑的衰落，官窑对原材料的控制力量相应下降，民窑陶瓷造型更加多样，纹样也更加丰富，民间所用纹饰大量出现在“官搭民烧”的精品瓷器中。官府对优质瓷土和青料控制的松动，官窑的先进技术流入民窑，使得民窑的生产在明末达到了一个顶峰。为了适应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及市场供应情况，也由于商业、经济等方面的需要，晚明的社会

生活逐渐泛俗化。

泛俗化，并不是相对“雅”而言的。明末，市民文学获得空前的蓬勃发展，这种文学的语言更接近地方口语，且受众多为中下层人民，受众数量多且不受传统教育的思想约束。此外，万历年间木刻版画技术的进步直接带动了出版行业发展，大量的小说、故事、话本等时尚消费读物中的插画、插图和图谱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装饰艺术，使得陶瓷上的装饰题材偏向世俗化、情景化、喻意化，反映现实生活的良好愿望。

此时期瓷器上的插图纹样和铭文相较于明初逐渐增多，原因之一是民间财富的增长，富有的商人和市民在增加，享乐的生活不再局限于贵族，风月与艳情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弥漫开来。同时，商人通过礼物的方式去构建自身阶层，从而缩小与文人群体的差距。为了迎合普通民众的“崇文”心理，组合文字、图案和人物画等元素，形成“诗情画意”的装饰组合，成了新的瓷器装饰风格。原因之二是从北宋开始便抑武重文，大力改变唐五代的重武轻文倾向。在宋之后，中国的政治基本属于文官政治，提倡儒家的致世观念和道家的自然宇宙观。因此，晚明时期大量瓷器上出现了铭文题记款。这种装饰风格形成了新的商机，但也表明了中下层文人已大量渗透到陶瓷创作中来，不再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希望借助这种形式来追慕古代先贤，表达对商贾之风盛行、世人唯利是图的不满。由此可见，陶瓷作为一种实用艺术，既作为商品解构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又作为艺术品，以艺术化、文本化的方式，呈现人们对生活的意愿与期冀，成为具有社会性的文化工业。

五、晚明社会风尚与现世观

城市规模的扩大使得各种文化、祭祀、娱乐活动越来越多，器物的功能便被赋予了更多的意味，即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浓郁的“礼佛”风俗可以说是晚明社会风尚的一个特色，有些地域即使经过了朝代更替也并未受很大影响。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事佛”的初衷已不再是向往来世，而是祈求现世的回报。瓷器上很多铭文题记与现在为过庙祈福所售卖的贡品相似，大多集中于祈福、求财、保平安。从祈愿的内容来看，明末以财富为中心的观念业已形成，民眾希望越来越富有，也能看出人们在幸福、财富和人身安全等方面的压力。

资本主义萌芽在晚明社会已初现端倪，与重商主义的欧洲国家相比，明代民间贸易自由很多。但是，封建专制、家族宗法依然主导着社会。在已经形成了集中生产状态的地区，财富更加聚集。然而，生产力还未达到一定程度，这种财富的聚集便会形成地域经济体，如一些行帮、商帮等。若没有国家政策导向的话，民间资本在此时不会去提高生产力，而是雇用更多人进一步细化分工，扩大生产。这种扩大生产受宗法制的商帮、行会的控制，用以巩固家族式统治，形成一种多子多福的文化，此种社会风尚从当时装饰有不同类型的婴戏图、娃娃攀花纹的陶瓷器中便可见一斑。

此时的商业化程度虽然高，且获取财富的途径增多，但不确定因素也随之增多，财产、人身风险增高。与其将这种“事佛”“多子多福”的“现世观”说成一种信仰，毋宁说是一种商业交易行为。晚明时期的民间宗教信仰非常现实，对普通民众而言，这种艺术化的供奉在求佛问道面前最重要的功能即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将祈愿传递给神灵，重在祈求结果的灵验，形式的正误、与宗教文化是否有冲突并不重要。

六、结语

在晚明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商业贸易由国家在场逐渐变为以民间资本集团为主体的商业活动。陶瓷作为一种器物，抑或一种主要的贸易品，其商品属性反映着当时社会经济的转型，繁荣的海外贸易也表明了中国的制造业正在加速推动世界文明进程。但是其也有艺术属性，陶瓷器的造型、纹样、装饰反映着时代生活的特征，承载着特定的社会文化，对透视明末的社会等级、社会结构和生活风尚有着重要的作用。

基金项目：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艺术人类学视野下城市艺术区的景观生产与景观消费理论研究”（20BA015）。

作者简介：王天歌（1992-），男，河北石家庄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